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尽管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完善县域金融市场体系和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相较于城市，县域金融市场供需不匹配、融资成本高、基础设施底子薄、抵押担保难等问题仍相当普遍，导致信贷配给和供需缺口依然较大。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对机构法人在县域、业务在县域、资金主要用于乡村振兴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实施更加优惠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是县域金融市场中最主要的金融供给者，对县域信贷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田雅群等，2023）。
农商行作为扎根县域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扶持农村企业、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农商行可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等方式给农商行带来全方位的优化升级，使它们可以更加高效地处理业务，有利于降低信贷风险、完善客户信用评价和提高信贷决策准确性等（游家兴等，2023）。同时，互联网巨头积极探索智慧农业、供销社参与新型合作金融发展等为农商行提供了合作“契机”。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发展推动金融科技公司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剧了市场竞争，提高了银行融资成本，对农商行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地位造成了冲击（张正平和江千舟，2018）。那么，面对金融科技浪潮来袭，农商行是“消极应对”还是“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对农商行而言是“契机”抑或“阻力”？金融科技对农商行绩效影响的机制黑箱又是什么？对以上问题的科学回答不仅有助于缓解传统普惠金融服务与商业可持续之间的矛盾，而且有利于明确未来农商行发展转型方向与市场定位以及完善乡村振兴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概念界定
1. 金融科技。目前对“金融科技”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被广泛接受的一个定义是金融稳定委员会给出的定义，即通过技术手段推动金融创新，形成对金融市场、机构和金融服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商业模式、技术应用、业务流程和创新产品。金融科技既包括互联网信贷、移动支付、互联网证券、互联网保险、P2P和智能投顾等金融业务，也包括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被应用于金融业务中的技术。
2. 农商行绩效。农商行改制后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原则，不仅要完成支农任务，而且需维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对农商行绩效的分析将着重从支农绩效和经营绩效两个方面展开。
（二）金融科技对农商行绩效的影响
根据颠覆性创新理论可知，金融科技对银行绩效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资产规模小、科技基础弱的农商行，面临科技公司布局农村金融服务、大型银行和城商行渠道下沉县域等带来的压力（熊健等，2021）。同时，农商行也存在自身发展缓慢、业务种类单一等问题，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林乐芬和法宁，2015）。由于管理机制、服务群体的特殊性，农商行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维持自身的商业可持续性也更为重要。已有研究表明，挤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共存于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作用中，整体上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但随着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技术溢出效应增强（熊健等，2021）。相较于国有大型银行，金融科技对农商行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王小华等，2022）。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
H1：金融科技对农商行支农绩效和经营绩效产生负向冲击。
（三）金融科技对农商行绩效的影响机制
1. 市场竞争。金融科技公司通过创造“硬信息”与传统银行体系在业务渠道获客等层面形成错位竞争，甚至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也给银行的业务结构、绩效水平乃至发展战略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邱晗等，2018）。
长期深耕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农商行，面临着市场竞争压力，具体表现为国有银行与互联网科技公司下沉县域，降低了弱势群体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利用人才、技术和资金优势逐渐深入农商行的根据地，同时也会产生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掐尖”现象。金融科技凭借其便利性、低成本优势与商业银行在金融业务中直接竞争（Thakor，2020），而农商行的经营范围一般限定在县域，其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服务“长尾客户”。随着大型银行与科技公司的不断下沉，农商行产品创新能力低、业务种类单一的劣势将被不断放大，导致农商行的客户流失，最终自身市场份额下降，支农绩效和经营绩效下降。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2。
H2：金融科技削弱农商行市场势力，进而使农商行支农绩效和经营绩效下降。
2. 数字化转型。根据技术创新溢出理论可知，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检测能力、调查技术水平，并逐步构建信用评价体系（Goldstein et al.，2019），为有效解决金融机构传统授信模式的局限性提供高效的科技支持。数字化可能创新性地改变了农商行的传统经营模式，一方面，农商行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可以吸引更多客户，拓宽盈利渠道；另一方面，农商行应用金融科技更新服务体系，可以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客户多元化的资金需求。金融机构发展逐渐多元化，是完善县域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何广文，2004）。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3。
H3：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农商行支农绩效和经营绩效的提升。
三、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参考崔恒瑜等（2021），本文选取涉农贷款规模作为衡量支农绩效的指标，总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经营绩效的指标。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基于Python网络爬虫技术和百度关键词搜索县（市、区）名称与金融科技相关关键词来构建县域金融科技指数。
3. 机制变量。为了探究金融科技对农商行绩效的影响机制，笔者分别从外部市场竞争和内部数字化转型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分别构建市场势力和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变量开展机制检验。
4. 控制变量。本文参考马九杰等（2020），控制了如下变量：资产规模、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第一产业占比、第二产业占比、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和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金融科技数据由笔者使用Python网络爬虫技术和文本挖掘法构建而得；二是县域经济金融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5－2021年，历年）；三是江苏省农商行数据通过课题组向银行发放调查问卷获得。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策略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减少遗漏变量偏差、解决面板数据的内生性问题、消除个体异质性与固定误差等。因此，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识别金融科技对农商行绩效的影响。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农商行涉农贷款规模和总资产收益率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农商行由于规模较小，难以与大型商业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竞争；加之“三农”客户天然存在弱质性，易受到金融排斥，而金融科技具有多元化服务、大数据分析的竞争优势，直接抢占农商行的长尾客户，使农商行发放的贷款数额减少，支农绩效也随之下降；此外，由于利率市场化，银行吸储能力降低，负债成本提高，客户流失与成本提高挤压了农商行的盈利空间，最终对农商行经营绩效也产生不利影响。假说H1得以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三）内生性讨论
对于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彭澎和徐志刚（2021）的处理方法，将农商行所在地级市除本县外的其他县的金融科技的均值（以下简称“除本县外的金融科技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在内生性问题处理之后，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五、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分析
（一）影响机制分析
1. 外部冲击：市场势力。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农商行市场势力的影响显著且系数方向为负。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软信息优势，金融科技通过创造“硬信息”催生金融服务多元化的竞争优势，与传统金融机构形成竞争，分流了农商行的县域金融市场份额，对农商行绩效产生威胁。这说明，金融科技削弱了农商行的市场势力，导致农商行的市场份额减少，绩效水平下降。假说H2得以验证。
2. 内部调节：农商行数字化转型。结果显示，农商行数字化转型确实能提升其绩效水平。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农商行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业务模式，减少了经营成本和扩大了服务边界；通过大数据、信息收集和农户信用评级等方式可以减少用户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农商行的金融服务能力增强，绩效水平得到提升。假说H3得以验证。
（二）进一步分析：金融科技能否倒逼农商行数字化转型
本文进一步将金融科技的二次项加入回归模型，以进一步检验金融科技对农商行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拐点。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科技与农商行绩效呈正U型关系。其中的逻辑关联可能是：金融科技的出现重塑了农村金融市场格局，外部市场竞争者先行利用金融科技抢占市场份额，导致农商行的市场份额流失，从而倒逼农商行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而使农商行绩效出现先下滑、后缓慢上升的情况。
为了验证金融科技发展是否会倒逼农商行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将当期的金融科技与前置一期和前置二期的农商行数字化转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前置二期的影响显著且系数方向为正，一定程度上说明金融科技存在倒逼农商行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其绩效的可能。
究其原因，可能是外部市场竞争者先行利用金融科技抢占农商行市场份额，市场势力减弱使农商行陷入“生存危机”，从而倒逼农商行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增强市场势力。然而，大多数农商行规模较小、人才匮乏导致其数字化水平较低，但由于金融科技的冲击又“不得不转”，因此金融科技倒逼农商行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可能存在时滞。
（三）异质性分析
1. 区域异质性。本文将样本按照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分组并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域，金融科技对农商行绩效的冲击较弱。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域通常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农商行更好地应对潜在的外部冲击。
2. 资产规模异质性。本文分年度按照农商行资产规模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资产和低资产规模组。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低资产规模组农商行绩效的冲击更大。可能的原因是：较大规模的农商行通常在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能够更好地适应金融科技变革和客户需求，从而提供更多样化和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江苏省57家农村商业银行2014－2020年的面板数据，基于Python网络爬虫技术和文本挖掘法构建县域金融科技指数，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农商行支农绩效和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金融科技对农商行实现双重目标产生不利影响，具体表现为金融科技对农商行支农绩效和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冲击。第二，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会削弱农商行市场势力，进而对其支农绩效和经营绩效产生“阻力”，这种负面效应会因地区差异和银行资产规模不同而变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银行资产规模小的农商行负面效应较强。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科技与农商行的支农绩效和经营绩效存在正U型关系，金融科技倒逼银行数字化转型，从而为其提升支农绩效和经营绩效带来“契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农商行不同于其他商业银行，应考虑其定位和职责的特殊性。一方面，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加强对农商行的支持，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农商行的需求和特点，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支持措施，以帮助农商行更好地应对金融科技的负面冲击。
另一方面，农商行是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应引导农商行在面对金融科技冲击时，发挥自身天然的“地缘”和“亲缘”软信息优势，坚守支农支小战略定位，下沉服务重心，降低服务门槛，把银行的服务从“窗口”送到“村口”，从线下扩展到线上。二是积极支持和推动农商行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支持农商行加快数据化转型，激活农商行数据资源要素，如推动数据共享、拓宽场景应用、强化数据安全，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支持其做好客户信息保护，提升数据的挖掘能力和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加强农商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发挥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以提升服务“三农”的效率和机构的盈利水平。同时，需要引导农商行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制度，建立新型数字化风险管理体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 （ID：ruraleconomy），作者：刘丹、尤佳、张龙耀（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