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九成受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卫生健康、城市治理、交通出行和文旅娱乐领域”。

疫情之后,我们是否仍然需要健康码?这两天,不少人应该看到了这样一份调查。但这份调查的结论,和人们的实际反应却截然不同,连胡锡进也忍不住发文表示,对调查的科学和准确性表示怀疑。

首先要澄清一下,确实有过一份这样的调查,但它不是最新的,而是2020年7月左右公开发布的,这次只不过是被重新翻出来了而已。



所以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是,同样一份调查,为何在两年后激起了更强烈的舆论反应?为何被很多网友嗤之以鼻?

这两年来,健康码作为一种数字化的防疫工具,在几乎全覆盖的同时,不断升级,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出行的一个标配,进出场所,查验核酸,出差旅行等等,大量的场景都得用上。

在疫情防控方面,健康码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也必须承认,它是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管理工具。就像新冠肺炎一样,是乙类传染病,但参照甲类进行特殊管理。



两年前展开调查时,国内疫情一度得到了良好的控制,对健康码预期向好,本质上是因为对发展预期向好。随着病毒变异,疫情出现反弹,尤其是很多城市经历了静默甚至封城,长时间的封控下,人们心态出现变化很正常。

以前希望它继续发挥作用,现在希望它快点退出历史舞台,大家对健康码的态度出现了转变,其实也是担心疫情一直无法结束,担心生活迟迟无法回归常态。

毕竟,健康码的存在,是建立在民众牺牲、配合的基础上的,是我们让渡了大量的权利和隐私的产物。比如记录行程信息,在非必要的日常状态下,它根本就不应该、也不会存在。

在评价健康码时,有网友说,它是牺牲隐私成就的,是出于防疫大局大体的共识,“这份善良绝不应该被进一步蚕食”。

在某种意义上,健康码已经成了当下疫情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技术本身是中立中性的,对健康码的疲态情绪,当然不是针对健康码和它代表的数字技术本身,而是不希望牺牲隐私、让渡自由,在未来成为一种常态。

尤其在疫情期间,不乏健康码被扭曲使用的情形。一些地方在防疫上层层加码,动辄一刀切,更有甚者,打着防疫的旗号,利用健康码的便利作恶,比如某地黄码事件。



扩大健康码的适用范围,侵犯民众的合法权利,类似的极端案例,让健康码偏离了本来的轨道和初衷,也让人们对健康码的使用,会更加警惕。

其实抛开这种舆论心态的变化不谈,“超九成受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两年前的呼声落地为一种现实,也缺少足够的必要性。

比如,调查说,人们希望健康码在卫生健康、城市治理、交通出行和文旅娱乐领域继续发挥作用,但其实这些领域已经有数字化的管理工具了,根本无需叠床架屋,再来一套系统。

而且,健康码表面上只是一个简单的二维码,但它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而系统的运营和管理,从信息的核验,到数据的存储,都需要巨大的成本。疫情没有了,还继续运营,还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健康码就该跟一些临时性的方舱一样,完成历史使命后,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当然一些技术层面的积累和经验,确实可以运用到其他各个领域去,为数字化管理提供效率。

总之,一份两年前的调查,能在今天重新搅动舆情,这本身就值得深思。人们对这份调查结论的担忧,说白了,是对通过健康码等工具把社会一直严管起来的担忧,这无疑不利于社会活力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