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1984年乡镇企业全面复苏以来，市场化、城镇化与现代化要素乘着政策的东风被送进乡村，冲击着传统村落边界与社会组织架构，衍生出“城中村”、“村改社”（集中居住型社区）、“易地搬迁移民社区”、“企业型社区”等新型社区空间，同时也加速着传统村落的衰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平均每年约有9585个行政村正因种种原因消匿于乡土中国的巨幅版图上，带走数亿人的“根”与“思”，学界称之为“村落的终结”（李培林，2002）。
关于“村落终结”现象的讨论往往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市民化的背景下展开，遵循着“城市发展扩张－侵占乡村空间－多元边界动摇瓦解－传统村落终结”的演变脉络。在此过程中，“村落终结”被视为城市不断包围农村形势下被动形成的结果。
李培林（2004）就“城中村”现象，首次提出了“村落终结”这一历史性论断。田毅鹏和韩丹（2011）则进一步明晰了“村落终结”的内涵，并将其分为如下三类：一是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被迅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如“城中村”；二是远离城市的偏僻村落在过疏化、老龄化背景下走向终结，如传统村落；三是在行政力量之下，通过村落合并形式走向终结的村落，如“集中居住型社区”和“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等。
在既有学者对“村落终结”的理论探讨中，多将“城中村”视为研究对象，将城镇化、市场化与现代化对传统乡村空间的侵蚀与瓦解看作新型社区空间再造的基础假定。然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现代化的发展是否意味着必须牺牲乡村空间来成全城市空间的发展延伸？面对外部力量的侵蚀，传统乡村是否只能被动接受终结命运，应该采取怎样的姿态来应对？这些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为了回应上述问题，本文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为例，通过深度剖析该类“自我终结”式村庄传统属性的消解过程，及其在与市场对接中新型社区的再造过程，尝试归纳传统村落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发展转型的成功机制，在对村落终结的“理想类型”进行有益补充的同时，以期对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贡献一些理论思考。
二、“自我终结与再造”：传统乡村社区实现空间转型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
“‘空间’意义上的城乡融合，即所谓的‘城乡空间融合’，事实上就是一体化的整体思维，将城乡空间看作动态的整体空间，城乡空间中的权力、资本、社会关系等要素有序流动，共同维系城乡空间秩序再生产”（张扬金和邓观鹏，2021）。这种空间整体性思维表明城市与乡村空间并不是割裂对立的，乡村可以通过自身空间的有机更新与城市进行互动和关联（陶青青，2023）。
对此，本文尝试将新内生发展理论融于村落“空间生产”实践，在弥补后者对行动主体内生性关注不足的基础上，提炼适用于中国发展实际的乡村空间变迁理论分析框架——融“空间开放－自主规划－组织理性－利益联结－内外联动”于一体的“自我终结与再造”框架。
该框架将城市和乡村看作中国社会空间的“一体两面”，用整体性发展思维取代对立、依附的片面性空间认识，强调二者的互构与互补性，以此恢复村落的空间话语。其中：
空间开放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前提。开放意味着村落空间要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城镇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在开放过程中，传统村落边界（自然、经济、行政、社会、文化等）式微，部分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传统要素消解，村落空间面临终结与转型。
自主规划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建设力量。村落地方性力量是未来发展的潜力和主力，只有构建自身的发展主动性，基于特色乡村性打造发展的“差异性空间”才能免于被城市化吞并，将空间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
组织理性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特色保障。在村落空间中，以村“两委”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始终代表着村民的利益，大多拥有规划空间的决定权，同时履行维护空间正义的义务。
利益联结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核心驱动力。现代性身体再生产着空间，只有将身体留住并凝结为共同体，才能在持续保持空间活力的同时强化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
内外联动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所要达致的目标和理想形式。内外联动为“地方”与“超地方”要素的自由流通、上下互动提供了可能，将城市空间和村落空间联结为一个整体，有益于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案例介绍与研究方法
袁家村原本是一个地处西北内陆、远离城市、资源匮乏的贫困村庄，面对城镇化、市场化、现代化浪潮的强大冲击，没有和广大传统村落一样被动接受被吞噬、淘汰、边缘化的命运，而是在一次次的自觉尝试中，完成了产业转型乃至就地城镇化的空间转型任务，其“自我终结与再造”实践无疑为传统村落空间的发展变迁提供了一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本文采取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袁家村的终结与再造历程进行最大程度的社会化还原。
四、案例描述：空间转型视角下袁家村的“自我终结与再造”实践
（一）空间开放下的传统属性消解与“村落终结”
1. 市场要素渗透：地域空间商品化。在市场要素的渗透下，袁家村的村民、土地、自然景观、农业资源等核心要素变为筑建空间的生产力、原材料甚至商品，在创造资本与形成各样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实现着土地的商品化、粮食的商品化甚至空间的商品化，促进地域空间由自然物质空间向社会空间转变。传统村落“独立封闭社会边界的社会实体”属性消解（毛丹和王萍，2014）。
2. 权威力量主导：抽象空间碎片化。纵观袁家村的三次产业转型过程，村庄的空间变革自始至终充斥着国家、政府部门、乡村精英、村级组织、旅游公司、专家学者等的规划与主张。袁家村在一个严格控制的总体框架中，被分割成形形色色的空间：居住、劳动、休闲、娱乐、旅游等，使其所展示的形象与这些形象所塑造起来的需要完全相符。
3. 多元社会关系交叉：社会空间复杂化。多元主体的入驻为袁家村市场的拓展与创新带来了活力，但也使得其空间关系更为复杂。空间中凝聚着商户与游客、村民与村委会、村委会与旅游公司、商户与村民等“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利益关联。
（二）自主规划下的社区再造与共同体生成
1. 地域空间再造：市场共同体生成。袁家村在0.4平方千米的地域空间再造的基础上起步，不断突破村域、县域、省域、国域边界，随产业转型与融合，实现地域空间的无限延伸，促进市场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
2. 文化空间再造：记忆共同体生成。袁家村通过挖掘村庄原生文化、整合地区传统文化、吸收现代都市文化，再造起一个完整且极具时空性、活态性、开放性与展示性的文化空间。在异质性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村庄的多元利益主体逐渐形成统一的认同，营造凝聚力与感召力并存的社区精神与社区意识，日益联结为团结的“记忆共同体”。
3. 社会空间再造：秩序共同体生成。为协调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维持社区秩序，袁家村通过加强成员间利益关联，强化成员对社区与社区组织的整体认同，助力居民主体的整体增能，优化社区制度设计（顾东辉，2021）等措施，打造秩序井然、利己利他、合作共赢的和谐共同体。
五、案例剖析：袁家村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动力机制
（一）空间开放：打造“内外联动”的共生发展格局
空间开放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前提。空间开放意味着村落要摆脱传统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发展思维，在对地方空间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一方面适度开放自然、经济、文化、社会等边界，允许“超地方”要素的进入，另一方面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超地方”，打造内外联动的共生发展格局。
当然，这是一种有选择、有干预的开放，是“坚守自我”基础上的开放。就袁家村（地方）与“超地方”的关系来看，在积极寻求“地方打造”与“超地方融入”的发展平衡中，允许并主动干预“超地方”力量介入，在恢复空间工具属性的基础上，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城乡融合发展与全民富裕的整体性目标。
（二）自主规划：掌握产业发展与空间转型的自主权
自主规划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建设力量。起初，袁家村并不具备学界所划定的“城中村”、“超级村庄”的发展条件，它距离城市中心远，自然和人文条件不突出；也并非易地搬迁社区、集中居住社区等政府重点扶持的典型村庄，可以说毫无地缘、资源优势可言。其成功蜕变正是源于对村庄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主动探索与自主规划，最终在旅游业这一特殊产业的支持下，实现创新与突破，在促成传统要素消解的同时，自身也生成“非城非乡”的新社区空间，成为超越地域与国界的新市场中心。
（三）组织理性：再造发展与和谐共存的正义空间
组织理性是袁家村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特色保障。以组织理性的权威取代单位个体的个性权威，是营造客观公正的基础。与“城中村”、企业型村庄等相似，袁家村对村级组织有强烈的依赖感，村民也已实现由传统小农向“理性经济人”的转变。但不同的是，袁家村村民的个体理性始终依附着组织理性，在组织理性的统一规划下行动。
从基本职能来看，各类村级组织或是对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负责，或是依法依规推动多方利益主体的有序生活，或参与或支持分红事宜。但在袁家村，其村“两委”显然更具有话语权。在乡村精英领导下， 村“两委”通过长远规划，再造着发展与和谐共存的正义空间。
（四）利益联结：构建“共生共担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就袁家村的变迁历程来看，虽遵循“经济边界－自然边界－行政边界－文化边界－社会边界”的开放次序，在资本介入、权威规划、多元主体共存的互动过程中走向终结，同时开启新社区共同体的建设，但基于发展旅游业态的异质性需求，其产业发展的可持续与新社区共同体的缔造并不能仅用乡缘与业态的适配性双向互动机制进行解释。
究其原因，此种适配性互动忽视了村民由传统小农向理性社会个体的身份转变。袁家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将“利缘”纳入乡缘与业态的适配性互动过程，通过创设“股票市场、合作金融”的股份合作新形式，将本村村民、外村村民、打工者、投资者、管理者等多元主体置于同一利益链上，纳入共生共担共享的市场共同体中。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解码陕西袁家村由终结到再造的空间转型过程，力图寻找传统村落在城镇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冲击下得以获得空间发展权的实践方式，最终提炼出融“空间开放－自主规划－组织理性－利益联结－内外联动”于一体的村落“自我终结与再造”框架。
其中，空间开放是实现其“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前提。它要求在对地方空间进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有干预性地开放空间边界，以促进“地方”与“超地方”间要素的流通；与此同时，地方也要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城镇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打造起“内外联动”的共生发展格局。
自主规划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建设力量。村落地方性力量仍是未来发展的潜力和主力，只有构建自身的发展主动性，基于特色乡村性打造发展的“差异性空间”才能免于被城镇化吞并，进而将空间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
组织理性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特色保障。村“两委”通过对社会分层、收入差异等进行适时调整，对村落空间进行科学规划、再造，使得资本与乡土互融，共同维持空间的正义与平衡。
利益联结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核心驱动力，要求关注空间中多元主体的重塑与联结，可通过主体赋能、合作共赢实践等凝结成“共生共担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在留住人才、持续保持空间活力的同时强化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
内外联动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理想形式，强调用整体性视角看待城市空间发展和村落空间发展，主张在城乡融合中实现共生。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促进传统村落空间转型的启示：
第一，地方政府要树立整体性发展意识，将传统村落的发展纳入地方性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地方”与“超地方”间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为实现“内外联动”打好基础。
第二，改变单一的福利输送、直接干预的支持方式，改变刚性规划的开发方式，将空间发展话语权交还给村落自身，给村落空间参与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机会；与此同时，也要完善相应的保护和激励措施，确保村落和农民的利益不受到侵害。
第三，村落空间要有主动求变、自觉探索的勇气，也要有“自觉”的意识。
第四，始终紧握空间发展的主动权，这是免于被城镇化、市场化及现代化吞并的首要前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ID：ruraleconomy），作者：郭占锋、田晨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