原文刊发:《中国农村观察》2022年第5期,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 (ID:ruraleconomy),作者:刘明月 冯晓龙 张崇尚 仇焕广,原文标题:《《中国农村观察》精华版|刘明月等: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引言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旨在通过“挪穷窝”“换穷业”实现“拔穷根”,从根本上解决搬迁群众的脱贫发展问题。


“十三五”时期,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6000亿元,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6万多套,实现了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乔迁新居,有效解决了全国近1/5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继土地改革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发生在中国贫困地区农村的又一次伟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是人类迁徙史和世界减贫史上的伟大壮举。探究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不仅对有序推进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讲好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故事、分享中国脱贫经验的重要手段。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部分学者从生计资本角度开展研究,发现搬迁改变了农户原本恶劣的自然禀赋,改善了家庭的生计资本(陈胜东等,2016),促使农户的生计策略逐步由以农业为主向以非农业为主转变(马明等,2021)


部分学者从收入和消费角度评估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发现搬迁能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Zou et al.,2019;Leng et al.,2021;时鹏等,2022),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搬迁户比非搬迁户的收入水平平均提高约92.13%(李聪等,2019)


此外,还有学者从脆弱性角度测度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发现搬迁提高了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降低了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然资源禀赋匮乏所导致的贫困(宁静等,2018;刘明月等,2019)


但是,总体来看从多维贫困角度评估搬迁其实施效果的文献相对较少。随着人们对贫困认识的不断深化,贫困的内涵从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同时与其他减贫政策相比,易地扶贫搬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仅要让贫困户“搬得出”,还要让贫困户“稳得住”“能致富”“能融入”,意味着在评估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时,贫困户的满意度、获得感、社会地位等主观感受不容忽视。


基于此,本文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多个维度构建贫困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并利用8省(区)16县1009户的3期面板数据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为进一步理清搬迁政策的作用路径提供新证据,也为完善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二、易地扶贫搬迁多维减贫的理论逻辑


易地扶贫搬迁主要是针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实施的。这些地区不仅人口居住空间分散、产业基础薄弱、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滞后,还受到生态环境恶劣或基础设施不足的制约,难以实现就地脱贫和发展(黄祖辉,2020)


只有通过外部政策干预,让贫困群众搬迁到交通相对便捷、从业机会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有效覆盖的地方,才能实现“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的初衷。为及时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搬迁不仅要缓解贫困户经济收入方面的“贫”,还要缓解他们在教育、健康、生活水平等发展能力方面的“困”,以及在获得感、满意度方面的“主观贫困”。


第一,易地扶贫搬迁能有效缓解贫困户家庭的收入贫困。


一方面,搬迁能大大降低贫困户获取农业生产技术、市场等信息的交易成本,提升其对农业生产新技术、市场信息的应用和把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农产品质量,从而带来家庭农业经营性收入的增加(Leng et al.,2021)


另一方面,搬迁缩短了贫困户到就业市场的距离,能降低就业信息和岗位的搜寻成本,增加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宁静等,2018;李聪等,2020),从而提高家庭的工资性收入。


另外,搬迁后续产业扶持激活了资源要素市场,贫困户可用家庭的承包土地经营权、住房财产权以及资金、实物、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入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而增加家庭的财产性收入。


第二,易地扶贫搬迁能有效缓解贫困户发展能力方面的贫困。


一方面,安置区规划建设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完善贫困户子女的教育服务配套,改善了他们的受教育条件,能够切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搬迁贫困人口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阶层跃升(武汉大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课题组,2020)


另一方面,安置区构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合理配套建设社区医院、卫生站、医疗诊所等医疗机构,能够降低贫困户的就医成本,提升其就医质量和效率(黄祖辉,2020),改善其家庭人力资本。


另外,安置区配套的水、电、路、垃圾处理点等基础设施,能为贫困户提供更便捷的生活条件,改变其在厕所使用、垃圾处理、能源消耗等方面的传统思想观念,改善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促进家庭资本积累,缓解家庭多维贫困程度(刘伟等,2019)


第三,易地扶贫搬迁能明显提升贫困户的主观福利水平。搬迁之前,贫困户所处区域的地理位置偏僻,自然资源匮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贫困户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艰苦,导致他们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较低。


搬迁之后,贫困户大部分搬至乡镇中心或县城周边的集中居住区,住房为高层楼房或砖混结构房屋,有水电和室内冲水厕所、独立的厨房,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同时,贫困户均等地享有社区周边的商贸条件、生产环境以及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时鹏等,2021),其满意度和幸福感得到极大提高。


另外,贫困户自我社会地位评价也是反映其主观福利的重要方面(王璇和王卓,2021)。搬迁之后,安置区较为完善的社区管理机制可以有效保障贫困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畅通他们的利益表达渠道,提高他们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从而增加其获得感和安全感。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团队于2017年、2019年和2021年在甘肃、广西、贵州、湖北、湖南、陕西、四川、云南8省(区)16县开展的易地扶贫搬迁户跟踪调查。之所以选择上述8个省(区),是因为这些省(区)在“十三五”时期的计划搬迁人口规模都为50万人以上,具有代表性。


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择样本,最终共得到1009户农户的3期有效样本。调查内容涉及安置区和农户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中,安置区问卷内容包括安置区基本情况、安置区管理情况、安置区产业发展情况等,农户问卷内容包括农户基本情况、搬迁情况、收入和消费情况、享受后续扶持的情况等。


(二)研究设计


1. 多维贫困指数的测算。


根据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等政策文件,结合中国贫困户脱贫标准“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1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本文选择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作为构建贫困户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


另外,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力度的指导意见》以及相关研究文献,将主观福利也作为搬迁贫困户多维贫困指数中的一个维度。


总体来看,易地扶贫搬迁户面临的贫困是多维的,包括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在此基础上,利用A-F法基于等权法测算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指数。


2.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多维贫困影响的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识别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多维贫困指数,核心解释变量包括是否搬迁和搬迁时间变量,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总人口、非农就业人口、耕地规模、是否遭灾、信贷约束、社会网络、产业项目、技能培训等家庭特征因素和社区非农就业、社区到卫生院的距离、社区到乡镇政府的距离等社区特征因素。


四、易地扶贫搬迁的多维减贫效应


(一)贫困户多维贫困指数特征


整体上看,贫困户多维贫困指数在2016年~2018年间的下降速度快于2018年~2020年间,这与汪三贵(2020)的研究结论一致,即越到减贫后期,减贫的难度越大,减贫的速度越慢。


进一步分析贫困户多维贫困各维度的贡献率发现,2016年~2018年,收入、健康和主观福利维度的贡献率均较高,三者可以解释贫困户多维贫困的67%以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收入对贫困户多维贫困的贡献得到有效缓解,而健康和主观福利成为影响贫困户多维贫困的关键。


(二)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搬迁入住安置区能显著降低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水平,而且搬迁时间越长,减贫效果越显著。这说明,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贫困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显著提高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同时搬迁安置区建设的住房、道路、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了贫困户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缓解了过去由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足等导致的能力贫困状况。


此外,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帮助贫困户参与到产业发展、扶贫车间、社区治理体系中,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追求幸福生活,并在社区建设中享有主人翁地位,激发了他们的内生动力,使其满意度、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得到提升,从而缓解了其多维贫困程度。


(三)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机制分析


进一步将贫困户在“贫”“困”“主观贫困”维度是否被剥夺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对反映贫困户“贫”方面的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易地扶贫搬迁能缓解贫困户的收入贫困。


易地扶贫搬迁对反映贫困户“困”方面的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与未搬迁贫困户相比,已搬迁贫困户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在这3方面受困情况较少。


此外,易地扶贫搬迁对反映贫困户“主观贫困”状况的主观福利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易地扶贫搬迁能缓解贫困户的主观贫困。通过比较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主观贫困”维度是否被剥夺影响的回归系数发现,易地扶贫搬迁主要通过缓解贫困户的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的受困状况,提升家庭的发展能力,进而降低其多维贫困水平。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更新权重的方式进行验证。利用熵权法对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进行重新赋权,计算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指数,进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指数有显著负向影响,与上述分析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贫”“困”“主观贫困”3个方面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多维减贫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利用8省(区)16县1009户贫困户的3期面板数据,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


研究表明:2016年~2020年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指数逐渐下降,其中,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平均被剥夺份额的下降幅度;易地扶贫搬迁能显著降低贫困户的多维贫困程度,而且搬迁时间越长,减贫效果越显著;易地扶贫搬迁主要通过改善贫困户的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提升家庭的持续发展能力,进而缓解其多维贫困中“困”的状况。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易地扶贫搬迁仍需加强后续扶持工作,以巩固拓展搬迁成果,防止出现大规模返贫。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搬迁后续扶持工作需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促进安置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完善就业帮扶政策等举措,拓宽搬迁群众的增收渠道,提升搬迁群众增收能力。


第二,提升安置区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搬迁群众的发展能力。迁入地政府要将大型城镇安置区的产业、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建设纳入新型城镇化的一体规划建设中,加快补齐水电路信气、绿化亮化、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搬迁群众的生活品质。


同时要将搬迁户纳入当地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全面保障搬迁群体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项权益,确保搬迁群众与当地民众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资源。


第三,加快搬迁群众社会融入进程,提升其满意度、幸福感和获得感。一方面要完善安置社区治理体系,提升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安置区搬迁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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