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末，江苏南京一楼盘推出了“西瓜换房活动”。
开发商的宣传海报称，6月28日至7月15日，将以10元每斤收购西瓜，用以折抵购房款，每套房收购上限为1万斤，最高可抵10万元。
在西瓜换房之前，各地开发商也是花样频出：
建业集团一楼盘推出“大蒜换房”，可以5元/斤的价格收购大蒜以抵房款；
同样是建业集团的另一处楼盘则推出“小麦换房”，可以2元/斤的价格收购小麦，最高可抵扣16万元房款；
保利发展一楼盘则推出买房送一头200斤土猪、全民营销奖励1万元/套等活动；
弘阳地产及华晟集团则推出“水蜜桃换房”，以18.88元/斤收购阳山本地水蜜桃，作为房款的抵扣，最高每套可抵扣18.8万元；
佳兆业推出“荔枝换房”，购房者可以30元/ 斤或40元/斤的价格卖出荔枝，最高可抵扣5万元房款。
从“换房”的内容就能看出，这些“优惠”是冲着农民来的。
金辉集团及鼎盛置业推出的活动，“买好房送打谷子”，买房可提供免费打谷子，更是把“助农”俩字直接写在了脸上。
不仅开发商很卖力，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入了这场卖房的“大活动”中。
安徽潜山市发布了一份文件，提出“对自愿退出宅基地进城购房落户的农民，经认定后可以一次性给予5万元购房奖励，宅基地退出后如果复垦为耕地或者其农用地后，将再给予原宅基地经营者3万元/亩的奖励。”
对于这些密集的“优惠大酬宾”，许多网友发声反对，不少人惊叹，“为了卖房竟做出这种事！”
与“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同步发生的，还有一件事，事关“土地流转”。
8月末，网上流传着的一个视频里，几个年轻人对着一个老人笑得十分开心。
但相信看视频的人，笑不出来。反正我看了视频，拳头都硬了。
视频里的场景，是陕西一位老人，代表众多村民，恳请农林公司的人，把拖欠了两年之久的土地流转费还上。
然而，面对老人的苦苦哀求，现场的多名公司人员却哄堂大笑，有人嬉皮笑脸地应付老人，有人则玩起手机，索性不理老人。老人气得双手颤抖。
在视频传播开后，有媒体联系了对此负有监管责任的蓝田县人社局，得到的回复是，已知道此事，正在处理。
据央视报道，2021年，国务院督查组发现，贵州纳雍的专项扶贫农业园已经荒废5年之久，项目还导致862万元资金打水漂、村民57万元土地流转金遭拖欠、大量农田荒废。
督查组表示，当地政府向企业拨款时，对资金使用不管不问造成了项目的荒废。
在更早一点的2019年，贵州修文县程官村为了建设蔬菜基地，用土地流转的名义，把涉及上百农户的300亩地强制翻挖、毁坏。
2014年，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五年内完成承包经营权确权。”
同年，“三权分置”的概念被提出。三权分置是指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的承包权、土地的经营权这“三权”分置并行。2018年12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三权分置正式成为法律规定。
与此同步的是，国家推出了宅基地有偿退出政策，鼓励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并获得一定的补偿。
在这些政策面前，有人充满疑惑：难道要靠“忽悠”农民进城来接盘房地产？
有人甚至在知乎上提问，“各地鼓励农民有偿退出宅基地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其实，这跟提高农业发展集中度，乡村振兴，以及提高农民收入有关。
随着城镇化发展，许多农民已经进城生活，成为新市民，老家的农村宅基地就此荒废。
对已经进城的农民来说，荒废的宅基地很多没有了使用价值，甚至后半生都不再回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宅基地对进城的新市民来说都属于无法变现的资产。
而从国家的层面来说，我国农村宅基地总面积约为1.7亿亩，占集体建设用地的54％，这个数字，相对于“18亿亩红线”，已经接近10%。
由于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其中荒废的宅基地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从更大的层面看，荒废宅基地等问题，也会导致农业资源的过度分散，对农村发展造成限制。
目前，我国农户的户均农地规模为0.5公顷，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人均农业资源不足的现状，使得我国农业发展，一直以小规模生产为主。
这种小规模农业，一方面把大量农民“困”在地里，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奉献终生，一方面也十分不利于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的发展，使农业劳动的工作繁重但低效。
曾经，多少人提起美国农民用直升机播种、喷洒农药都十分羡慕，而在我国工业生产总量达到世界第一后，工业发展反哺农业也具备了条件：我们也可以让农民用上这些先进装备，来减少农民辛苦的体力投入了。
农业无人机
然而，即便大疆等随着国内产业链发展兴起的企业，已经把农业无人机等农用装备的价格，压低至几十万甚至更低的十几万一台，对农民来说，也仍是一个高昂的成本。分散的农民自己购置这些装备，利用率也低。
对于农村宅基地和农村发展问题，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一个专家跳了出来，提了一个建议。
他建议农民都去县城买房住，然后开车去农村种地，他给出的理由是，“在县城里，一个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能接受到的信息，增长的见识，和农村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对于提升农民的个人的素质，是非常必要的。”
有网友评论，“专家能不能把自己的轿车借给农民下地用？”
对于网上的反对声，这名专家回复：也没说一定要让农民开豪车下地啊，他们可以开三轮、农用车往返嘛。
可能这位专家不太清楚：农村的路不单单只是让车通过的，在很多时候，还要用来晾晒粮食；农村的宅基地也不单单是用来住，晒好的粮食、平时用的各种农具还需要个“仓库”；很多城市别看规模不大，农用车并不能随便进出。
然而，这位专家对媒体说，自己也是农村长大，是“农民的贴心人”，应该也不是真的不知道。
对此，我也想像网友一样，问一下这位“农民的贴心人”：家里的房子能不能借来给农民伯伯晒晒粮食，当仓库用用？
之所以能说出来这种话，一个猜测，不一定对：其实还是心里没太把农民当回事，而是与开发商和某些地方政府一样，把国家推行“土地流转”、宅基地退出等政策当成增加土地财政收入的机会。
他们完全忘了，国家在近年来一直推行土地流转等政策，是为了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分散与浪费的问题，是为了在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吸引一些企业集中利用土地的经营权，组织农民一起振兴乡村发展。
这些政策的实施落实，目标是农民可以在拿土地流转费的基础上，还可以自由选择农业劳动或进城生活，企业则可在农业增量的基础上获得收益，安心发展农村。
在一些地方企业手中，好好的政策，成了要求别人“支持国家发展”的道义大棒。
面对这些，发声渠道十分有限的农民是什么反应呢？
正如电影《隐入尘烟》，里边有句台词说的那样：
“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
农民能说个啥？
这部电影中还有一个细节，拍得很真实。
城里的领导为了扶贫，给村里最穷的村民也就是马有铁一个“好机会”，交1万块钱就能分一套城里的房子。
并且，领导还让记者用镜头记录了马有铁进程看房的过程，当被问到即将搬进新居的感受时，马有铁反问：我家的驴、猪、鸡都住哪？
结果引来哄堂大笑。
且不说，一年辛苦到头除掉各项开支只剩1000多块钱的马有铁，根本拿不出1万块钱。
就算能拿出来。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没有驴、猪、鸡，他们靠什么生活？
鼓励农民进城的政策是好的，但绝不能一刀切。
对此，《农民日报》看不下去了。8月18日，《农民日报》发文《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不能不算后路账》。
这篇文章十分冷静克制，没有劈头盖脸的痛骂这些现象，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发展出实实在在的支柱产业，才让进城买房的农民能安居乐业，这才是化解县域经济难题的根本之道。
鼓励农民进城，宅基地退出，集中土地的使用权，有一个大前提是：总得让农民在城里有份能保障温饱的工作。
酷玩实验室此前的一篇文章《 掏空农民钱包，却留不住人，这样的县城怎么办？》，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写道:
“县城想要吸引人回来愿意发展做贡献，就应该努力地为回来的人营造好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给予足够好的福利。而不是老想着去掏空回来的人的钱包，吸回来的人的血。”
不仅是吸引人才回流，吸引农民进城，也应如此。
县域经济增长乏力，缺少相关的产业机会，却让农民离开能解决基本的吃喝的土地和宅基地。“忽悠”他们掏空了全家钱包买房不说，燃气费、交通费、买肉、买菜等支出样样都得花钱，没有稳定的收入，拿什么来生活？
今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
也就是说，截至2021年，中国的5.57亿农民中近3亿人都是奔波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想进入城市生活。
但很多时候，除了想不想，更现实的问题是，有没有“实力”进入城市。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民走进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与此同时，他们还一直坚守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农村一直以来都是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缓冲区”“蓄水池”。
农民为这个国家付出了很多，索取的却并不多。一些地方不能因为短时间的财政压力，就盲目“鼓励”农村进城买房、消费。
对此，有人说，应该让粮食大幅度涨价，这样才是保障农民的利益。
其实，这种想法是真心为农民好，因为从直观的感受看，粮食涨价了，农民收入自然就能上去。
然而，经济政策的实施与后果很多时候是反直觉的。
联合国在今年6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粮食每涨价1%，极端贫困人群会增加近1000万人。
毋庸置疑，新增的极端贫困人群，绝大多数还是农业人口。
原因也不难理解，粮价一旦上涨，短期内确实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包括化肥、农药在内的物价都会跟着上涨。
粮食价格回落，工业品价格未必会下降。粮食价格上涨，衣服、鞋子、家电、汽车等工业产品的价格肯定会上涨。
不会真的有人相信，靠农产品涨价，就能拉平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剪刀差”让农民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吧？
既然不能贸然让粮食大幅度涨价，最合理的安排应该是降低农民的农业生产成本。
据统计，国家对农民的补贴有至少12种之多：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民专业合作社补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补贴，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农机购置补贴，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发展补贴，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补贴，畜牧水产发展补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补贴，农业结构调整补贴，地下水超采区域综合治理补贴，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玉米、大豆种植者补贴等。
其中，许多种类的补贴都是由国家直接转入农户自己的银行账户，避免“中间商赚差价”。
以农机购置补贴为例，今年以来，国家已安排了212亿元的补贴支持农机购置，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申请购买合适的农机，即使是坡高地陡的山区农村，也能用上小型的旋耕机等农机设备。
除了各类补贴，国家还一直保留并发展着供销社体系。
供销社，全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务院领导的正部级单位，是为三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合作社就是党用以发展农村的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供销合作社在全国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
在计划经济时代成为过去后，供销社的使命仍在继续。
2006年，国务院印发《听取供销总社关于建设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等有关工作汇报的会议纪要》，对供销社提出的建设“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即“新网工程”），给予了充分肯定。
2011年，全系统初步建成了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经营服务网络。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这个“经营服务网络”是怎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呢？
说起来，还真有点计划经济的味道：基于这套网络，供销社整合了上下游相关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以不受市场波动的价格为农村供应农产品、消费品、农资、再生资源等等。
供销社平时不显山露水，但却默默承担着一套国有保障体系的责任，为农民和农村做着“压舱石”。
对于不想种地了，想进城发展的农民呢？
一方面，国家一直在逐步推进土地同地同权同责，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2019年4月，国家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相关政策落实后，农村宅基地通过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也可以入市了。
另一方面，则是为进城农民的工作扫清障碍，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放管服”。
2022年8月29日，国务院召开了自2015年以来的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
“放管服”是什么意思？“放”即简政放权，降低准入门槛。“管”即创新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服”即高效服务，营造便利环境。
过去，由于地方行政审批的流程过于复杂，变相把许多人挡在门外，想做点什么，总免不了门槛。
在全国深化“放管服”之后，进城的农民只需要一些简单的“一站式”的审批流程，就能做些养活家人的营生：凑钱买下辆卡车，就能干搬家的生意；学些手艺，就能组建一支装修队……许多曾经的隐性限制，将被扫进垃圾堆。
当然，以上这些举措全面落地，并让大多数人满意，还需要一段时间。尽管如此，也比专家建议的“开车去田里种地”靠谱多了。
人，天生会追求美好生活。
城市生活、教育、医疗条件也的确比农村好，但没有“实力”的农民并不会因此就贸然进城。
靠一些“奇技淫巧”鼓励农民进城生活，短期来看，地方财政的确会得以充实，消费得以提升。但是，此事能长久吗？另外，贸然进城的农民获得了什么呢？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在完善农民入城就业相关配套政策服务之后，再鼓励农民进城。哪怕是一边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一边吸引农民进城。
在此之前，应该多考虑考虑，如何才能让留在土地上的农民能获得更多收入，如快速清除那些打着“振兴农村”旗子却干着“跑冒滴漏”行为的蛀虫。与此同时，要为进城的农民提供更全面的就业“服务”。
乐业，才能安居。
在城市生活好，有钱挣，又有保障，不用鼓励，农民自然就进城了。
尾声
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刊载记录了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1941年，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身亡。伍兰花出于悲痛之情，大骂“世道不好”，顺便也把党和毛主席也骂了。一些群众对她的行为感到很气愤。
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决定判处死刑，公开枪毙，以平民愤。
毛主席听闻此事后，立刻制止。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毛主席决定亲自与伍兰花面谈，问清楚为什么她会有怨言。
通过面对面“拉家常”，主席了解到：
伍兰花家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瘫痪在床，三个孩子尚且年幼。1935年中央红军来到延安后，伍兰花家分到五亩地，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但渐渐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去世，家中失去了顶梁柱，她一时悲愤交加。
在把伍兰花一家妥善安置后，毛主席深入调查后认为，“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1941年1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此后进行了三次精简，为的就是减轻农民的负担。
从小跟着父辈下地劳动的毛主席，深知农民不易，一生都把农民问题当作重中之重。
在毛主席逝世后，陕西一位农民抱着他的画像痛哭流涕，南京某农民家里大儿子结婚的喜宴停办，撤下大门上的红喜字、红对联，这一年，全国许多新生儿被父母取名为“念东”、“思东”、“念泽”。
农民虽然大多刚毅木讷、敦厚少言，但他们并不傻，谁心里真正装着农民，他们，必不会忘记这份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