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过程。受新冠疫情和国际形势影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特别是二季度明显下滑。
经济一有波动，社会上便有各种杂音。就像过去一些年，中国逐步下调GDP增速目标，于是有人说“中国经济陷入断崖式下滑”。如今，又有西方媒体猜测“中共已经接受经济增速放缓局面”，甚至有人发出这样的论调：中国已经不再关心经济增长了。
无论这种论调出于盲目的乐观或是悲观，都是与当前政策、发展目标、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发展。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量的合理增长”即可理解为一种合理的增速。类似的表述在今年7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可以找到。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
可见，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虽结束了高速增长，但合理增长仍是追求的目标。
何谓合理增长，为什么又需要合理增长？这首先是由我们的奋斗目标决定的。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展望，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有关“中等发达国家”，国际上并没有标准的定义。综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几个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来看，可以把“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定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2.5万美元。作为比较，2021年我国人均GDP为1.26万美元。
计算可知，要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从现在起到2035年这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增速需达到5%以上。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经济同步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则要更高。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有一个近义表述，即“2035年GDP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那么，从2021年到2035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达到4.7%。
不管是5%还是4.7%，要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以及进一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必不可少的。
经济增长不单单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与每个个体的福祉息息相关。比如说就业。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极为密切，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与流派。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索洛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就业的增长，而就业增长又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奥肯给出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数学关系：GDP每增加1%，就业率大约上升0.5%。
虽然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奥肯定律有所扭曲，但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正向关系却是基本清晰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测算得出，GDP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我国200万左右人口的就业。
“保就业”需要经济增长，显而易见“保民生”同样需要经济增长。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比较发现，GDP与生活质量的多种衡量指标高度相关：人均GDP高的国家，预期寿命、平均上学年限、生活满意度等都相应较高。
其实，完全不用去看统计数据，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社会变迁的人都能直观感受到，经济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直接关系。过去10年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6%，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今天的住房、饮食、医疗条件、交通出行和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相比，都已一再升级。
中国经济需要稳定增长，也有潜力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稳定增长。
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经济的波动源于超预期因素，是一种外部冲击，中国经济大的循环体系并未遭破坏。而冲击越大，反弹也会越强烈。虽然今年三季度经济数据还未公布，但9月28日召开的稳经济大盘四季度工作推进会议已透露：“经过艰辛努力，扭转了经济下滑态势，三季度经济总体恢复回稳。”
抛开短期扰动因素，从更长的时间跨度看，中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具备长期增长的可能。
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曾估算，2008年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21%，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情况，类似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中国台湾、1977年的韩国，而三地在其后20年间分别保持了9.2%、8.3%、7.6%的增长。基于中国大陆和三地发展战略的相似性，麦迪森判断从2008年开始中国大陆有潜力再维持20年8%的增长。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苏布拉曼尼亚也做过类似的比较研究，得出类似结论：中国经济到2030年前有潜力持续中高速增长，中国在2030年经济崛起、在全球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是大概率事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同样，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也不是自动实现的，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深化改革，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而这一切的前置共识是：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都需要合理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