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生命最初的1000天是人类发育至关重要的阶段。虽然中国孕产妇死亡率等指标稳步下降，已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国家卫生健康委，2019），但农村地区孕产妇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仍较为突出。改善农村地区孕产妇的身心健康状况对促进婴幼儿生长发育和未来人力资本积累有重要意义。
抚育孩子并非母亲个人的责任。已有的祖辈参与照护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其一是从应对老龄化问题出发，探究参与照护对祖辈自身营养健康、幸福感、认知能力等的影响（宋璐等，2013；宋靓珺等，2020；吴培材，2018）。其二是关注女性（主要指孩子母亲）发展，评估祖辈参与照护对女性就业率、就业收入等方面的影响（邹红等，2018；赵昕东和王烨，2021）。其三是关注儿童发展，评估祖辈参与照护对学龄儿童营养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刘贝贝等，2019；华淑名和陈卫民，2020）。其四是关注祖辈参与照护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鲍莹莹，2019）。
现有研究对中国农村地区祖辈参与照护孕产妇的问题关注较少。第一，相较于生命历程的其他阶段，孕产期的母婴健康尤为重要。第二，对于家庭中的孕产妇和婴幼儿，祖辈参与照护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其他阶段不同。在孙辈儿童期，祖辈参与照护主要是替代孙辈的父母履行照护职能（比如祖辈照护留守儿童），但在孕产期，祖辈参与照护的影响往往需要以孕产妇为中介发挥作用。第三，已有研究多仅限于静态评估祖辈参与照护的影响，而未注意到随着核心家庭在子代抚育方面的功能变化，祖辈参与照护的作用可能发生变化。
本文基于陕西师范大学于2019年和2021年在农村地区开展孕婴营养健康调查的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评估祖辈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身心健康的影响，并尝试从家庭功能视角对其影响效果的变化机制展开深入分析，为政策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家庭现代化理论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驱动了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变革，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家庭也由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转变（Parsons，1943；唐灿，2010），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家庭承担的功能及家庭成员的分工出现变化（彭希哲和胡湛，2015）。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延续的基础。在传统社会的大家庭中，祖辈也承担着照护孙辈的责任，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家庭现代化使家庭在子代抚育方面发生了两方面重要转变：其一，现代社会各领域表现出高度专业化的特点，各种组织相互依存，功能是非自足的（唐灿，2010）。子代抚育中专业性较强的部分逐渐从家庭剥离，转而由专业化的组织机构承担。其二，随着家庭的经济、文化等功能的弱化，核心家庭越来越聚焦于子代抚育和夫妻间情感支持两大功能。这使得在家庭分工中，作为核心家庭成员的夫妻承担的子代抚育功能会增加，而祖辈承担的照护功能则相应地减少。原来由祖辈向孕产妇提供的照护服务，或由于孕产妇受教育水平提升、学习能力增强而可以自己应对，或转由孕产妇的丈夫提供。这两方面均降低了孕产妇对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的需求。
虽然随着家庭现代化的演进，祖辈参与孕产期照护的程度会发生变化，但现阶段祖辈参与照护有何影响及如何发挥作用，则取决于上述家庭功能的转变进程。这种转变可能是漫长的，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家庭处于家庭功能转变的不同阶段。另外，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孕产妇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假说H1：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具有正向影响。
假说H2：当核心家庭养育照护能力增强或养育照护社会服务更加完善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身体健康的影响程度减弱。
假说H3：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的心理健康既可能存在负向影响，也可能存在正向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在陕西省农村地区开展的孕产妇及婴幼儿营养健康调查项目。该项目以农村孕妇和6月龄以内的婴幼儿家庭为调查对象，分别于2019年3月和2021年3月进行了两次调查。两次调查共计获得有效样本1307个。删除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纳入分析样本共1159个。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 因变量。本文关注的因变量涉及农村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首先，本文选用农村孕产妇对身体健康的自评状况作为测量指标；其次，为反映农村孕产妇营养状况，本文选择孕产妇是否贫血这一常用测量指标。该指标由当地医护人员协助采取指尖血，对血红蛋白水平现场测试。对于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采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测量。
2. 自变量。本文的“祖辈”指胎儿和6月龄以内的婴幼儿的爷爷、奶奶（孕产妇的公公、婆婆）。由受访的农村孕产妇确认自本次怀孕以来，所有家庭成员中谁在孕期及分娩后提供的照护最多。在孕期，“照护”主要指对孕妇本人的照护；分娩后，“照护”则包括对产妇本人的照护和对婴幼儿的照护。当农村孕产妇的婆婆或公公被认定为参与照护最多时，则定义自变量“祖辈为主要照护人”取值为1，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孕产妇个体特征；二是家庭特征；三是祖辈特征，鉴于调查中具体参与照护的祖辈主要为孕产妇的婆婆，对于祖辈并非主要照护人的情况，在设定祖辈特征控制变量时，取孕产妇的婆婆的个体特征作为祖辈个体特征值。
（三）模型设定
1.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均为虚拟变量，为检验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本文使用Probit模型。
2. 直接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借鉴已有文献（Reinkowski，2013；Rupert and Zanella，2018；Ao et al.，2022），使用“孕产妇丈夫是否有亲哥哥”作为工具变量，来估计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使用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身心健康的影响均不显著。在控制变量中，从孕产妇身体健康状况看，祖辈受教育水平较高、祖辈健康状况较好对孕产妇自评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产妇（相对于孕妇）、外出工作过、生育子女多的孕产妇贫血概率更高。从孕产妇心理健康状况看，孕产妇受教育水平较高会显著降低其出现抑郁的风险，祖辈年龄较大会增加孕产妇出现抑郁的风险，祖辈健康状况较好会显著降低孕产妇出现抑郁的风险。
（二）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分析
为克服直接采用Probit模型估计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孕产妇丈夫是否有亲哥哥”作为工具变量，运用IV-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与预期一致，当孕产妇丈夫有亲哥哥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的概率显著下降。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身体健康的影响显著，即显著提升了农村孕产妇的自评健康状况，又显著降低了其贫血概率。
可能的原因是：其一，祖辈能够提供实际的照料与护理，如负责照料孕产妇的饮食、陪同产检等。其二，祖辈（主要是孕产妇的婆婆）拥有较为丰富的养育照护经验，能够对孕产妇生育、养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一些指导和帮助，如对孕产期常见疾病的预防和应对等。H1得到验证。
本文结果也显示，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具有负向影响，主要是会提高农村孕产妇的压力风险水平。H3得到验证。这可能因为：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当其护理和养育经验与孕产妇的观念不一致时，在照护过程中容易与孕产妇出现意见分歧和产生矛盾，进而导致孕产妇压力增大。
（三）不同祖辈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不同特征的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身心健康产生的影响也会不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祖辈参与照护更有利于改善农村孕产妇的身体健康状况，且其作为主要照护人对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不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五、家庭功能视角下祖辈参与照护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家庭功能视角，尝试探讨祖辈为主要照护人对农村孕产妇身心健康的影响如何随孕产妇不同的养育照护能力、孕产妇丈夫不同的参与情况以及不同的养育照护社会服务水平而变化。
（一）不同孕产妇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分受教育水平看，当孕产妇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能够显著提升孕产妇的自评健康状况、显著降低其贫血概率。当孕产妇受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上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孕产妇身体健康无显著影响。分年龄组看，当孕产妇年龄小于或等于27岁（中位数）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能显著提升孕产妇的自评健康状况，显著降低其贫血概率。当孕产妇年龄大于27岁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仅能显著提升孕产妇的自评健康状况，对孕产妇的贫血状况无显著影响。
分受教育水平看，当孕产妇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会导致孕产妇的压力风险水平显著提高，对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产生负向影响。当孕产妇受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上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不再具有显著影响。分年龄组看，当孕产妇年龄小于或等于27岁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当孕产妇年龄大于27岁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出现抑郁、焦虑和压力的风险水平均显著提高。
（二）孕产妇丈夫同住与否对祖辈参与照护作用的影响
当孕产妇丈夫不在家同住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不仅显著提升了孕产妇的自评健康状况，而且显著降低了孕产妇的贫血概率。当孕产妇丈夫在家同住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显著提升了孕产妇的自评健康状况，但对孕产妇的贫血概率无显著影响。
从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状况看，当孕产妇丈夫不在家同住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孕产妇出现焦虑和压力的风险水平均显著提升。当孕产妇丈夫在家同住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不再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孕产妇丈夫在家同住可以在孕产妇与祖辈之间起到调和作用，调解婆媳矛盾或缓解祖辈与孕产妇在养育照护方面可能存在的意见分歧，从而维护孕产妇心理健康。
（三）社会服务对祖辈参与照护作用的影响
从孕产妇身体健康状况看，当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可以显著改善孕产妇身体健康状况，孕产妇的自评健康状况显著提升且贫血概率显著下降。当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较高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孕产妇身体健康不再有显著影响。
从孕产妇心理健康状况看，当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时，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当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较高时，祖辈为主要照护人对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孕产妇出现抑郁的风险水平显著提高。此外，除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外，市场服务也是家庭之外的专业化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市场服务的蓬勃发展，可以预期这可能会进一步减弱祖辈在孕婴照护中的作用。
六、结论和建议
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祖辈作为主要照护人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身体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祖辈参与孕婴照护的作用受核心家庭养育照护能力以及社会服务发展水平的影响。随着家庭现代化的演进，原来需要依靠祖辈提供的照护服务，现在孕产妇或可以自己解决，或转由孕产妇丈夫提供，或可以从专业化组织机构获得。第三，而当孕产妇本人或祖辈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时，祖辈参与照护对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就会减弱或消失。
本文对改善农村孕产妇身心健康状况做如下建议：
第一，祖辈应积极参与到孕婴照护中来，向孕产妇提供更多家庭支持，政府应加大力度构建农村孕产妇“参与式社会支持体系”，推动生育友好型社区建设。第二，政府应加快推进孕产期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村孕产妇提供更加专业的社会服务和家庭支持，积极应对农村孕产妇心理健康问题。此外，孕产妇丈夫也应更多地参与孕产期的养育照护，并在孕产妇与祖辈之间发挥调和者的作用，维护孕产妇心理健康。
原文刊发于《中国农村观察》2023年第3期，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 （ID：ruraleconomy），作者：聂景春（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聂炜琦（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祖丽胡玛尔·热合曼（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庞晓鹏（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李英（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