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机构做了这样一个调研。 

调研结果显示,63.4%受访的专科毕业生,月薪在5000元以下。

而月薪过万的,不到5%。

同时他们还采访了复旦大学一位专家,专家是这么说的:

在职场中,专科学生的确面临着所谓“第一学历”的歧视,建议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带头破除学历歧视门槛,同时,还要进一步拓宽专科生继续深造的渠道,打破专科学生的职业发展“天花板”。

这些话乍一听,挺有道理。仔细想想,挺让人焦虑。

而实际上,焦虑不仅弥漫在专科生群体。

伴随着“互联网大厂裁员潮”的消息,焦虑,也逐步蔓延向更高学历、更高学位,以及名校生。

网上经常能看到此类消息,“本科生去富士康流水线干作业员”、“清华毕业去当保姆”,“985硕士去当保洁”,“985博士去二本当辅导员”,“博士硕士扎堆小县城”.......



这些高传播性的内容,有相似的特点,都是以高学历、低收入作为对比,在短时间内给人以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不过冲击过后,就是焦虑。除了焦虑,还是焦虑。

那真实的状况,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吗? 

拿这次63.4%专科毕业生月薪在5000元以下来说,显然,大量专科生“收入低”是新闻出圈的爆点。

但这个“低”,并不是这一两年突然变得这么低。不管你之前有没有注意观察,低收入的人群,一直都有很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2021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显示,我国月收入为1000元以下的有5.6亿人,为极低收入群体;月收入为1000-2000元的有3.2亿人。

 

这两个人群加起来,多达8.8亿,占总人口的63%。

把城市和农村分开来看,2021年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平均到每个月是39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8931元,平均到每个月是1544元。

对比10年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27元,农村仅8389元。这10年,已经翻了一倍,达到历史新高。

客观上来说,月薪5000块,已经比城镇平均收入高25%以上,并不是拿不出手的“低薪”。甚至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高薪”了。

不过,一直有不少人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国,五六亿人月收入1000元以下,是被平均的。因为其中包含了数量庞大的没有收入的老人、小孩、学生。

这句话,也确实有一定道理。



那么,真正的“劳动人口”,就业和收入状况如何呢?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的统计显示,从20个大类行业的就业人口占比看,农、林、牧、渔业是唯一一个就业人口占总人口超过两成的大行业,占比20.6%。 制造业以18.1%的占比位居第二;排名第三的,是批发和零售行业就业人员,占比达到14.1%;第四名建筑业,为11.3%。 光是排在前四位的,就占到了近63%。

农林牧渔主要是第一产业;制造业、建筑业是第二产业;批发和零售属于第三产业,却也是相对“古老”的第三产业。

可见,直到今天,国内承接多数人就业的行业,并非高新技术领域。而是事关柴米油盐肉蛋奶、穿衣、居住的民生领域。

这些民生领域的薪资,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

2021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相对前一年增长了10.9%的情况下,每月收入才达到4485元。



注意,这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在老家,这些都是很体面的工作了。

至于制造业,非私营单位,以及私营单位高技术含量的工种,也能达到统计数据中八九千的“高薪”。

至于普通的私营工厂,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不过,真实的收入状况,大家点外卖时可以问一下那些从工厂出来跑外卖的小哥。

从一些流水线工人的视频博客晒图和评论区互动来看,月薪三四千的,也不在少数。



至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建筑行业从业者,据统计,平均月薪大概是6313元。

不过,在一般的工地,没有双休、五险一金,每天搬六七八袋水泥,每月只能拿到4000块的普通工人,也大有人在。



至于第三产业的批发和零售从业,主要集中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南部沿海。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靠近港口,商业氛围浓厚,经商群体庞大。且形成了当地的圈子文化和一定的准入门槛。这是就业规模排名前4的人群中,收入最高的一群人。

城镇非私营单位批发和零售从业,平均月收入达到8977元。

我个人甚至觉得,这个群体的收入有点被低估了。毕竟,南方的生意人,长期以来都是各地公认的“有钱人”,月收入竟然也不过万……

总而言之,别说月入过万,月入5000块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都不算低收入。尤其是除了东南沿海以外的广大中西部地区。

那么既然低收入人群这么多,为什么今年这一波大家都很关注呢?

首先,这几年,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不断刷新,短期内,就业压力增加。

2020年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达到874万;2021年909万;2022年是1076万。

预计2023年将达到1174万。



按照一般毕业年龄22岁计算,最近几年毕业的学生主要是出生在千禧年前后,也就是“Z世代”。

这代人,幼年时期,经历了2001年的入世,经济快速发展;童年时期,经历了2008年之后以地产为代表的财富增长;2010年之后,见证我们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耳闻目睹一代代人在时代浪潮中,靠知识、靠技能改变了自身命运。

其次,这代人多是独生子女。不论父母再开明,独生子女天生就比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承担更多压力。

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中提到,在过去,一般家庭只会把有限的教育投入尽量倾斜给有学习天赋的人,把有限的经商资源投入给适合经商的人,脑力实在不行的,继续种地。

不论是家里孩子考中,还是把生意做大,都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改变命运的可能。而干农活的孩子,负责给全家托底。

在过去,家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只承担了1/N的家庭责任,每个人也都有天然的“躺平空间”,自己干不好,可以推说“还有老大呢”、“就看老二了”……

现在,家庭责任还在,孩子只有一个。不论父母多开明,但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会所赋予子女的家庭责任没有变化。



更麻烦的一点是,高等教育的稀缺度,一年不如一年了。

稀缺度,具体还是要通过人口比例来体现。

2000年毕业人数是107万,2001年是115万,2002年是145万。到了2003年,才突破了200万。

而当时的毕业生,主要是1980年前后出生的人。

1980年,出生人口是1787万,次年就超过了2000万,到了1987年达到2529万。根据毕业数据来算,那代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足1/10。

2000年,出生人口1771万,此后一路下行。这代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1/2。

高等教育稀缺性,可想而知。

并且,这其中存在一个天然的“认知差”。

当下的Z世代的毕业生,其父母是1980年前后出生的人。

不论Z世代的父母是不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他们那一代人都见证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有优越性的。这些人一毕业,就是“十里挑一”的社会人才,就更容易获得稀缺、高薪的岗位。

至于Z世代高等教育毕业生,已经达到“二里挑一”、甚至“三里挑二”。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抓一大把。



Z世代高等教育毕业生视野范围内的同龄人,基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是没有父母一代的“优越感”,本来也比较容易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两代人的“认知差”存在,Z世代背负的社会期许还在。任何一点负面新闻,都可能放大Z世代毕业生的焦虑。

这几年,我们看到,有不少人甚至比较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把当下的就业焦虑归咎于大学扩招。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20年前的一个历史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为什么能够快速承接美国等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

众所周知,是人口红利。

但是,不论是印度,还是非洲、东南亚,人口数量、人力成本的优势都不亚于我们。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

这一切,要从1985年讲起。

这一年,邓小平明确指出,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搞经济,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同时,小平同志还指出:

“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并在多次会议中强调,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于是,在同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确定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简称“普九”)。



要完成“普九”的目标,立法保障是前提。可是,法规该怎么写,写什么,可行性如何,执行优先级有多高?

一连串问题,一个比一个棘手。

最大的困难是经费。

制定《义务教育法》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普九”是否全部免费?

当时项目负责人柳斌算了一笔账,除了学费,按照当时标准,每年全国中小学生仅杂费就高达6亿元左右。

对于1985年的中国来说,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但“普九”是个硬指标,必须要执行下去。于是,经过全国人大讨论后,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案: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费,但收取一部分杂费,用于学校办公用品、水电等日常支出。

而这一政策,一启动,就是全国普及。

正如柳斌所说,“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办这么规模宏大的义务教育,确实是举世无双。全国都在为筹措义务教育经费而努力奋斗, 并且奋斗了几十年。”

1985年到2000年的15年时间里,我国筹款达数千亿,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也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我们全民受教育水平由1985年以前的人均4.3年,提高到2000年的人均8.1年。



中国从提出义务教育法,到全面普及只用了15年,只用了美国时间的1/4,法国的1/6。

直到今天,印度成人文盲还高达2.87亿,占总人口1/5以上。非洲文盲率参差不齐,其中尼日利亚文盲率高达80%。

快速、全面普及教育,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发展供应了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人口红利,才真正开始显露。

正是这些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产业工人,让“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

这些年,国内一直有人觉得“世界工厂”不体面,甚至以此来调侃。这些人,大概率是没有体会过当时经济的困难。

1980年中国总人口9.87亿,农村总人口7.96亿,80%人口都是农民。当时,人均GDP只有500元,世界排名140名开外,低于印度以及非洲多数国家。

可以说是,人均贫困户。



到了2001年,人均GDP就达到了8700元。2021年,则达到8.1万元。

如果不大力普及教育、抢着承接低端制造业,中国很可能被长期禁锢为农业国、资源输出国。更不可能在短短40年,突破一道道技术封锁,成为“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听起来不好听,却是靠高质量劳动力堆出来的。甚至说,一定的“人力资源冗余”也至关重要。

正如很多人一直疑惑,在工厂拧螺丝需要小学、初中学历吗?

只开一家工厂,或许不需要。要开1千家、1万家,真的需要。

比如,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之前的1984年,张瑞敏接管青岛市电冰箱总厂时,定了13条厂规。其中,第一条就是著名的“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除此之外,还有不准哄抢工厂物资、不准打架骂人等等。

劳动力综合素质如果不能超过工厂需求,工厂规模就不可能扩大。外资不可能来投资,就不可能大量承接全球工业。



这也就是印度、非洲、东南亚等至今无法取代中国工业地位的重要原因。

回到现在的问题,当下的毕业生为什么容易焦虑。

主要原因,是过去40年的教育投资,产生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而短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抢”到足够多适合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干的工作。

这就导致了越来越明显的“人力资源冗余”。并且,由于我们的教育普及速度远超欧美,导致Z世代和他们的父母短短两代人之间就存在天然的“认知差”。但是,全球的产业,也是金字塔式分布,越高端工作岗位越少。高端制造业的典型国家,德国,制造业工业总量只有550万,日本也不足1000万。

即使我们把德国、日本的工业全部“抢”过来,也不够。

而关于全球IT服务、文化产业、金融等收入更高的第三产业的抢夺,我们还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优势。

别说遍地硅谷、好莱坞,甚至还没有实现遍地班加罗尔、宝莱坞。

我们前几天提到的英国,3/4的就业在金融,这也是绝对的高薪行业,目前我们也只是远观。



因此,可以说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的焦虑,主要在于,明明具备了不亚于任何国家的劳动素质,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高薪岗位。

尽管华为、tiktok、原神等公司在国内外都有非议,有过挫折,但是,他们都是“抢肉吃的狼”,这样的企业应该多加鼓励。

而以我对读者留言的观察,保守者还是不少,不少人还是认为我们的年轻人的能力只能在“世界工厂”里挥洒汗水,认为我们必须遵守既定秩序才能再度迎来高速增长。

客观来说,可能性很小。英美德日等国不可能把全部高薪岗位拱手让给我们。

即使们全部“抢”过来,恐怕也不够……

粗鄙点说,目前,我们处在一进可“抢”,退可“苟”的抉择期。“抢”能解决长期问题,但也很难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当下最要紧的,恐怕还是如何“苟”住。

因此,有句话虽然残酷,但可能更现实:

“我们的年轻人要接受自己是普通人,我们的社会要接受并帮助年轻人‘向下兼容’。”

不得不说,Z世代的父母辈“向下兼容”的能力挺强的。

过去几年,由于疫情,房地产、餐饮、家政等行业受到影响,不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只能回到乡下。



2021年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达到1.7亿人,这个数量级一旦突然回来,农村能否接得住?

今年7月20日, 农业农村部公开数据,截至6月底,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率为90.7%。大城市待不了,可以先“苟”在县镇。

由于县镇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物流配送、养老托育,都可以作为择业的选择,目前有55%左右农民工在县域内就业。

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没降,甚至还涨了4.2%,妥妥做了一回经济的“逆行者”。

我们前面提到,农林牧渔、制造业、批发和零售、建筑业,等相对传统的行业长期吸纳了六七成的就业人口。

过去这些行的主要从业者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中的“大多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承担的;如今这些行业依旧可以吸纳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中的“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人社部数据显示,在2021年三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中,有58个是“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预计至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



农林牧渔更是所有行业中年轻人比例最低的,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只有大约13%。

盲目鼓吹“向下兼容”大有作为,属实是扯淡。但是,在短期内“抢”不出明显成果的当下,盲目放大焦虑,于国于民没有丝毫好处。

只能说,只要大家愿意“苟”,还是有大把能“苟”的机会。

尾声

有人会说了,连博士生都“降低身段”,去中学和街道办了,985毕业生都扎堆去县城了,我们的高端人才是不是饱和了?

顺应大众情绪来说,饱和了。而从实际情况来说,数量还不够。截至2019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约88.03万人。2020年被被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尚未公布,但估计在6.5万人左右。如果加上这6.5万,那到目前为止,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约有94.53万人。

按14亿人口计算,那么中国博士占人口的比重为万分之6.75,远低于主流发达国家水平(美国1.04%)。

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阵地,我们的高等教育人才,要打的仗,还有很多。

具体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写出:

掀起攻克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的大浪潮。

其中重点攻关的科研领域包括以下七大项: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与健康、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探测。

要知道,2021年,国内房地产业占GDP比重为6.78%。17%是一个很高的比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研发投入方面: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引入更多人才。



这些领域的研发必将带动以下相关产业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

这些领域的从业者,就是负责去“抢”的勇士。他们每抢下一个领域,就能带动一片。

因为,制造业中为最终生产制成品的每1个全职工作,会在非制造业中创造3.4个全职同等岗位。

而最终制成品的制造业增加值每增加1美元,经济中其他地方的增加值就会增加3.6美元。

因此,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之所以焦虑,还有个原因就是,眼看未来将来,就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来,此时去“苟”又不安心。

在这样人心波动的年代,我们应该给勇士们更多物质和精神鼓励,也应该给“欲苟未苟”的年轻人更多的耐心和理解。

话又说回来,不论他们复读、考公、考研,还是积极准备工作转型,哪怕是送外卖,都好过什么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