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孤独大脑 （ID：lonelybrain），作者：老喻，原文标题：《命运偶然》，头图来自：《指环王》
一
一段令人不安的旅途，有时是因为前路莫测，有时是因为难舍出发之地。2022年的夏末，我即将跨越大洋，开始自己三年中的第六次酒店隔离。
像是欠了作业的学生，我提前数天干各种活儿，锯掉后院大树的枝丫，修剪玫瑰和绣球花，为果树施肥，收好夏日的躺椅，找机会小心翼翼地告诉孩子们，并听他们失望地“啊”一声。
就是那几天，需要找寻力量的我，重新看了《指环王》三部曲。时隔20年之后，突然发现：原来此前从未真正看懂过这部“外国西游记”。
这一次，我最喜欢的角色是甘道夫。无论多么无望的情境，只要他出场，你就会安心，就会点燃希望。
然而，甘道夫并非以无所不能的角色降临，人们的恐惧没有因他到来而消除，不确定性的迷雾亦未散去。
作为巫师，甘道夫的神奇能力在出场时是以毫无用处的烟花呈现的。他的咒语甚至无法打开一扇石门，他会被击倒，亦会坠入无尽的死亡深渊。甘道夫不像佛罗多那样对魔戒有天生的抵御力，但他洞悉并控制了自己的欲望。
在甘道夫眼里，众生平等。他有各路神仙朋友，和小矮人们在一起时也乐在其中；他骂人类愚蠢，可他自己何尝不是更为愚蠢地与他们一起坚守；他不顾及颜面去争取权势者的支持，遭拒绝后转身就走绝不心存侥幸；他总是努力寻求局面上最优的那一手棋，哪怕那手棋的胜率其实只有0.1%。
超级英雄往往是孤勇者，而甘道夫不是。他试图团结所有的人，不计前嫌，不计强弱。甘道夫的创造者托尔金亲身经历过最残酷的战争，他领悟到那些平凡的生命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信任他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们。
也许甘道夫的力量来自他对使命的信仰。他绝不纠结于“现实如是”，而是义无反顾地致力于“现实应是”。
海德格尔说：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可是，接近于零的可能性怎么会大过百分之百的现实性呢？有多少人敢在绝望中逆流而上？责任之重又哪里会比懒洋洋的午后更不令人彷徨？
二
2021年盛夏的午后，朋友来家中做客。我们坐在后院，看着成片绽放的玫瑰花，听树墙那一侧邻居男主人舒缓的钢琴声，巨大的雪松投射出摇曳的光影。朋友说：“离开这样的花园是需要勇气的。”
嗯，这个建造于大学校园里的小木屋，以及栽满了四十多种果树与浆果的庭院，就是我的“夏尔”--那个《指环王》里霍比特人的家园。
人总是会做出一些难以被定义的选择。
所谓选择，以及范畴更大一些的“决策”，是指面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分配有限的资源。
所以，选择，又或是决策，需要智慧、动机和勇气。
U型理论提到了三种做决策的动力：
第一个动力是思维，就是大脑；
第二个动力是心，是爱的部分；
第三个动力是意志，就是我们的双手和行动力。
《指环王》里的三个重要角色，似乎正好符合这三种状况。
1. 用大脑来做决策的是甘道夫，他永远保持理性，永远在关键的时刻出现，永远去想办法调用各路的资源，永远围绕最终目标去思考去行动。
2. 用心的是主角佛罗多，他最大的天赋就是他比所有人更能抵御魔戒的诱惑，他是天选之人。
3. 用行动的是山姆，他是佛罗多的园丁，选择一起上路时，纯属是为了好玩，没有伟大的使命，甚至不知道可能会丢命。山姆一路上都在担心可能再也回不去夏尔，喝不上故乡的啤酒，见不到暗恋的姑娘。
可在最关键的时刻，他是佛罗多最坚定的一个支持者。他对不可逆的选择有特别朴实的一面。他觉得既然做出了选择，并且这件事是对的，我们就应该坚持到底。
山姆贡献了电影《指环王》里最动人的一段台词：
“我知道，这不公平；我们本来就不该来。但是我们来了。
这就像我们听过的精彩故事，歌颂伟大的事迹，充满了黑暗和危险。有时候你不想知道结局，因为怎么可能有快乐结局？发生这么多可怕的事，这世界怎么回到从前？
但是最后可怕的阴影终究会消失，就连黑暗也会消失，崭新的一天将会来临，太阳也会散发更明亮的光芒。这才是让人永生难忘、意义非凡的成人故事，纵使你太年轻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想我明白了，我现在明白了。
这些故事里的主角，有很多机会半途而废，但是他们并没有，他们决定勇往直前。因为他们抱着一种信念。 ”
佛罗多当时正在怀疑自己肩负的使命，他问山姆：“我们抱着什么信念？”
山姆答：“这世上一定存在着某些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奋战。”
三
2022年10月。当我在福州的活动结束后，已经赶不上最后一班火车。
那一天，当地的疫情突然蔓延开来。大家都建议我连夜坐车赶往厦门。
想了想：从福州开车到厦门要三个多小时，每年我国车祸死亡人数约为5万~10万人，相比而言，自己在高速公路上可能遭遇的风险更大。
于是，决定留下。
这是一个隐蔽然而简单的概率计算。
可我真的是一个坚定的概率信徒吗？
似乎又不是。
第二天，顺利坐上高铁回广州。事后福建的同学发来一张图，布满红点的地图上，只剩下一条“绿色通道”，正是从酒店到高铁车站的那一小段。
万物万事，是由无数个小概率事件聚合而成的大概率事件吗？
随后一个多月，我独自一人四处奔波，遇到了意料之中和之外的种种状况，反正自己心不在焉，也没啥特别感觉，只是在途中丢了一个TUMI的能折叠成头枕的羽绒服，一件我很喜欢的套头衫，还有一个SONY的头戴降噪耳机。
没错，我曾经无法进入某些城市，曾经在最后一分钟拖着行李逃出酒店隔离线，曾经连续被好几个酒店取消入住订单而不知去处。可我的旅途算是不错，我在四处漂泊中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从没来过福州，这里和温哥华一样四周是山，傍晚我看见犹如沙漠上的波纹般的晚霞与山上的房子连成一片；我去了成都边上一条漂亮的古街，透明的阳光照在柿子树上，河岸边油润的石板让人想坐下；我在太原机场见到了凌晨五点多的朝霞，从上空俯瞰，发亮的汾河从整个城市蜿蜒而过；我一人喝着奶茶走在夜晚南宁的烟火气中，看滑板少年、短裙女子和成群的摩托车；我在深圳湾的海边看见有只鸟站在水中的石头上足足够两个小时；我在上海街头经过一个待拆的弄堂，仿佛听见它们在安慰周围那些驱逐了自己的高楼大厦说：别怕，别慌。
在杭州民宿的清风密雨中，我想起了我的花园，想起了品达的诗句：“然而，人的卓越就像葡萄藤那样成长，得到了绿色雨露的滋养，在聪慧而公正的人当中茁壮成长，直达那清澈的蓝天。”
可是，如果我真相信植物般的宁静，相信那种因果分明的命运滋养，又为何会奔赴在与概率不符的征途中？难道上述那些细微而具体的赞美，只是我试图为意义的脆弱性分散注意力？也许无根漂泊才是真相的我其实是在异国他乡以满园的果树来制造幻觉？
在这个黯然而不明晰的世界里，我需要意义、概率和温度，还有我眷恋的运气。
也许大多数时候，人是先做出选择，然后倒推出何以正确的缘由，然后给予意义上的解释。
运气是人类的一种发明。没有别的动物如此热衷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小概率事件。运气作为诱饵，将人类牵引至种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之中。人类的疆域因为有物理定律而不失控，但要靠运气女神的诱导来不断拓展边界。
所谓时代，是指一种令人生长度不足以多扔两次骰子的时间长度。我怎能在命运的牌桌边观望，谁的此生不是仅此一次的下注？
四
2022年11月，在广西的读者见面会上，一位女士问：从你退休，到写“孤独大脑”，再到做“未来春藤”，这中间似乎没有连贯性。是什么驱动了这种选择？
我答道：变异。
从生物学的角度，每个人的出现，都是某种变异；从可能性的角度，每个人的变异是共同完成一次人类的蒙特卡洛算法，随机性必不可少；从意识的角度，一旦所有的“果”都在“因”的射程范围之内，便不会有所谓自由意志。
变异是一个人主动的“偶然性”。这有别于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讨论的“偶然性”。对于后者，纳斯鲍姆写道：“尽管人类生活的种种可变性、偶然性使得赞美人性变得大为可疑，但在另一方面，从一种尚不明朗的角度上说，又正是这种偶然性才值得赞美。”
而对于主动的“偶然性”，有太多未解之谜，“心、脑、行动”的模型也略显单薄。心会被欲望驱使，脑无法逃离柏拉图洞穴的幻影，而行动则每每迷失于不确定性的泥沼中。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被动偶然性，以及不断追寻自己为何来到这个世界的主动偶然性，与现实世界中变幻莫测的环境偶然性交织在一起。
起初，人们仅仅是因为好玩而上路。《指环王》中的山姆、梅里和皮聘，他们并不是主动选择，就像是喝多了酒随便扔了一次骰子，扔到6就上路了。如同《西游记》里的几个角色，除了唐僧是主动选择，其他都是被迫踏上征途。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命运的小白鼠，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单次的扔骰子游戏。对于个体而言，最大的价值是做好自己的这只命运的小白鼠。
我并不觉得这是宿命论，所谓“命中注定”不过是游戏的预设。的确，我被扔在这儿了，我处在这样一个外部环境中，我无处可逃。可我仍然能像山姆那样想：既然抽中了这个游戏，那就让我玩下去吧。
当然还有一种选择：我对命运骰子的结果不满意，我不想玩，留在原地，或者在中途找个地方躲起来。但如此一来，我可能就放弃了人生当中可以扔的最大的骰子。
有本讲决策的书，大致写道一个关于做选择的概念。假如你被迫陷入了一个二选一的境地，结果要么是A要么是B。作者的观念是，对立的不是A和B两种可能性结果，而是选或不选。即：选择A和选择B是一种并列的关系，选择A的反面不是选择B，而是不做选择，也就是你放弃选择的权利。
我们固然不能因为非选不可而作恶，也可以在类似于投资的决策场景中聪明地选择什么都不做。可是在命运可能性的议题上，对“变异”的偶然性的主动参与，也许会令人无法做一个理性的决策者。
所谓理性决策者，就是计算可能性的概率与回报，计算期望值，计算风险，然后像机器一样冷静地选择最优解。在概率计算的层面，我似乎挺擅长；可在面临“变异”的可能性时，我依然会放弃那些“最优选项”。
每个相信自我的“变异”属性的人，在心底都相信自己就是“天选之人”，尽管他们对此毫无觉察，又或是犹豫不定。而正因这种脆弱，那些被赋予了美德的变异才令人信服。
我更相信那个犹豫不决的人，比起坚定的人；
我相信被欲望驱使的凡人，胜过令选择失去悬念的圣徒。
我相信78%，胜过100%；尽管比较起80%，78%略逊一筹。
我相信不确定性胜过确定性，因为确定性已经在发生当中失去，而不确定性蠢蠢欲动，即将发生或不发生。
我厌恶躲在偶然性背后的恶魔，我担心它伤害我在意的人。哪怕我不能抵御好奇心的驱动，也会构筑好堡垒之后才独自出发。即使我承认“有些人类价值只是在采取冒险行为的情况下才对人类开放”，也无法因此而让在意我的人受到牵连。
对这样一个纠结的人而言，如何做出那些因果纠缠变量交织的决策呢？所谓追求“变异”的价值，是否不过是自圆其说的解释呢？
到目前为止，我的“自我官方解释”是：
就理性的层面而言，自我必须生存，必须追求确定性的空间，必须身在其中，尽其责任，完成其任务，计算好EV值，懂得讨好和拒绝，适当的时候有武力可供炫耀；
就感性的层面而言，自我是命运的体验。偶然性不是敌人，而是剧情张力的源泉。“变异”是票房的保障，选择的关键不是对错，而是最多可能性的测试。淋漓尽致比滴水不漏更值得称道。
理性保护感性，感性驱动理性。这似乎构成了一个人的自我分裂。可如赫拉克利特所说：
“他们并不理解，正是自身内在的差异，它才与自身保持一致：一种向后延伸的和谐，正如一张弓或者一把七弦琴的和谐......”
这种张力还扩张至时间的领域，预测、发生与回忆是同时发生的。从小就心不在焉的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演练这种生存与体验的同步性，即使自己很早就意识到可能因此而失去某些东西。可我的人生因此而有了情节之外的变异性和连贯性，像是大海边无声的钢琴旋律。
五
2022年的初冬，我收到了一个小女孩的棒棒糖，麦芽糖混合着焦糖味儿的。我如她这般大时，最喜欢这种味道。
当时我刚完成一场演讲，然后签了两个多小时的书。
见了很多人，说了很多话，写了很多字，这时候吃到焦糖味儿的棒棒糖，再好不过了。
两个月的马不停蹄，并非很容易的事。再加上另外一些不容易，自己经常被问：你为何如此？
和演化的生物一样，人的个体价值和“成败”，要靠环境的选择，来事后定义。换而言之，一个人很难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价值点在哪儿，也无法预测自己将因为做了哪件事而被评价，以及被怎样评价。
所以，人类个体只能追求意义和变异。
意义是指如何令自己活得不像一个昆虫；
变异是指造物主（假如有…若没有则可以理解为是意义的旁观者）让你来到世上，不是让你去复制另外一个样本。
在意义的前提下，尽可能令自身的“变异”最大化，也许能将个体卑微的命运与宏大的宇宙关联起来。
我猜想造物主会以一种二元的方法观看众生：
一方面他会运用统计学，将芸芸众生视为无数个样本。物种的演化，仿佛抱作一团渡河的食人蚁，不断有个体掉落，但最终蚁群抵达彼岸。统计学残忍而冷酷，因为我们无法说让一个人70%活，而可以说让一群蚂蚁70%活。可概率就是这个不确定世界的风帆，它有时用于描述不确定性，有时候用于描述多余之物，但几乎所有的时候，概率都只在描述一件事：希望。
有趣的是，希望从来都只是一个个体词汇。也许希望可以用概率来描述其可能性的大小，却只有通过懂得恐惧和绝望的生命个体才能被感知到。
所以另一方面，我猜想造物主在运用统计学的同时，仍然会关注每一个个体。因为：
a. 从技术的角度，缺乏个体变异的群体无法在统计学层面实现演化；
b. 从生命的角度，只有个体的感知可以令生命在宇宙层面得以确认，哪怕这种确认只是造物主设计出来的某种幻觉。
所以，我的正处于确认过程中的人生观是：
一方面，我要让自己成为某个概率游戏中的幸存者，努力生存到最后，遍历一整个时代；
另一方面，我试图追求蚁群以外的某种变异。我知道这其中的风险和代价，也不确认这变异的价值，但我知道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大的风险，因为对个体而言最大的成本是机会成本，也就是仅此一次的“此生为我”。
与造物主的二元方法论类似，我试图追求的变异性不得不发生于一个概率化的世界里。也许一切都将成为徒劳，犹如落入江河的秋叶。美好未必被赞美，邪恶也从没被清算，毕竟统计学要的是模糊的精确，而非个体的最终命运的公平。
这种二元性并非对立。个体的变异性服务于群体的统计学，群体的概率保护令个体得以延续。
于是，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与人类苦心追求的确定性，并非是天堑两侧，而是类似于园丁和玫瑰花之间的互相养育，小王子和狐狸之间的彼此驯服。
纳斯鲍姆说过：“成为一个好的人就是要有一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一种信任自己难以控制的无常事物的能力”。
她说的“好的人”，用的是“good human being”，看起来这像是将宏大意义上的人和个体意义上的人整合在了一起。在《善的脆弱性》的导读里，作者认为纳斯鲍姆想表达的是：一个勇敢面对自己作为人类存在者的真实处境，不断追求人类所特有的价值的人。
这种描述让我略感放心。这个对好人的定义更加宽容。不像康德所说的具有“好的意志”的道德行动者，那个标准太高。毕竟我慵懒，心不在焉，缺乏自制力，很多时候随波逐流，也极少仰望星空。
仿佛加缪的“自杀心理实验”，纳斯鲍姆也设计了一个二选一的硬币游戏：
1. 要么为了摆脱运气的左右，去过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
2. 要么为了追求一种繁盛的生活而不得不面对运气。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她的结论是：若不首先承认人类生活的脆弱性，人类生活中自然地好的东西就得不到充分的体现。
当然，现实是灰度的。在如上的选择题中，我的答案是：
80%的1，外加20%的2。
这也是我对本节开头那个问题的回答。
六
2022年那并不充裕的夜晚之中的一个，朋友们聊起如何面对未来十年。我赞成一个朋友的朋友的答案：我必须在场。
也许某些理性计算支持将适当躺平作为最佳选择，时间长短不等。但倘若真的完全躺平，则是件很傻的事情。因为我们这辈子最大的机会成本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你要做的不是权衡A或B的优劣，而是永不放弃抛出硬币的权利。
然而，“此生来都来了，干脆游戏一场”，不是令我信服的答案，亦不能给予我们足够的勇气。
我更喜欢纳斯鲍姆的如下的文字，包含了此前引用过的那一句。
“成为一个好的人就是要有一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一种信任自己难以控制的无常事物的能力，尽管那些事物会使得你在格外极端的环境中被击得粉碎，而陷入那种环境还不是你自己的过错。
如下说法都表达了一些关于伦理生活的人类条件的重要看法：
这种生活的根基就在于信任变幻不定的事物，就在于愿意被暴露在世界中，就在于更像一株植物（一种极为脆弱但其独特之美又与其脆弱性不可分离的东西），而不是一颗宝石。”
在广袤无际的平原上，甘道夫孤身一人，白袍，白马，迎着死神般的戒灵，迎着无路可逃的战士们。他逆流而上，举起手中的木杖，万丈光芒刹那间照亮了黑暗的世界，恶龙被驱逐，人们被拯救。
可甘道夫深知，只有人类自己才是自己的拯救者。他做不到力挽狂澜，短兵相接时他的剑每次也只能劈倒一个怪兽，他亦无法凭一己之力抵挡城池的沦陷。他唯一能做的，是让自己在场，于人们绝望之际挺身而出。
当哨笛的音乐声再次响起，人们终究会回到地肥水美的夏尔。就像艾略特说的：“我们探险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达到我们出发的地方，首次去认识那个地方。”
那里遍地花果，生活中满是啤酒、烟斗和无尽的狂欢。“白兰地河，袋底洞，甘道夫的焰火，派对里树上挂的彩灯……”无忧无虑的人们忘记了时光，在舞蹈中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他赶着马车，盛满烟花，即将点燃整个星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孤独大脑 （ID：lonelybrain），作者：老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