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她不得不独自留在医院。三个月多里，小齐经历了自身的疾病治疗，出现发烧后的单间隔离，三次转院，也和病友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相对长的封控生活。11月21日，在第三次申请后，小齐的离疆申请终于审批通过，现在她正在驶离新疆的路上。
根据新疆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乌鲁木齐11月22日新增本土病例6例，新增本土无症状271例。
意外滞留
我是7月份来新疆旅游，通过中青旅报的乌鲁木齐铁路局运营的“新东方快车”火车游。我们全家已经一年多没出京，所以一看到“大美新疆”的旅游项目，又是著名的旅游专列，立马给我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报了名，打算暑假先来转一圈，感觉好的话寒假再来滑雪。
报名的路线叫“丝绸之路”，7月28日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过半个新疆，途经甘肃的敦煌、嘉峪关，8月10日在宁夏银川结束。
出发前两周，旅行社通知，因疫情不能跨省游，“丝绸之路”改成“南北疆游”，时长还是14天。我们想，只要能玩，管他的，马上同意了。
“新东方快车”内部
我们团好像没有人放弃。可能这几年大家都默认了，出门旅游就是开盲盒，都能接受这种不确定。临出发还出了点岔子，北京直飞乌鲁木齐航班被自动取消了。根据导游建议，我们改道从天津飞乌鲁木齐，为了防止航班再有变故，特地提前了一天抵达。
旅行前半段玩得特别好，新疆确实很美，无论是景观还是文化，都有别处没有的风土人情。但后半段，整个旅行团仿佛在被疫情追着走。8月3日，列车准备经停伊犁，从伊犁进赛里木湖，但旅行社临时接到消息，说伊犁出现了疫情，于是改道精河县。离开赛里木湖，我们又准备从喀什古城去吐鲁番，结果吐鲁番又出现疫情，就改道回乌鲁木齐。
想到乌鲁木齐已经去过，又担心疫情越拖越严重，在喀什，我们就已经打算就地脱团，从喀什直飞北京，结束旅行。抱同样想法的人，团里占了大半，我们连喀什飞北京的机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一大早走，旅行社派车送机。但8月8日下午，逛喀什古城正逛到一半，导游就接到电话，说喀什9日凌晨要封控，得立即走。我们一听，担心第二天没有车去机场，就改了主意，继续跟团走。毕竟旅行社跟当地文旅局对接，封控消息及时，也能调度车辆，更有保障。
8月9日火车顺利到达乌鲁木齐。虽然已得知乌鲁木齐将在8月10日封控，但还有离开的窗口期。
但倒霉的事来了。就在乘自动扶梯下行出站时，同团一个旅客的大箱子不慎滚落，刚好砸到我，我连同那个箱子在扶梯上，像滚搓衣板一样，一节一节挫到电梯底部。幸亏我还没疼到失去意识，大声喊叫，正在排队做核酸的旅行社负责人和一个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听见了，冲过来，一左一右，及时把我拉离电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的裙子，当时马上要被卷进电梯滚筒了。
120救护车一路“呜呜呜”把我送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当地人习惯称它过去的名字“建工医院”，据说是乌鲁木齐最好的骨科医院。陪我去医院的除了我老公还有旅行社负责人，两个小孩委托给了箱子主人照看。
建工医院往外看，路上空无一人
到了医院，因为我当天核酸结果没出，医院要求重做，在过渡病房里等了6个小时，晚上九、十点才做上检查。本来觉得荒谬，但后来才发现自己算运气好：9月份我同病房进来一个病友，腰椎间盘突出，她说疼得要死，感觉一分钟都捱不了，还是在过渡病房捱了三天，连做了3次核酸，才被放进来治疗。
我进了医院，只能留一人陪护，所以旅行社负责人就先离开了，留下丈夫陪我。诊断报告出来已是深夜：腰骶横突骨折（连续三截），左半边身体大面积软组织挫伤。我们很纠结，要不要先打一针封闭，局部麻醉，止痛消炎后赶紧回北京治疗。医生一直催我们做决定，说住院就赶快办手续，不住院就快走，否则没法离开乌鲁木齐了。看得出来，医生也很焦虑。
因为实在太痛，我基本动不了，也不确定担架怎么上飞机，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治疗。我紧急给朋友打电话，约好第二天她在大兴机场接过两个孩子，然后我丈夫再从北京飞回乌鲁木齐，之前我可以先找个护工照顾。刚拿定主意，就有个男人从医院咨询台走过来，大声问“护工要不要？护工要不要？”当然要！那人立即掏出一沓合同，我丈夫看也没看就签了。签完那个人就打电话，说护工已经在路上了。
幸亏留在医院里。幸亏有护工。
我老公落地前就意识到，我飞回北京不现实，他再飞回乌鲁木齐更不现实。首先，8月10号那天乌鲁木齐机场到处是乌泱泱的人，安检至少排两个多小时，担架不可能挤进去；其次，北京健康宝弹窗，落地就得隔离，我回去也不一定能马上就医；最后，乌鲁木齐全城的公共交通停了，医院人员物资不能进出，我丈夫就算能回到乌鲁木齐，也进不了医院。
就这样，我独自滞留在乌鲁木齐的医院里。
在医院里
从8月10日我住院第一天起，病人就不允许出病房，除非被专人带去别的楼层做检查。但我当时完全没在意这个，因为骨折太痛了，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疼痛上。
我当时在意的是没有物资。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时，我只有身上穿的一条短袖裙子，一个手机和充电线、一个充电宝，外加一个枕头。枕头是等救护车时，儿子从行李箱里扯出来给我垫上的。好在有手机，有手机就有钱，有钱还买不到东西吗？万万没想到，真就买不到。从住院第一天起，医院里唯一的职工超市就关门了，什么都买不到。
好在护工老板朱哥在医院待了很久，认识很多保安、保洁之类的基层工作人员，托他们帮我买了再送上来，此刻他们是最重要的人脉。
不过也不是随便就能买到，要碰运气，很费劲才能成功一次。我从没经历过物资匮乏，朱哥每次都提醒我想周全，但我总是只能想到眼下急缺的东西，随后又发现缺这少那。
第一件要紧的东西是护理垫。
深夜入院时，邻床80多岁的老奶奶“借”了我一个护理垫，我想着赶快还上。第二天发现没有抽纸，于是又买抽纸、湿巾，夜安裤，还有漱口水，朱哥自作主张给我加了一堆牙膏、牙刷、牙杯、脸盆、毛巾、洗衣粉这些，当时我还嫌他罗唣，心想待个十几天就回北京了，哪用得着这么一堆。第三次买东西是8月中旬，还是基本的生活用品，如两包抽纸，睡衣睡裤也是后知后觉买上的，要短袖短裤，缺货，只有长袖长裤。
这几次，我买的东西都不多，因为觉得无论封不封控，物资短缺都不会持续太久。结果时间一天天过去，物资补给却不见好转。8月份上半月，偶尔还有医院的人推着小推车到病房售卖零食、饮料，后来再没出现过。医院也越管越严，听说最初只是医院大门、楼栋门、住院病区门是锁的，后来电梯也停了，楼道门也锁了，用电梯需要特别申请。8月中旬后，朱哥也没法帮忙了。
倒是9月初，朱哥打电话来说，他小区暂时解除封控，可以给我捎点东西进来。我那次长了点记性，单子开得全，一口气在美团上买了500多元的东西，连隐形眼镜都买了。结果到了说好那天下午，他给我打电话，又封控了，又出不来了。就差一步，这些东西就一直滞留在了他家里。
那时我缺很多东西，缺皮筋，缺发夹，缺指甲刀，缺梳子，缺洗发水。指甲刀怎么也借不到，最多的时候还10天没洗头，后来被一位好心的大姐送了一小瓶，她是化疗病人，没有头发，用不上了。这些到没有让我特别慌，因为医院里还维持着基本的秩序：虽然不能出病房，但医生会给你开检查单，到时间会有专人接你去做检查。吃饭也是，一天三顿能买盒饭，可以选菜品。
但也有些不对劲的地方。先是住院第一周，活血化瘀的药用完了，我请主治医生帮我再开一点，医生说没有了。我问“没有了”是什么意思，医生说，就是医院药房没有这个药了。又过了两天，因为护工不太专业，三盒麝香膏一把给我贴完了，我又找医生，医生说怎么用这么快？用完了那可就没有了。到第三周，我所有的药都没了，彻底停药。好在当时已经慢慢恢复，再加上推拿、针灸、中频、贴敷这些治疗手段没有停，医生说问题不大。
就这样，根据医院的现况，再加上新入院的病友源源不断带来外面的消息，我开始琢磨，可能要长期滞留了。此时物资已极度匮乏，我于是要求自己，一天最多只能用4张抽纸。这个数字没什么计算根据，就是害怕，尤其每次生理期都提心吊胆，只能靠最初错买的成人纸尿裤勉强度过。
到了9月，超声、核磁、X光，检查陆续都不能做了。我了解的原因是，医生感染了。还有个针灸科的大夫，原本每天来给我扎30多针，从不休息，我见他来就怕，结果在治疗将近两个月时，突然也不来了。我很奇怪，问另一个天天来给我推拿的康复科医生，才知道，那几天部分小区解封，针灸医生应该是回家了。
在这期间，我从被架着去上厕所，到慢慢可以自己下地走路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我就能生活自理了。之后，医生隔三差五就来问我，要不要出院。这看起来理所当然，但对我来说有个大问题：乌鲁木齐开始冷起来，尤其9月中旬，有的晚上气温已低于10℃。我原本只有一条短袖裙子，虽然想尽办法弄到两套长袖睡衣，但真出了院，万一感染，被送到设施简陋的方舱，岂不要被冻死。
天气太冷，窝在被子里
这让我非常没有安全感，我就打定主意，绝不离开医院。
所以医生来劝我，我就说自己是滞留人员，无家可归，也没有亲友可以投靠。当然，我说的也是实情。医生又说，可以给我联系酒店，比在医院舒服。但在酒店，我同样不知会遭遇什么状况，更难以想象，自己一个人在酒店房间怎么度过漫长时间。我说不行，我现在躺着动不了。
骨折病人没有明确的治愈界限，所以医生就让我留下来了。但后来医院只要一说清退病人，我就吓得要死，我丈夫也四处打电话咨询打听。就这样，不知道什么起了作用，到10月10日之前，我都留在医院里。
但实际上，到那时，医院的秩序已经有些混乱了，比如十一假期，原本推着设备到病房来做治疗的护士们消失了。我住的那层走廊被分成两半，放两把椅子，拉根绳，对面是污染区，这边是清洁区。病房里没有暖气，中央空调不能开，很多人都缩在被子里取暖，不敢下床。暖壶放到门口有护士帮打开水，但装饭的器皿，已经从塑料餐盒变成了塑料袋。
10月初，医院物资已经十分匮乏，用塑料袋装的饭菜
发烧后转院
10月10日值得记录，这天晚上，我忽然发烧到38度多，手机显示我的核酸异常。康复科主任打电话给我，让我注意第二天的核酸结果，通常下午两三点就会出来，如果我的结果到下午五点还没出来，应该就阳了。第二天我的核酸结果果然没出来。其实看到医院的情形，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当时我病房里的病友已经转走，我一个人躺了一天，第二天被转移到专门的楼层，开始单间隔离。我的症状比较明显，发烧、腹泻、呕吐，全身酸疼，骨头像被人拆了一样，持续了两三天。最不能忍受的是嗓子疼，疼到耳朵根，刀片割一样。后来其他症状都消失了，嗓子依然有异物感，雾化了好几天，才感觉干净些。
隔离病房的饭和开水都是放在门口自己取出去，还发了袋装的中药汤和新冠特效药西药阿兹夫定片。
我依然每天做核酸，但新疆政务服务平台（新疆政府的官方微信小程序，提供查看核酸记录、健康码和申请出疆等各种服务）上我的核酸记录停留在10月10日，再也没有更新，我的新疆健康码则一直是绿的。
医院发的治疗新冠的特效药
到了隔离病房后，我的主治医生还给我打电话，说要送我去方舱，但一想到自己没有冬衣，从方舱隔离结束后连医院都不能回，我就特别恐惧，所以坚决拒绝。当时我嗓子疼到不能说话，医生一打电话，我就告诉我丈夫，他就又不停给我的主治医师，给各种渠道打电话，最后不知什么起了作用，我依然留了下来。
10月19日，医生告诉我，建工医院升级“红码医院”，只接收阳性病人，而我已经连续几天核酸阴性，要和其他阴性病人一起被清走。当时来了一个大白，通知我做准备，一会儿去方舱，我吓得要死，抓着门框说坚决不去，除非把我抬出去。
那个大白特别茫然，赶紧打了一通电话，过了一会儿，我在康复科的主任给我丈夫打电话解释，说我是转去新疆大学第七附属医院（以下简称七附院），不是方舱，他说“请你相信我”，我才放心地跟他们走了。这时我才知道，还有红码、黄码和绿码医院之分。
连夜转到七附院时，我的纸巾、鞋子、脊椎CT片子，都留在了原病房。那半包抽纸，是我辛辛苦苦节约下来的，特别不舍。对了，还有攒的纸尿裤。我之前买错的两包纸尿裤，送了一包给同病房的病友小妹，因她做完手术后打算不吃不喝，避免上厕所，还剩一包，特别占地方，带来带去很费事。
到了七附院，居然还开着一家超市，我去的时候正赶上他们接龙，我立马参加，补充了一波物资。当时我想着，有超市能买东西，真好。
结果4天后，又来了个 “大白”，通知我收拾一下再转院，为什么转，转去哪里，都没说，问也不答。转院前我还接龙了一次，都接完了，因为超市临时封了没送到，这一转院，快到手的鸭子更是飞不见了，我非常生气，气到半夜都睡不着。尤其过了两天，我已经转院，看到超市群里又在接龙，就更气了。
第二次转院完，我发现又回到了建工医院。不一样的是，这里作为“红码医院”，不再按原来的科室划分楼层和病房，而是整个大外科、大内科混到一块。那些医生和护士连续工作，很多人自己都在咳，还要照顾病人。另外，医生和我都纳闷，我核酸已经阴性，为什么会回来。医生帮我查了一下才知道，我的核酸检测Ct值偏低，不到阳性标准，但被判定有传染风险。
不过对我来说，“红码医院”也有好处。
四天前离开时，这里的物资补给已经很匮乏，但等我再回来就好多了，首先是有了饭盒，虽然也是三个菜一个主食，但三个菜都非常结实，每个菜里都有肉，肉很饱满，每天有鸡腿，还是免费的，不限量供应，吃完不够还可以再跟护士要。甚至我没纸了，跟护士要，她直接给我拿来了两卷。两卷纸啊。多么神奇。
第二次回到建工医院的饭，抓饭里有肉，菜里有虾
我认识的一个医生还想方设法，把我之前落在康复科病房的鞋送到了我手上。当时医院里另一个科室的医生，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要把自己在医院仅有的一件毛衣一条毛裤送给我，但因为隔离在不同楼层，想尽了办法，没送到。
第二次在建工医院没几天，10月28日，又一个 “大白”来通知我收拾东西，又是救护车连夜把我带到了另一个“黄码医院”，新疆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即二附院。
其实我特别想回到七附院，一是因为我东西还没买够，眼馋七附院的超市；二是每次转院都要重新交钱，我在七附院比较无知，一口气充了5000，手续也没办，卡也没办，就是人进去，人出来，钱留在那了；还有一个是，每次转院都要抽血，半个月内，我可能被抽了20几管。
转运车辆
所以发现被转到二附院后，我很气愤，说，不是说好去七附院吗？当时护士站有个护士就说，从红码医院出来，只能先到黄码医院待够7天，才能转到绿码医院——七附院是绿码医院。但过了几天，我问主治医生， 7天后我能转到七附院吗。医生很惊讶，说，你为什么要从黄码医院转到黄码医院？所以七附院到底是绿码还是黄码，我也晕了，也有可能在这期间调整了吧。
二附院有个微不足道的缺点是，一次性筷子要反复使用。这里的医护应该跟建工医院的医护一样，是从8月10日不间断工作到现在的。之前我跟医生抱怨，外面已经冬天了，我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医生就拉开白大褂给我看，里面也是夏天的衣服。
11月，乌鲁木齐已经开始下雪
我待过的这三家医院，遇到的医生人都很好。但有个区别：一开始我治疗腰伤时认识的医生，我知道他们的姓名和模样，跟他们聊过天开过玩笑，一想到他们，心里就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但后来，我也遇到了很多很好的医生，很多人还帮过我，但他们都套在防护服里，变成了没有面目特征，只有高矮胖瘦的“大白”，形象模糊。这种区别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我个人来说还挺重大的，所以我想描述一下。
离疆
转到二附院后，有朋友建议我申请离疆就医。一开始我在“新疆政务”平台上申请，没收到回复。后来我又根据别人的攻略，联系医院所在社区申请。需要提交的材料中，最难的是接收地证明，我在北京住的社区和老家湖南的社区都拒绝开，最后找朋友在一个没有疫情的城市开到了。
但11月4日，我把所有材料发给社区后，疫情指挥部的审批结果是，没有航班，建议我继续滞留或自驾离开。航班的问题是这样，出行app显示可以买票，我就买了11月11日的机票，但每次快到起飞时间，就接到消息，改航班取消，自动改签到下一天。递交材料前，我问过社区干部，说机票总被取消，有没有问题，社区工作人员解释，等我审批下来了，机票就不会取消了。但问题在于，审批不通过的原因是，没有航班。
所以我申请成功最大的可能是自驾离开。自驾要么独自离开，要么拼车，拼车的话，需要和同车人目的地相同，且审批的10~15天离疆有效期是重合的。11月10日晚，我加上了拼车自驾群，先在群里认识了同样要回北京的女生A，并一起租到了一辆房车。因为感觉两个女生不安全，我又发帖招募了男生B，此后，因为A不回消息了，我又招募了男生C和D，确定4人一起回京。他们三人都是因工作滞留。
离疆前不能跨区流动，但好在我们4人在同一个区同一个街道。4人中，我是离疆就医，审批最快，且不需要隔离。其他人审批通过后则需隔离5天，为了等他们，我决定延迟提交申请。也就是这时，我发现租的车在另一个区，需要自行前往提车，此后的好几天，我都在打社区和警方的电话，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过程中，我还认识了另一个在外省的男生F，他父母在新疆，需要离疆就医，他一开始是问我，能不能带上他父母。但当时我们已有4个人，不敢保证能带上，就说等审批后看情况。结果我们的审批和车还没搞定，F已经批到了进疆申请，还租了一辆车，准备直接过来接父母离开，还问我，要不要和他们一起走。当时其他3个男生的审批还没动静，我决定先跟F离开。
11月18日，我给B打电话，想说下情况，没想到他一接电话，就说自己单位有车了，可以搭车离开，那会儿正忙着收拾行李呢。没多久，C告诉我，他滞留的社区把离疆人员聚到一块，安排了自驾。不过他的同事D此前申请了600元救济补助，不算外地滞留人员，不能离开。就这样，我们4人都用不上房车了，我就把车子转给了一个要回北京通州的人，他正好和这辆车在一个区，可以提到车。
F则计划在21日凌晨4点从敦煌出发，开车进疆接我们。后来，因为做混管核酸时遇到其他人阳性，我的离疆审批在11月21日晚上10点多才通过，已超过我和F预先定好的汇合时间。他不得不推迟了一天过来，我则绝望到痛哭流涕，一度告诉F，不要再等我了。但好在昨天我们最终成功汇合，顺利离开。
对了，18日凌晨4点，那个曾经消失的女生A突然在群里说，她已到江苏扬州！是一个人自驾60小时回去的。沿途过夜都是在车上，吃的则是电饼铛烙的饼，随身还带了防狼电棒和军大衣。她准备在扬州等待北京健康报弹窗消失后进京。
护工和病友
回想起来，
在新疆的三个
月里，一开始我非常焦虑，因为没有眼镜，不能太长时间看手机，电脑又不在手边，就觉得在浪费生命。受不了虚度时光的焦虑后，我甚至找过骨科大夫，开玩笑说闲着也是闲着，能不能给我搞个脸弄个鼻子之类的。当然是被无情地拒绝了。
病房中央空调，一直关闭
我的14周年结婚纪念日和生日也是在住院期间度过的，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吃的，什么都没有。过生日那天我哭了很久，感觉自己又老又丑。人必然变老和人失去自由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身不由己，我当时同时经历这两种感觉，不禁悲从中来。当然，要跟那些饭都吃不上的人比，这就叫矫情，但对我来说，它又是很真实的痛苦。
我记得，那段时间我往家里网购了一堆面膜，假想自己已经用掉了。搞得我丈夫莫名其妙，老婆在新疆住院，家里收到一堆面膜。我还疯狂往家里买吃的，最后我丈夫受不了了，说家里吃的太多了，别买了。我还对我丈夫说，家里的钱都攒着，等我回去了再花，包括邻居送来的螃蟹，我也让他们养着，别吃，等我回去再吃。
因为我滞留乌鲁木齐，我名字又叫小齐，所以我儿子给我取了个外号叫我乌鲁小齐。
二附院最大的好处就是医院门口可以接收东西。
前几天，一个本地朋友找到另一个住在医院附近的朋友，想方设法给我送来了羽绒服、毛衣、牛仔裤，还有了帽子、围巾和护肤品，所以现在感觉好了很多。
到二附院之后，朋友送来的补给正在消杀
其实我算幸运的，在医院里还能保持基本的生活秩序。说到这里，我还要讲讲我护工的故事。她今年48岁，甘肃人，之前来新疆当保姆，后来转到医院做护工。她不识字，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别人给她微信转一笔钱，比如500多，她收款会请我帮忙看看数字对不对，到这种程度。
护工公司找到她，一共转了4道手，她和护工老板朱哥之前根本不认识。所以超过10天后，她就提心吊胆，担心人家不给她钱，还跟我商量，能不能把钱直接给她。但我们签了合同，只能把钱打给护工公司，她就告诉我，出院时，一定要当着她的面给护工老板转钱，这样护工公司一旦欠薪，她就跟着他，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在医院里，我渐渐能自己上厕所，自己洗澡，甚至自己穿衣服了后，那段时间她其实无事可干。我能感觉到她特别恐慌，一直跟着我，我想做点什么，比如伸手要拿纸，她就很麻溜地，立马把纸抽了递到我手上。
我完全没有辞退她的意思，但我理解她的恐慌，她在外面是跟人合租一间房，300元一月，不识字不会接龙，手机流量用完了也不会续费。她不光害怕没活干了，也害怕离开医院。后来康复科的医生来做康复，叮嘱我每天训练，我就把一天三次训练的活派给她，她这才真正放下心来，每天尽职尽责帮我做康复。
到了9月下旬，她说自己必须回甘肃，因为她小儿子马上订婚，这对她是天大的事情。她就开始四处打电话，她甚至都不会存电话号码，只能在通话记录里翻，密密麻麻一片数字，居然能翻到。她还有一个能力，就是到处去问人，比如回甘肃的车票，她就打语音，打视频，打电话，通过老乡，一个问一个，一个问一个。我当时听她打电话，真替她捏把汗，因为上车下车的地点都在高速路口，先付一部分钱，上车再付一部分钱这样。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居然神奇地回到了家里。
我现在的病房里还有一个维族姑娘，28岁，来自喀什农村，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住院，妈妈陪护着。上周主治医生说她缺钾，给她开药开不出来，让我劝她好好吃饭。我一劝才知道她们没钱了，当晚的饭钱6块钱都拿不出来了，医院账单也欠费，欠了900元。之前她们母女俩每天合吃一份饭，我吃一份饭分她们一半。
我跟医院反映情况，医院登记了她的医保卡，过了几天说不欠费了，原来医院联系到她们当地的书记，又联系到家里人，家里把羊
卖了，交了这笔钱。在离开医院之前，大家给她捐了些钱，我们又开始唱歌跳舞了，她唱印度民歌，我唱意大利民歌，汪姐用手机放维族歌曲《欢乐地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