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小学教师 2017年3月24日,时年9岁的女童小凛在参加小学三年级毕业典礼的路上失踪了。 等到人们再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具倒在稻田排水沟的尸体。 小凛的死状极为凄惨,下半身有撕裂伤,还有唾液等体液。 杀害她的并不是别人,而是她就读的千叶县小学监护人会长涩谷康政,时年51岁。 ·涩谷康政被捕现场 所谓小学监护会,是日本小学里通过家长、学校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合作来改善孩子们的学校生活的团体,可以理解成后勤老师。 身为教工人员的涩谷康政,有十分严重的恋童癖,以收集萝莉的色情DVD为兴趣爱好。 ·中学时的涩谷康政 涩谷康政每个月要花费大概100000日元购买儿童色情DVD。 他时常跟同事抱怨:“日本的规定太多,萝莉控之类的东西流通得不是很彻底。” 在案发前,他曾跟同事说:“最近我看到了一个赤身裸体的东南亚女孩,她的年龄和小凛差不多。我为此感到自豪。” 和小凛一样倒在回家路上的,还有六年级的12岁学生堀本沙彦。 2005年12月10日,时年23岁的老师萩野裕用刀刺死了他的学生堀本沙彦。
火药桶校园 在日本校园,有两根雷管压在学生和老师的身下,一根是体罚,另一根是欺凌。 根据东京教育委员2020年抽调的数据,体罚率从1990年的40%降到了2020年的5%。 但这里边水分很大,因为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的规定,体罚的定义是“身体上的纪律处分”。 按照这个定义,“打人”当然是体罚,但“打压暴力学生”是纪律处分,所以不是体罚。 ·电影《七岁之后》 所以就出现一种现象,家长投诉学校老师体罚学生,但学校说按照规定你这不算体罚。 拿日本熊本市的学校举例,2018年,当地教育部门收到了来自儿童和家长的大约 50 份关于体罚的报告。其中,学校认定为体罚的案件2015年为1件,2016年为0件,2017年也是0例。 但记者北哲郎2021年采访了当地共500名初中生和小学生,其中有216人表示曾经受到过体罚。 日本的老师,最喜欢击打孩子头部,或是用巴掌扇脸、罚站、用球砸他们等。 2019年,东京町田市町田综合高中一名高一学生被50多岁的老师发现打了耳洞,老师把他叫到走廊里,先是骂他:“你这个混蛋!你以为是在和谁聊天?” 后来直接拳脚相向。 学生倒地后对着老师喊:“我要在推特上‘烧’死你。”结果又被老师拎起来揍了一顿。 2019年6月,大阪市立小学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遭到教工的殴打: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一个60多岁的老头把孩子压在身下5分钟,大呼骑大马。 学校不承认,家长难维权,学生求助无门,只能上论坛诉苦。 与日本官方风平浪静的数据相比,在论坛上,有关体罚的求助则是屡见不鲜。 有的孩子说自己被老师揍了,还说老师要杀了自己。 因为留长发和染发,被班主任语言上死亡威胁。 而这种冲突,最后往往会激化成要么学生杀老师,要么老师杀学生的流血事件。 有些学生被骂了气不过,会和老师打起来,比如一名 30 岁的女班主任,在放学后警告三年级学生“一定打扫干净教室”,三年级学生大怒,踹了老师肚子四脚。 在日本课堂上,也经常会出现学生打老师的行为。 在爱知县,高中生一把将老师推倒。老师倒在地上,攥紧了拳头又无力地垂下。 而一个悲观的事实是,这些老师之所以喜欢体罚,是因为他们就是体罚下长大的学生。 在一项4000名教职员工对体罚是否有存在必要的调查项目上,36.6%的老师认为体罚是必要的。 这些体罚的支持者,有70%曾经经历过体罚。经历过体罚的人倾向于认为体罚/暴力是必要的。 体罚,就这样纠缠着日本的学生和老师,让前者从受害者向施暴者转化,让后者从施暴者向夺命者演变。 而除了体罚,对小学生的畸形之爱,高发的性欺凌也是老师杀学生的诱因。 2020年,日本有200名公立学校教师因性犯罪、性暴力等受到处罚。 在体育馆后面,班主任对小学二年级学生表白,对她说:“我爱你,这不是简单的爱,是真爱,要对你爸妈保密哟!” 随着2019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学生在家只能上网课,但物理上的隔离反而让心里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先是不断有学生自杀。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数据,2020年,日本学童自杀人数总计 499 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100 人,创下197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然后是一些老师性欺凌行为的集中爆发。 2022年,1月12日,日本板桥区29岁的小学教师高桥义之被捕入狱。 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10月间,他曾多次猥亵自己班级的三名女学生。 他经常假装巧合,多次重复抚摸女孩的乳房,或者把女孩带到空无一人的教室抚摸胸部。
如果日本教育的诸多弊病不从根本上解决,那极端事件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不断累加的压力和恶性事件,让教育系统处于崩溃的临界点。 那个即将来临的崩溃,或许是现在,或许是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