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 （ID：jdxl2000），作者：寒冰，责编：kuma，头图来自：《摩登家庭》
你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什么能给你带来幸福？
如果现在可以为未来的自己投资，你会把时间和精力投资到哪里呢？
你可能觉得是金钱，或者是出名。我们一直以来也是这样被教育的，要投入努力，要加倍工作，要成就更多……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有好日子过。
但哈佛一项追踪了 724 人，持续 75年 的研究证实，能带来幸福人生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你一生中所拥有的温暖的人际关系。
这项研究从 1938 年开始，参与者由 268 名哈佛毕业生 和 456 名在波士顿市贫困地区长大的男性组成。研究人员至少每两年通过问卷调查、医生提供的信息以及个人访谈对参与者进行评估。
随着时间流逝，有人酒精成瘾，有人精神分裂，还有人成为了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
很少有研究可以纵观人的一生，而研究者们只是为了寻找那个最根本的答案：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过上幸福人生？
一、如果你想过上好日子，人际关系很重要
“一生中关系的温暖对生活满意度有最大的积极影响”，这是该研究得到的最核心的结论。
那些和家庭成员更亲近，更爱和朋友、邻居交往的人，纵观生活的各个维度，似乎都更快乐、更健康、更长寿。
研究发现良好的人际关系让人身体更加健康，活得更久。
比如幸福的婚姻可以保护人们的大脑，无法信任另一半的人，记忆力会更早地衰退；童年时期与母亲关系不佳的男性更容易在年老时患上痴呆症。
这种健康还包括心理上的：更多的幸福感，更少的痛苦。
良好的婚姻关系能减缓衰老带来的痛苦。在一个较年轻的老年人样本（平均年龄 68.9 岁）中发现，婚姻亲密程度减轻了功能性残疾对抑郁、焦虑以及自尊心降低的负面影响（Robert J. Waldinger， 2011）。
人际关系影响着人们的财务状况，甚至超过了智力的影响。
那些在“亲密关系”测量中得分最高的人，在达到最高薪水的年龄段内（通常在 55 至 60 岁之间），平均每年多赚 141000 美元。而智商在 110-115 范围内的男性和高于 150 的男性在最高收入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伴侣、朋友更多的人就一定更幸福，因为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这些关系的质量。
整天吵吵闹闹、没有爱的婚姻，比离婚的危害更大。研究发现，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婚姻会使一个人更容易受到健康问题对幸福的负面影响（Robert J. Waldinger， 2011）。
此外，这种“建立关系”的能力似乎是可以预测的。一个小时候孤僻的孩子，很难在中年变成一个人际关系幸福的人。
一个 95 名男性的研究样本中（Vaillant， G. E， 1978）：高中时人际关系上取得成功的男性，也是那些婚姻美满、50 岁仍然有朋友、与子女关系亲密的人。相比之下，离婚且在中年没有朋友的男性，同样没有能力寻求与孩子的友谊或从原生家庭获得亲密关系。
30 名社会适应性最差的男性：27人 未实现生育能力；7 人没有获得真正的亲密关系、事业或创造能力；只有一人维持了稳定的婚姻；除了 2 人外都异常依赖母亲；所有人都没有朋友。
二、什么样的人能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
好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天生属于那些社交达人或者外向的人？究竟是什么在影响我们建立关系的能力？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是人们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
面对压力和负面情绪，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一些方式是适应性的，比如幽默和自嘲，或者倾诉和沟通。
这些方法能够使人们更好地容忍和管理负面情绪，而不会破坏关系（Butler et al.， 2003）。甚至对关系有好处，有时候你暴露了脆弱，反而觉得和对方更亲近了。
而另一些处理方式可能存在问题，比如否认、隐形攻击（生闷气、阴阳怪气或者直接用拉黑、绝交表示愤怒）。
这些方式很容易造成误解、阻碍沟通，从而破坏一个人的情感生活和人际关系（Butler et al.， 2003）。
上文那个 95 个男性样本的研究（Vaillant， G. E. 1978）也证实了这一点：离婚且在中年没有朋友的男性，他们最常使用的处理负面情绪的方式是分裂幻想和投射——很容易对人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 30 名适应性最差的男性，所有人都无法用成熟的方式处理负面情绪。
这些情绪处理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呢？研究者们发现可以追溯到童年和父母的关系。
那些童年时期与父母关系更温暖、更稳定的孩子，能够将关于关系的信念（比如“建立关系是容易的、他人是友善的”）内化。
通过与照顾者的反复互动发展情绪调节风格，长大后使用更具适应性的策略来管理他们的负面情绪。他们常常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在晚年也会更安全地依附于伴侣（Michael D. Nevarez，2019）。
三、那经历童年逆境的人注定就无法过上幸福人生了吗？
早年与养育者的关系以及家庭环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成年后的人际关系。
但故事并不全是悲观和绝望。
研究发现虽然逆境的影响不一定消除，但有些个体能够在经历高度压力后“反弹”并继续积极成长。
比如通过参与心理治疗，学习情绪管理策略，能有效帮助人们改善人际关系（Robert J. Waldinger， Marc S. Schulz， 2016）。
另外还有个有趣的发现是，生孩子可能也会有帮助。中年生育后，童年逆境对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会减少，这可能是因为生育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只关注自己的生活问题转移到关心亲人和更大的群体（Michael D. Nevarez，2014）。
童年的养育不能重来，但如果你意识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一切都不会太糟。
一个名叫 Godfrey 的研究对象，对生活满意度的前景相当暗淡：在所有受试者中，他的未来稳定性评分最低，并且还曾尝试过自杀。但在生命的尽头，他是最幸福的人之一。
为什么？
正如 Vaillant （该研究第一代负责人）解释的那样：“他一生都在寻找爱情。”
Vaillant 还曾在一次访谈中聊到他对这种“人际交往能力”的理解——
“它并不意味着要你成为一个社交达人、外向的人。比如是六个俱乐部的成员、拥有 200 个长长的名单的圣诞贺卡。
即使有爱你的人也不是特别重要——尽管，就像有钱一样，它确实让事情变得更容易。
也不只是关心他人。玛丽莲·梦露让肯尼迪总统感到被关心，但她依然觉得孤独；许多医护人员的生活一团糟，尽管他们能够照顾他人。
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去爱别人，拥有爱的能力，并且能够接纳别人。”
或许生命成熟的旅程就是一场从自恋（只关注自己）到与他人建立起联系（开始真正关注他人）的运动，当我们意识到关系的重要性，同时学会面对挑战、处理负面情绪。
就拥有了幸福的两大支柱：一是去爱，二是找到一种不把爱推开的应对生活的方法。
参考文献
Robert J. Waldinger， Marc S. Schulz，The Long Reach of Nurturing Family Environments:Links With Midlife Emotion-Regulatory Styles and Late-Life Security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Psychol Sci，(2016)，doi: 10.1177/0956797616661556
Robert J. Waldinger，Shiri Cohen，Marc S. Schulz，and Judith A. Crowell，Security of attachment to spouses in late life: Concurrent and prospective links with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wellbeing，Clin Psychol Sci，(2014)，doi: 10.1177/2167702614541261
Johanna C. Malone， Shiri Cohen， Sabrina R. Liu， George E. Vaillant， and Robert J. Waldinger，Adaptive midlife defense mechanisms and late-life health，Pers Individ Dif， (2013) ，doi: 10.1016/j.paid.2013.01.025
Vaillant， G. E. Natural history of male psychological health: VI. Correlates of successful marriage and fatherhoo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78)，doi:10.1176/ajp.135.6.653
Michael D. Nevarez， M.D.，Melinda I. Morrill， Ph.D.， and Robert J. Waldinger， M.D.Thriving in midlife: The roles of childhood nurturance and adult defense mechanisms， J Res Pers， (2018)，doi: 10.1016/j.jrp. 2018.01.002
Scott D. Landes， Monika Ardelt， George E. Vaillant， and Robert J. Waldinger，Childhood Adversity， Midlife Generativity， and Later Life Well-Being，J Gerontol B Psychol Sci Soc Sci，(2014)，doi: 10.1093/geronb/gbu055
Robert J. Waldinger and Marc S. Schulz，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Social Functioning， Perceived Health， and Daily Happiness in Married Octogenarians， Psychol Aging，(2010)，doi: 10.1037/a0019087
Sarah W. Whitton， Robert J. Waldinger， Marc S. Schulz， Joseph P. Allen， Judith A. Crowell， and Stuart T. Hauser，Prospective Associations From Family-of-Origin Interactions to Adult Marital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hip Adjustment，J Fam Psychol，(2011)，doi: 10.1037/0893-3200. 22.2.274
Vaillant GE. Theoretical hierarchy of adaptive ego mechanisms: A 30-year follow-up of 30 men selected for psychological health.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1971)， 24(2):107–118.
Butler E. A.， Egloff B.， Wilhelm F. H.， Smith N. C.， Erickson E. A.， Gross J. J.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expressive suppression. Emotion， (2003).， doi: 10.1037/1528-3542.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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