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需求就有交易，有交易就会形成产业，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性作为人的最基本需求之一，自然也会催生出一个超级产业链。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性交易在大多数国家都只是灰色产业，被认为是一种有伤风化的非法经济活动。
截至目前，全球只有22个国家的性交易是合法的。这些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大多数在欧洲，包括瑞士、希腊、德国、荷兰、西班牙、匈牙利等国。
欧洲作为高度文明，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为什么还有人靠出卖肉体为生？并且还如此光明正大？
盛行于欧洲的“圣职妓女”
相比东方社会谈性色变，西方社会对性的态度要开放得多。这可能与宗教有关。
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霭理士曾在《两性与社会》中说，“娼妓的起源，由于宗教的习俗”。
据记载，在古代宗教祭祀活动中，有很多靠宗教礼仪献祭的性活动。她们居于“神”与“祈祷者”之间，被称为“圣职妓女”，她们的收入还是神殿主要的经济来源。
生活于公元前５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对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有过一段描述：“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据称如果没有男人将她带出同卧，女子就不准回家。
在东方的古印度，宗教娼妓也很发达，而且还有隆重的仪式。这种在庙堂事神的女子被称为“神的奴隶”或“属于庙宇者”。
正因为卖淫在这些国家曾是一件庄严的宗教行为，所以她们并不会因此感到羞耻。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人类有了更强的消费意识和能力之后，宗教性活动就逐渐走下了神坛，演变成了纯商业行为，并发展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但受性道德和伦理的约束，在过去的上千年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官方对性都是难以启齿的。所以即使性产业延绵上千年不绝，但很少有国家敢公开将其合法化。
披着人权道德法衣的西方性革命
而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西方社会对性的态度却出现了根本差异。
当时，西方社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性革命，也就是性解放，打破了对非婚性行为、开放式婚姻、同性恋婚姻以及在公众场合裸体等行为的束缚。
这是一场挑战传统性观念和性道德的思想解放运动。
其实，性解放最初只是反对性别歧视的女权运动，只是后来逐渐演变为了对宗教性道德的全面否定，继而认为性行为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虽是个人私事，但只要双方自愿就可以自由发生。
从西方的法律视角看，人权也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其中性人权是高于性道德的，一切违背性人权的性道德约束，还被认为是虚伪的假道德。
当性权利披上了人权的道德法衣之后，性工作者和性产业就逐渐摆脱了传统道德伦理的约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众视野。随后，推动立法将性交易合法化，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1984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率先承认性交易合法化。接着西班牙在1995年，荷兰在2000年，德国在2002年也相继通过法律，公开承认性交易合法。
在法律的保护之下，性交易不再是非法可耻的行为，而是成了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正当的商业行为。
例如在被称为世界性都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当地政府还为性工作者提供统一的“工作橱窗”，让他们持证上岗，提供体检服务和法律保障，并按艺术行业标准收取6%的税，这为当地乃至整个荷兰带来了丰厚的旅游收入。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荷兰残疾公民嫖娼还可以领取国家补贴。按照官方的解释，性是人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这有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被道德绑架，欧洲性产业何去何从？
性交易的合法化，可以有效管理性工作者，避免一些性疾病的传播。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坏处，比如会增加犯罪率，特别是拐卖人口事件是屡禁不止。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性交易每年为人贩子带来的利润约为990亿美元。
欧洲作为全球性需求最大的地区之一，自然成了人口贩运的重灾区。
根据欧盟的数据，在2017-2018年间，欧盟成员国登记的被贩运的受害者总数达14145人。
这还只是曝光的一部分，实际数据要比这高得多。在这些受害者中，还包括有1046名中国人，其中超过一半都遭受了性剥削。
这些被贩卖的女性，大多数都到了荷兰、德国、瑞士、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其中，卖淫合法化国家的性交易和人口贩卖比例，明显要比其他国家高。
另外，这些被贩运的女性，大多数还只能在无证妓院“工作”，按照欧盟的数据，这类群体数量高达50万人左右。
比人口贩运问题更让欧洲人头疼的，则是难民问题。
近些年中东乃至东欧战争的爆发，制造了上千万难民，而这些难民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去了欧洲。
在俄乌战争之后，已有数百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欧洲地区。而逃到欧洲的女性难民，因为生存技能欠缺，又无法得到合法保护，很多人都沦为了性工作者。
对欧洲来说，现在不管是允许这些难民被逼良为娼，还是禁止她们卖淫，都会给欧洲带来沉重的道德负担。
如果禁止性交易，必然会被扣上“不接纳难民”的帽子，但如果纵容，又会恶化女性难民的生存环境。
虽然性产业合法化确实为一些国家增加了收入，但由其引发的人口贩卖问题，性剥削问题，难民问题，以及社会治安问题已越来越凸显，因此也招来了不少反对声。
这到底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退步？
可能现在还无法定论，但关于该法律条款的争议，却越来越激烈了。一些女权主义认为，性产业充满侮辱性，与女性不平等地位互为因果。他们呼吁取消相关法律，并组织了诸如“关掉红灯”“取消性交易”等示威活动。
2021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还公开宣称，卖春这种行为“奴役”了女性，并誓言要“推进该国的性产业实现非法化，直至取缔”。
取消“性交易合法”谈何易！但欧洲要取消性交易合法化的相关法律，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这必然会侵犯广大性工作者以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的利益。而一旦利益披上了人权法衣，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
在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初，德国联邦各州曾下令禁止所有性工作行业，包括妓院、街头接客以及桑拿俱乐部等，一夜之间全部关门歇业。结果导致很多性工作者失去了收入来源，被迫借款度日。
接着，一些从业人员开始联合抗议。在他们看来，对性工作者人权的保障问题，远比抗击新冠疫情重要，政府是无权侵犯的。抗议之后，地方政府真的就推翻了此前的禁令，性工作者们也被重新允许工作了。
另一个不利于取消性交易合法化的因素，是性交易的去罪化。
活跃于英国保守党和特赦组织的道格拉斯·福克斯，曾在2008年的国际特赦组织大会上提议将性交易去罪化。
7年后，这项提议正式成为了国际特赦组织的规定。而将性交易去罪化，实际上就意味着允许拉皮条、买春和开设妓院。
打开的门再关上，难度可想而知。于是，欧洲内部又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他们呼吁采用“北欧模式”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挪威于1999年采用的模式，核心思想是“将嫖娼、拉皮条和开设妓院列为非法行为并入刑，而将卖春列为合法”。
这样一来，在查获性交易时，嫖娼者和拉皮条的人就可定罪，而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则是无罪的。
瑞典也是类似的法律。
该国曾于1999年规定，买春违法，而卖春不违法。目前已有近70个国家施行这种模式，其中包括性交易泛滥的泰国、西班牙，以及人口贩运猖獗的法国等。
这种法律，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违法或不平等的性剥削问题。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少，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只是把街头的性交易赶到了地下，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一边是人权不可侵犯，道德绑架，一边是犯罪率上升，这让欧洲国家对性产业是既爱又恨，难以接受，又无法拒绝。
更可悲的是，如今他们眼看着合法化的性交易不断反噬着西方的人权和文明，却只能选择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