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芯流智库 （ID：xinliuzhiku），原标题《有问西东：清华芯片往事》，作者：林偕，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萌芽：东渡留美
1980年代末，D到了伊利诺伊大学。
在芝加哥通往香槟的路上，满眼是看不到边缘的玉米地，一如浩浩汤汤的北大荒。早在民国初年，该校用晚清留下来的庚子赔款，培养了1/3的赴美中国留学生。
D的校友，除了竺可桢与华罗庚，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芯片发明人，杰克·基尔比。
D本来是要留在清华的。恢复高考后，他考入微电子专业，在几乎99%的师弟东渡赴美留学之际，D被视为好苗子留在学校，一路读到博士然后任教，每个月拿着100块钱的工资。
时值商人霍英东在大陆设立教育基金会，清华同事帮D填表申请了青年教师奖，拿着一万四千美元的“巨款”，他来到了美国。
那个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分两种，要么是硅谷，要么是华尔街。
只有1%的纽约留学生能够获得华尔街的门票，剩下的绝大多数，不管是学半导体的，通讯的，甚至化工的，辗转一番，大多来到硅谷，当起了“硅工”，D便是其中之一。
90年代初的硅谷，是岛内半导体创业者的天堂。专注于晶圆代工的台积电刚成立不久，各类芯片设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生长。50年代开始大批来美的岛内精英在硅谷浸润多年，登堂入室，占据着半导体界的半壁江山。
初来硅谷，D参与清华校友会，众人起身齐唱校歌，一听却懵了，不会，原来，这是中国台湾清华校歌《无问西东》。
1990年代中，D在硅谷扎了下来。他搞半导体工艺，这是他的老本行，轻车熟路，闲来申请专利便足家用。
一个偶然的机会，硕士生导师找D介绍一个芯片设计专家代为解决技术问题，他早有转行打算，书看了好几本，名词背了一箩筐，就是没有实操的机会。D壮了壮胆，自告奋勇一试，轻松搞定！
彼时，几位岛内精英和大陆老留学生，新成立一家芯片设计公司HW，看到D技力精湛，力邀“入伙”，负责图像传感器中最为核心的模拟电路设计。
清华理工男是天生的“肝帝”。D是清华的老辅导员，他招来众多电子系的学弟，组建了一支每周工作六天半、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的“游击队”，这个草台班子没有一个真正设计过芯片。
D再次发挥了辅导员的作用，每日与一众学弟教学相长。隔着一个太平洋，清华的校友圈子在硅谷迅速地建立起来。
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HW势如破竹：半年出样片，两年出全球首款，到了90年代末，已经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场。
上一代图像传感器为美国人发明，但被日本人垄断达20年之久，HW掀起了CMOS技术革命，快鱼吃慢鱼，不过五年，从日本人手中把市场夺了过来，成功上市。
原来，大多欧美日公司是纸老虎：只要你跑得足够快，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追上你。
上市后，D再次面临着人生的抉择。
另外一个清华辅导员邓锋晚上11点还在网屏（NetScreen）查岗的时候，北京的张朝阳把门户网站带到了中国，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上海的沈南鹏把在线旅游带到了中国，俨然明日之星。
西方主流媒体纷纷称颂中国经济巨人的崛起，回国的时候到了。
西雁东归的潮流，与正苦苦求索人才的中国官方不谋而合。在回国的一次饭局上，一位信产部的领导痛陈，2G砸了几个亿，收了一堆报告却没见进展，3G还是这样就没法向国家交代了！
D受到启发，马上回到硅谷招兵买马，碰巧遇上同样也在搭班子的老同学P。两人一拍即合，成立了展讯。
这支硅谷的超豪华团队，对于回国充满了信心。
ESS和C-cube两家硅谷公司，率先研发出了DVD芯片，本来信心十足，却被一个横空出世的无名公司打败。
来自岛内的联发科在大陆推出了只要一块板子就能卖的方案，成千上万的珠三角山寨厂商趋之若鹜。相比于极难打进去的美国大牌，他们是代表中国市场力量的蚂蚁雄兵。
市场的力量是致命的吸引，回国建设则是始终不灭的心中热火。
P和D都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半导体博士，在80年代中后期游历四方，见证了无数芯片工厂和研究所的衰败。十几年过去，中国的电子工业体系更加残破。
曾经，他们毕业后无用地之地；现在，他们必须回来了。
在硅谷融资，首先绕不过去的是岛内华人。展讯第一次露面，就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承诺，投资人甚至提议，让一位在10年内卖了5家企业、身家数十亿美元的岛内企业家担任CEO。
第二天，展讯一队人马兴高采烈回到北京参加会议。待了十几天，当他们风光地回到硅谷的时候，却发现融资被另一队岛内人马截胡了。
此后的进展急转直下。
投资人建议，展讯的大陆团队和那队人马合并，双方谈得昏天黑地，但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金星，谈判最终破裂。
展讯的初始融资正处于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寒冬，硅谷一片萧条，这队本来急欲回国的人马，开始变得犹豫悲观。
2001年3月，展讯的创始团队约定，如果一个月内再无突破，只能放弃。眼看着“中国合伙人”马上就要散伙，P决定最后一搏。
生长：唯快不破
2001年4月，P到了台北。夹在一群老头老太太组成的旅游团里，他显得小心翼翼，努力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直到一个记者揪住了这个显眼的年轻人，用很重的台湾腔问他，他们此行去哪里玩，P带一口西北话紧张地作答。
入台的旅游团要求团进团出，当局对此非常敏感。出了机场，P赶到酒店，见一个老朋友。
这个老朋友，是联发科的创始人蔡明介。P在美国Mobile Link工作时与蔡明介相识，此次来台，正是与他商谈为展讯融资的事情。
P拿出展讯十多个博士的创业团队名单，蔡明介心动了：
DVD芯片市场增长已趋于平缓，他将手机芯片视为潜在的第二曲线，但是对于能否做成，他心里没底。
如果联发科自己不行，为什么不投展讯？蔡明介做出了双面下注的决策。只是他没想到，这几个清华博士创建的企业，日后会成为联发科的最大对手。
展讯以最快的速度在上海滩扎根。
在上海市政府任职的清华学长江上舟，很早意识到了通讯产业的战略意义，往来于中美两地，在张江筑巢引凤。
展讯往上海派来一班清华老兵，对那些经过国内残酷筛选的本土新兵加以传帮带。在911恐袭后的严酷融资环境中，展讯仍然复制了12个月完成2.5G芯片测试的硅谷速度。
芯片出来，展讯与联发科的对决才刚刚开始。
如果说展讯的快是超音速，联发科的快则是地狱级别的光速。
2.5G版本手机最大的卖点是音乐，清华的极客们经过讨论，认为一定要搞一款支持双声道128kps的高音质芯片，吭哧了半天，突然发现市场上铺天盖地都是单声道32kps的联发科芯片。
开弓没有回头箭，等展讯做完，仗已经打完了。
这时，展讯发现，中国的山寨市场并不要求最完美的产品，在市场上奔跑的速度，决定了对战双方有和没有的问题。
痛定思痛，在MP4视频兴起的时候，展讯用Motion JPEG的图片连播技术推出了一个“准MP4”，得以与联发科瓜分市场。
在手机芯片的帐篷里，展讯与联发科两个高手对决，打得昏天黑地，门外却躺倒一大片欧美老师傅。
两个清华博士带领展讯在三年间一举突破了国外芯片巨头的垄断，接下来与联发科过招，必须更上层楼，在快中使出绝招。
那个绝招，就是创新。
一次，D带队去夏新那里拜访，滔滔不绝半日终于结束，这家国产手机厂商的总经理送D上车离开。正准备告别，这位总经理突然说到，你们能不能把两张SIM卡芯片集成为一块？
彼时漫游费很贵，双卡双待大受欢迎，但需两块芯片，这推高了成本。夏新的需求印在D的脑子里，回到公司，他开始苦思冥想。
一种方案，是在现有芯片上扩大10%的面积，但还是慢；另一种方案，是直接用软件实现。花了三四周时间，D拿着一款定制化的芯片交给了夏新。由此，展讯成为市场上第一个用软件实现双卡双待的芯片厂商。
如果展讯止步于此，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蔡明介所说的“一代拳王”陷阱：赚一波钱，然后开始平庸。
但是中国3G通信标准的尴尬处境，激发了展讯的斗志，冥冥中引导着这家还很稚嫩的公司找到了日后的第二曲线。
早在1998年，中国的TD-SCDMA标准被接纳为世界三大通信标准之一，五年过去，3G芯片不声不响。
眼看进展龟速，2002年，信产部领着大唐电信急匆匆地敲开外资芯片厂的大门，成立了两个合资公司，但芯片规划动辄以三年起步，遥遥无期。
没有芯片，中国3G便如一张废纸。
中国3G孤立无援，D在董事会前力主弃欧改中，与北京的大唐合作。当时，非典疫情汹汹，北京是重灾区，上海人不敢去，北京人出不来。
等了一个半月，望北遥遥无期，双方决定到上海市郊区的太阳岛会面，封闭两周拟定下方案。2003年6月，在空荡荒凉的度假区，一个激进的3G芯片方案出炉了：
6个月设计出芯片，12个月打通电话。
这个时间表捅破了天。高层派来10位专家车轮战式地盘问，聊完仍是将信将疑。不久国内的芯片圈流传着一个骗子海归公司吹牛皮的故事。
直到2004年5月，展讯的3G芯片打通电话，质疑烟消云散。但消息报到信产部，众人摆了摆手：哪有做出来芯片我们还不知道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清华微电子的1969级校友在信产部任职，D和P约到这位师兄，一番交流下来，他大为震惊。接下来一个月，信产部迅速给展讯特批了一个2000万的项目。之后，他带着展讯的一路人马，在人民大会堂办了盛大的新闻发布会。
展讯3G芯片的推出，瞬间激活了死水，改变了中国3G的最大约束条件。
听到一个大陆公司搞出了芯片，外国厂商忙不迭跑步进场。从此，中国在3G的全产业链上逐渐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大国地位，这为其后中国标准在4G中的胜出打下了基础。
2007年，创业多舛的展讯即将上市，迫于董事会压力被退掉展讯股份的蔡明介，在一个会议上代表联发科发了一个要约，以两倍于IPO的价格收购展讯。
展讯当然拒绝了。
从美国回来的清华留学生真正把“硅谷奇迹”搬到了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联发科这个最强对手。
是蔡明介，训练出了第一代清华归国芯片创业者的独步武功：唯快不破、颠覆创新、第二曲线。但是展讯并不想成为一个附庸，他的使命，是继续走自己的路。
也正是在成功上市之际，风波的种子悄然埋下。
展讯诞生于经济泡沫破裂的前一年，创始人团队被稀释了过多的股权。展讯上市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前一年，上市后不久业绩的短暂下滑，让众多外资机构股东感到焦虑。一股暗流，正在悄然涌动。
有感于国内芯片创业者之步履维艰，D想起了北极光的邓锋。邓锋在2005年刚回国的时候便来找他入伙一起做VC，D无法抽身，允诺上市后半年加入。现在，正是时候：既然芯片创业者面临如此严苛而恶劣的环境，为什么不去造一个环境？
织网：再造硅谷
2004年，在略显荒凉四下无人的张江，中芯国际来了25个硅谷顶级VC的投资人。
美国的风险投资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通讯景气已过，互联网泡沫已起，生物医药投不起。美国的新兴产业青黄不接，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大陆却风景独好。
硅谷银行组织了一次六天中国行，数十名大佬考察一番，纷纷寻找本土投资人合作。
在美国早已功成名就的邓锋，正是那个被红杉挑中的幸运儿。
只不过邓锋志不在“代理”，决心创建自有品牌基金。刚回国，邓锋在他的老本行——芯片接连出手，无论是做通信芯片的展讯，彼时大陆芯片设计业的扛把子炬力，还是要做存储芯片IP的物理系师弟朱一明，都在这位硬核投手的射程范围内。
邓锋对执行力要求特别严，可以错，但不能扯，客户给网屏发来的问题，基本上不会活过一个夜晚。他特别偏好“在已有市场可以高速增长的颠覆式创新项目”。
但是，当邓锋准备下手时，却四顾心茫然。
创业板开板提供了退出通道，一时之间，热钱满天飞。投资人一窝蜂上去，投太阳能这类让人感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花哨技术。
邓锋在硅谷看了几百个新能源公司，一头雾水，他也不看好毛利极低、整合难度极大的太阳能光热行业，最终，他一家没投。
站在风口无处下手，对于邓锋来说还不算最大的痛苦。一帮清华的师弟创业遭遇险阻，是让他最无可奈何的：
如果清华的芯片创业者都不能投，中国还有什么有价值的硬科技公司？
硅谷归来的清华海归普遍有三“没过”：没卖过东西、没管过团队、没混过江湖。三个毛病一个比一个致命。
金融危机期间，本已十分脆弱的清华系创业者再度遭遇重挫：
85级冯晨晖研发出地面电视芯片，却发现政策一变几十家公司都完蛋了，三位清华合伙人不得不拿房抵押数百万为卓胜微续命。
85级赵立新刚从中星微的ODM转型为手机CIS，格科微经历四十次失败，却还没帮中芯建立起生产工艺线。
85级舒清明正为两个多亿的存货焦头烂额，美国对手向兆易创新发来收购要约。
同样处于转折阵痛期的，还有清华77级大师兄L领衔的中投。
中投担负着政府外汇储备走出去的使命，第一单30亿美元投向了PE之王黑石，但仅花了一年时间这笔投资就损失了七成。
众口汹汹，有媒体批评中投“急功近利、热衷投机”，却鲜有人理解，这位18岁服役于南海舰队、28岁才上清华的L规划深远。
拿着国家给的美元在海外投资，就像一个鲜少出海的水手，却要航行于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
除了黑石这个带教人，L还找到了与他同级的校友，在全球范围内不止不休，物色千里马。
真正的千里马，就在身边。金融危机期间，清华的芯片创业者虽马失前蹄，但他们身处于全球最佳的千里马培训营——TEEC（清华企业家协会）。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清华系创业者在硅谷形成了第一个校友组织——TEG，邓锋参与其中，是最早的创业导师。
随着80%的TEG会员回国创业，清华创业者在2005年校庆之际在北京成立了TEEC。
从TEG到TEEC，始终不变的是高“含清量”和“含硅量”。
即便到了国内以后，TEEC在成立之初有高达1/3的企业会员是半导体创业者。89级物理系朱一明的创业史，正与清华校友会在两地的发展如影随形。
兆易创新成立之初，受助于在硅谷华人圈颇为活跃的TEG。朱一明2004年刚辞职，便得到清华师兄李军1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而这笔投资的出资人正包括了TEG成员。
随后，李军又为朱一明找到了一个出资10万美元的投资人，这位投资人认为朱一明“耳朵大有福”，将来必成大器。
朱一明苦苦探索之际，清华科技园的师兄薛军来硅谷考察。一天，薛军带着两个孩子在硅谷的宝马4S店看车，朱一明打来了电话。
在那一瞬间，薛军被这个他多次拒绝的师弟打动了。薛军与朱一明达成协议，兆易创新回到北京创业，清华科技园为公司搞定A轮融资。
在陌生的国内环境下，硅谷出生的兆易创新身犯诸多“小儿疑难杂症”，在将近半年的时间内没有业务，薛军十分焦急。
2005年校庆的前一天，利用探讨TEEC成立大会的契机，薛军邀请邓锋参与对兆易创新的A轮投资。一番奔波下来，薛军从TEEC校友那里，终于筹得了宝贵的92万美元。
此后，兆易创新屡遭挫折。但是在TEEC，像朱一明这样的青年CEO始终能够得到最好的“实战课程”。
TEEC的清华校友中很多是久经沙场的半导体老兵，每逢聚会之际，老一辈的校友便出谋划策，将产品定义、市场推广、融资管理等“企业家know-how”悉数传递。清华老带新的历史传统，又一次在芯片创业者之间得到了传承。
在TEEC这个绝佳的千里马训练营中，兆易创新成长迅速，这当然不会逃过大师兄们的法眼。
对于邓锋这个TEEC主席来说，对师弟们创业投资是最省心的，有了TEEC，项目获取和尽职调查，难度都被大大降低：只要几通电话，创始人上学时上下铺是谁、饭量多大、有没谈过女朋友都知道了......
当然，清华系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的绑定，最重要的，还是清华的羁绊。
第一个投资兆易创新的李军，与多次加注的邓锋，同样都是被重振清华半导体影响力的梦想所激励。
在十几年前发给李军的邮件上，朱一明写到：我们观察到了存储产业从美国到日本，再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转移，现在，到了中国大陆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尾声
从1990年至今，清华系芯片创业者经过三十年的时间，在国营电子厂的遍地废墟上，最终重建了中国半导体的大厦，这栋新的建筑，是高度国际化且中西耦合的。
从此，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业界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尽管这个地位的地基还不甚牢固。
从萌芽到成林，清华系芯片创业者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代创业者在90年代初纷纷出国留学，在大陆华人群体极其弱势的硅谷，清华的留学生素以“听话出活”闻名，因而在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华人创建的芯片企业中格外受欢迎。
但晋升的道路是漫长的，创业的道路是险阻的。在90年代的创业潮中，清华师兄带师弟冲了出来，并由此锻炼了一批技术人才。
在2000年开始的大陆创业潮中，以展讯创始团队为首的第一代创业者，将他们学来的硅谷模式搬到了中国。在与联发科竞争的过程中，展讯快速成长为一支具备本土化创新能力的劲旅。
在第一代创业者成功之后，他们通过TEEC这样具备高度凝聚力的校友组织，将“企业家know-how”系统地传递给了第二代创业者，并投资于那些知根知底的校友。
最终，在资本市场改革、中美科技交锋和国家工程崛起的多重背景下，清华的两代创业者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清华造芯的三十年，是全球芯片产业由西方向东亚转移的三十年。
清华系芯片创业者群体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但是也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这一历史潮流。在这一历史实践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华人始终如影随形，可谓“瑜亮”之争，却相互成就。
而在背后默默支持清华系芯片创业者的，是那些身在庙堂的清华校友，从江上舟、C到整个清华大学。
这所有的一切，或许都要归因于一句话：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翻译成清华的语言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芯流智库 （ID：xinliuzhiku），作者：林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