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施瓦贝尔是功勋飞行员，国家英雄，仓促间美国国防部只能强行洗地，说施瓦贝尔的脑子受到了共产主义的精神毁灭，还用了一个中情局刚刚发明的术语“洗脑Brainwash”。
为了擦屁股，中情局在各大fakenews大放烟雾弹，说共产党有种“洗脑技术”可以让人陷入迷梦、健忘，还能植入记忆，最后变成傀儡。全美各路心理专家也随声附和，外加当时切除额叶的精神病疗法刚刚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美国老百姓就信了。
几个月后，明明已经认定被彻底“洗脑”的施瓦贝尔回到美国，当即推翻供词，还获得荣誉勋章，然后迅速消失在大众视野中。
然而入戏太深的美军却对“心理战”念念不忘起来。
1958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成立后，就开始针对越南战争进行心理战、特种作战的研究。
越战期间，Darpa支持兰德公司在越南打造臭名昭著的“战略村”，试图研发精神控制方法，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基于类似的目的，Darpa还成立专攻毒理学的下属机构，开发出消灭植物、饿死游击队、限制越共地盘扩张的“橙剂”，最终导致大量成年人患病、儿童畸形。
今天，战争的罪恶被一步步揭开，但幕后的Darpa却依旧活跃于各种尖端科研领域，成为了既被调侃为疯狂科学家俱乐部，又被认为塑造未来的强大科研机构——漫威宇宙系列电影当中神盾局的原型。
从冷战到今天，从最早的气象卫星，GPS导航系统，到最早的无人机和隐形技术，电脑手机的语音操作界面，乃至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辉瑞默德纳mRNA疫苗等等都和DARPA有关。
要说哪个机构能把光明与黑暗融合得如此极致，Darpa就是蝎子尾巴——毒一份。
此前，我们聊了粒子对撞机，支撑人类基础物理研究的关键设施。今天我们想聊的不是实体的设施本身，而是支撑技术研发背后的一整套产学研体系。希望能通过Darpa，一观那些天马行空、诡异宏大的科技项目是如何在各种偶然与必然交错中，一点点被推动，最终决定现实中的历史进程的。
DARPA，全称叫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创建于1958年，职能是负责开发供军方使用的新兴技术。
一句话，未来美军需要什么，Darpa就研发什么。
就像漫威神盾局要对付九头蛇一样，一开始就服务于军事目标的DARPA也有一个明确的对手——苏联。
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纷纷落地，技术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作为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以及当时的“世界工厂”，美国靠着自身远大于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体量，吃到了工业革命最多的红利。
20世纪20年代，流水线生产的福特T型车让美国人民家家户户都过上了“有车开”的日子，汽车从此不再是奢侈品，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但与此同时，在东欧平原的废墟上，苏联正在血与火中崛起。
靠着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作为后发国家的苏联，开启了对技术领先国家的迅速追赶。
尤其在在重工业领域，苏联从沙俄“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在十几年内就蜕变为令欧洲各国瑟瑟发抖的庞然巨物。
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靠着计划经济的优势，苏联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力发挥到了极致——
钢铁洪流威震欧洲，米格战机扬名朝鲜，氢弹爆炸震慑全球……
苏联，已成长为在生产力方面能够和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
而在白令海峡另一边的美国，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各种科研成果尚未落地，此时的美国科研人员们倏然发现——自己曾引以为傲，独步天下的科技和生产力，现在竟有一个极其可怕的对手以排山倒海之势逼将上来。
不过此时，除了科研机构以外，大部分美国人还沉浸在二战最大战胜国的喜悦之中，并未察觉危机的到来。
直到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1957年10月4日，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秀了一波全球打击能力，吓坏了本土和平一百年的美国人，史称“斯普特尼克危机”。
1958年2月7日，根据时任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的建议，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建立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即DARPA的前身，负责组织、管理、协调重大科研项目和先进军事技术研究，旨在防止美国受到“技术突袭”的威胁并对对手国家造成“技术突袭”。
翻译过来就是：惊喜只能我给人，不能人给我。当年的美国就是这么的霸气。
二战后，触角遍及全球的美军任务需求复杂，所以DARPA 承载的不仅是基础研究，而是从基础研究到原型阶段，甚至初始量产的全阶段科技创新，最后还帮助找订单找市场，一路扶上马。
从资金上看，darpa是一个军方科研基金，研发全是外包，但从职能上，DARPA又是一个科技矩阵的运营总监，老板叫国防部，市场叫美国，旗下艺人是各类民间创新项目，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甚至是有研究能力的个人，各有各的绝活，只为服务美军。
DARPA 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经理负责协调各民间单位进行研究和开发，对合作伙伴和员工拥有绝对权力，全程负责执行情况，决定了项目成败。
如同神盾局局长福瑞到处搜罗超级英雄一样，Darpa的项目经理，当年也都是来自企业高管、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各学科领域的顶级专家。
以项目为中心，DARPA自身的架构很简洁，六个办公室，220个工作人员，其中有100名项目经理，负责约250个研发计划，用一个很小的核心团队就驱动了整个国家的尖端科技网络。
外围，国防部在政策、法律、技术、金融等方面帮助Darpa最大限度地使用地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资源，还打通了研发机构、企业、政府以及工业体系的壁垒，只要出了成果就包你能量产有订单，大幅提高了项目完成的质量和效率。
甚至连一向抠门的美国国会也全力支持 DARPA研究，不吝啬工资限额、还下放人事权，享受采办方面的法律豁免权，而且大方对优秀项目和重大突破性成果进行奖励，一旦成功便是荣华富贵全部到位。
这是任何一个科研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条件，自然不愁顶级牛人坐镇。
第一任局长，罗伊·约翰逊（Roy Johnson）是通用电气公司主管电子业务的副总裁，退休返聘到了Darpa。
为什么是一个电子专业的人来管当时专注搞弹道导弹的Darpa，实在是因为当时的美国科研力量大牛如云，而通用以管理著称。
Darpa成立最初目的是对付苏联太空技术，早期研究重点在空间技术、弹道导弹防御和固体推进剂上。
这方面，纳粹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此时也是DARPA专家团队的一员。同时，由梅达里斯少将带领，当时已经造出“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的，美国陆军弹道导弹局，也对darpa给予全力支持。此外，还有搞导弹飞控的各系统，关键就是电子技术——这属于约翰逊的老本行，拉出一支队伍不成问题。
于是，三剑合璧的DARPA汇集了信息技术、物理学、材料学等领域顶尖专家加入DARPA，在充足的资金和宽松的政策下，在苏联的逼迫下取得了一连串人类太空成就。
比如土星五号和半人马座火箭、TIROS气象卫星，发现者3号等等。
其中，“发现者3号”带着4只老鼠绕地飞行17周，论证了人类进入太空的可能性，还掩护了绝密的美国首次天基卫星侦察试验——“科罗娜”任务，试验了从太空中对苏联进行侦察拍照，以掌握苏联地面军事设施情况的可行性。当时还没有CMOS图像传感器，用的是胶片拍摄再把装胶卷的返回舱打回地球的操作。
“科罗娜”任务开始后，DARPA 又接连主导了一系列卫星应用技术，开创了人类从太空认知自己的全新阶段，主要包括图像侦察情报项目、信号侦察情报项目、测绘情报项目、卫星通信项目、卫星导航项目，红外波段遥感气象卫星项目以及早期预警项目等。
其中，名为“TRANSIT”卫星导航项目后来演变为了GPS全球定位系统。
总而言之，在第一任局长约翰逊的领导下，DARPA很好地梳理了各军种转移过来的项目并对其分类，制定执行了具有前瞻性的太空发展长期规划。
接下来的十年间，DARPA虽然换了五任局长，但在太空科技发展规划方面，一直按照约翰逊局长的既定道路前进，先后发展出了“电子侦察卫星”、中场光学站、阿雷西博天文台等等，在与苏联的太空争霸中，逐渐占据了优势。
本来，苏联和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技术突破处在一种“你追我赶，交替领先”的局面之中。
斯大林去世后，掌权的赫鲁晓夫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让苏联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正轨。
首先，苏联为了腾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科研和经济，从1955年到1958年，将军队削减了230万人。
其次，取消了克格勃直接对犯人“抓审判一条龙”的权利，逐渐将权力关进笼子里。
再次，在经济上，引入市场元素，比如，对农产品的处理上，取消了集体农庄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制，而是改为农产品采购制，从义务上交，变成了政府赎买，还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1955年时，苏联农民月均收入25卢布，而1965年，已经达到了51.3卢布，收入翻了一倍，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最后，行政组织上，实行干部轮换制，减少腐败，极大程度地促进了阶级流通，激发了社会活力，这也让苏联的科研系统，取得了大量耀眼的成绩。
就比如，在太空科技方面，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1961年4月12日，27岁的苏联空军上尉加加林驾驶着飞船，绕地球飞了一圈。从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到把第一名活人送上天，苏联人仅仅用了三年半时间。
一万年后假如人类还没有灭亡的话，想必我们早已是一个太空文明，这一万年间来来去去的改变世界的公司，强大的帝国，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会多得如同垃圾场里的垃圾一样，而苏联将会作为第一个把人造物体，第一个把人类送入太空的组织而被永载史册。
而在此期间，苏联的电子科技及衍生产品也在如火如荼的发展着。
在电子科技方面，1956年，由苏联科学院院士索伯列夫牵头，带着莫斯科国立大学的9名年轻研究员，开始研制人类历史上第一台三进制计算机Сетунь塞顿。1958年，样机研发成功，开始量产，从实践到落地仅用了两年，各大采购机关对机器好评如潮，各类订单也纷至沓来，甚至还包括华约国家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移动通讯方面，1958年，苏联工程师库里扬诺维奇发明了LK-1移动电话，量产的改进型，其重量仅500克，只有两个雪茄盒大小，可在城市里任何地方拨打或接听电话。60年代中期，它的工作范围已超过方圆200公里。
然而，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了。
这些璀璨的科研之星逐渐失去了未来。
它们要么属于计划外产物，要么是对科研一窍不通的苏联官僚对它们不感兴趣。
官僚们认为这些过于科幻的东西并不适用于冷战。
最终，它们都被勒令停产。
值得一提的是，在Сетунь被勒令停产后，二进制计算机才逐渐在世界上占据主流地位。
而移动通讯方面，直到1973年，摩托罗拉才将砖头般的“大哥大”样机做了第一次室外实验。
除此之外，勃列日涅夫还将斯大林时代“干部终身制”的一套重新找了回来。
本来，干部终身制，在战时是一个能够凝聚军心的强大政策，能够促进战时各个地方的稳定，方便中央管理。
但是战争时期终究不是和平时期，更不是社会常态。
因此，不考虑社会现状，一味将过去的经验照搬，是会出问题的。
和平时期的干部终身制，导致苏联形成了稳定的官僚阶级和地方垄断势力，社会逐渐失去活力，中央失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
苏联不仅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还让整个科研系统失去了从社会各界吸纳新鲜血液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大幅度限制了苏联生产力的发展。
苏联，就此走向了封闭僵化的老路，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各类成果失之交臂。
而至今,围绕载人航天的空间站技术、再入返回技术、生命维持技术源头都在当年的“发现者3号”，几十年后的空天飞机、可重复使用火箭、临近空间飞行器技术等仍然是半个世纪前开创性成果的推广应用。
这也是darpa的最高光时刻——大牛开路，集中力量办大事,出了不少塑造今天人类生活的科研成果。
然而另一方面，随着美苏核威慑体系的建立，外加越战泥潭，DARPA的研究也随着美国对外战略的迷乱而走火入魔，却也误打误撞助推了电子产业的发展。
1961年4月，DARPA在一份呈报给肯尼迪总统的备忘录中，就提出了打击越南游击队的“九点行动建议”，提议“向越南派出研发军事硬件的团队，研究和探索在越南或未来战场中适用的各种技术和新装备”。
杰克·鲁伊纳，他是DARPA的第三任局长，在当上局长的时候，他才39岁，正是年轻气盛。偏偏他还赶上了美军急需用人之时。
接手DARPA不到两个月，鲁伊纳就急匆匆带领专家团队奔赴越南，在西贡成立了“作战开发与试验中心”，以南越军队打掩护，DARPA和美军的技术人员主导，开启了一项注定会被写在美军装备研发史上的项目，“敏捷项目”。
所谓敏捷，就是指贴近前线需求，要什么我们就搞什么，跳过繁文缛节，完全不同于此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风格。
所以“敏捷项目”衍生出了大量工程领域的技术创新，比如，无人机，再比如，M-16自动步枪的亲生父亲AR-15半自动步枪，最早就是为了让矮小的越南人操作而专门挑出来的，然后被美军看上，才有了后来经典的M16系列。
除了上述提到的步枪和无人机，还有战备口粮，偏远地区机动后勤，通信，监视和目标获取，心理战，短距起降固定翼运输机，以及前文提到的对210万-480万越南人使用了1900万加仑橙剂。
1966年，越战升级后，我国对美国提出了“17度线”警告。出于朝鲜战争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的心理阴影，美军一直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至于长期被胡志明小道渗透过去的越共部队折磨得焦头烂额。
战场与政治上无力扭转局势，越南老百姓家破人亡、死伤惨重，吴庭艳垮台、美军深陷泥潭，焦灼不定的走势直接影响到了幕后的darpa。
六七十年代，美国国内反战与左翼运动此起彼伏，高校学术界与军队和白宫的关系非常紧张，高级人才拒绝加入Darpa，更没有科技圈牛人愿意带队，关键领导岗位甚至空缺几个月。
而darpa内部也人浮于事，项目各种掺水，成了很多不干实事研究人员的退休养老单位。于是，darpa预算在越南战争期间一降再降，从20多亿美元跌到不到10亿美元。
一直眼红darpa待遇的美国海陆空三军的研发机构还不时要求解散Darpa，方案一度被正式讨论。
这期间，Darpa研究项目缺少了早期的宏大，但前线战事压力之下也是脑洞与脑坑齐飞，很多并不着调，但也有少数在几十年后突然爆发的技术萌芽。
1962年，听觉神经系统顶级专家利克里德发表论文《人机共生》，设想计算机将成为人类的助手，能够收集数据，仿真建模，图表演示，分析推理，并通过远程连接和数据库的方式组成矩阵网络，提供更强大的算力。
DARPA看到了利克里德的论文，专门为他在西贡新建了第二作战开发与试验中心，相当于用今天的大数据思维来对付当时的越共。但受限于电脑水平，分析的结果除了让美军打击目标扩大化，殃及无数平民之外，可以说毫无卵用，却无意间开启了美国陆军的信息化进程。
1965年，物理学家出身，DARPA项目经验丰富的查尔斯·赫茨菲尔德，出任第五任局长
他基于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提出的核爆炸监测项目，而出现的战场监控设备——电子屏障概念，提出了：从老挝中东部直达越南的胡志明小道主干线上布设监听传感器，一旦监测到动静，随即对动静地点进行火力覆盖，形成“电子屏障”，这可以说是数字孪生思想在军事领域的最早实践之一。
方案一出，苦于找不到对手在哪儿的美军高层纷纷举双手表示赞成。
从1966年秋季起，美军开始向胡志明小道投放大量传感器，其中有音响、震动传感器，还有检测温度、电磁、红外的各类传感器，当越共路过时，高空的侦察机就会得到传感器数据，回传给监控中心，指挥炮兵或者轰炸机，直接火力覆盖。
1969年，美军复盘电子屏障时指出：“这是一种全新的战场概念，在未来战场上，我们能够通过结合即时通信和致命火力，摧毁发现的一切目标。”
结果是，这种战法导致胡志明小道主要经过的老挝，承受了比整个二战还强的轰炸，整村整村被灭族，被炸回了石器时代，至今还留下无数未爆弹。
而到了现在，在乌克兰战场，美国依旧通过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方式，在不投放地面侦测设备的情况下，依旧可以帮助乌军实现了数量装备劣势下的精准火力反击。
经历了越战时期的猪突猛进、一顿乱加点，随着七八十年代信息技术的成熟，darpa第一时间抓住了技术先发优势，很多今天才爆发产业机遇的新奇技术也被darpa播下了种子，比如，互联网、VR、多人在线对战游戏等等。
1978年，一位名叫杰克索普的美军飞行员提出一个脑洞：
用飞行模拟器把整个飞行联队的飞行员连接在一起，飞行员之间可以驾驶模拟飞机进行视频音频连线，显示在“三维全息电子沙盘”上，供指挥官制定战略，大大降低了训练成本和伤亡。
没错，他想营造一个“真实的”虚拟世界，多年后，扎克伯克活学活用，于是有了元宇宙。而当时的杰克索普虽然人微言轻，幸好DARPA很欣赏这个小伙子。
1981年，在时任局长罗伯特·福苏姆的支持下，DARPA新开了一个名为“高保真模拟器”的项目，而杰克索普成了项目经理，搞出了世界上首个用于训练的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也就是MMORPG。
而MMORPG后来演变成了美国陆军的《坦克战争》模拟仿真训练系统，开启了全新的备战训练方式，同时，也成了今天各种网络游戏的祖师爷。
如果说这还算是剑走偏锋，那么心灵感应、预知未来、隔空取物和第六感领域的“先进”研究就完全是扯犊子了。
Darpa还真就一本正经地花了几百万美元试图识别并招聘有心灵感应的人来进行远程间谍活动，甚至准备建一所天才儿童学校，甚至有传言说，当时有个项目的内容是通过在美国折汤勺发射“念力”来折磨万里之外的苏勋宗。
这个项目唯一的贡献大概就是启发了X战警里的变种人学校。
还有一个项目叫“木牛流马”，研究人员受到布匿战争汉尼拔用大象把部队运过了阿尔卑斯山的启发，设计一款用机械腿穿越复杂地形的“机械大象”在泥泞的越南使用，就像是星战里面帝国军的AT-AT那样，最后这个项目因为过于扯淡，被紧急叫停了。
不过，这方面的点子darpa就没断过，牛逼一点的是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机器狗，扯犊子一点的就是所谓的“战术独轮车”。
经过了一段时期的迷茫，1973年前后因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以及对国防科研的新要求，DARPA重建了管理模式，总部迁出五角大楼，重新关注基础研究，并鼓励对民用企业进行技术转移，逐步走出低谷。
比如，GPS系统的相关技术就转移给了惠普公司，惠普又卖给了当时推销海岸导航定位设备的Trimble公司，1990年Trimble公司成为第一家GPS概念股，至今在全球包括中国垄断着GPS定位系统设备的制造和推广。
又比如互联网技术，最早是Darpa前身Arpa为了建立防核弹的分布式指挥系统而建立的ARPA网，后来变成了大学、政府机构和国防部承包商主机交换数据的网络，最终在美国国家基金会的支持下，各家大学开始有了自己的互联网，然后相继合并，组成了Internet，开启了民用化商业化，才有了今天的互联网时代。
在这段时期资助的一批项目奠定了今天美国军事优势的基础，包括隐形飞机、激光、制导武器、人工智能、夜视、导航定位、超算、数据中心技术、数据挖掘、数据链技术、网络信息技术等等。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惑，Darpa不是服务于美军的嘛，为什么那么多改变世界的民用产业会是来自于DARPA的项目？
其实所谓军事行动，简化来说就是你得知道敌人在哪里，你得知道自己哪里，然后快速移动到指定位置，在这个过程中要吃好穿好保持好状态，最后炸他妈的。
抽象来说，就是一个管理信息和能量的过程。
除了最后炸他妈的那个环节之外，不就跟我们日常吃喝拉撒，工作通勤，创业竞争，是一样的嘛。
即便是炸他妈的这个环节，如果能找到温和的释放能量的方法，其实也可以开发成民用项目。
从这个角度来说，军事用途首先是为科技研发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和严格的标准，也就是你要战胜北越，战胜苏联，战胜中国，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科研机构的无脑乱窜和贪污腐败；
第二是因为有美国国防部的订单做支撑，大大打开了产品设计的空间，很多供应链和消费市场都不成熟，暂时形成不了商业模式的产品，就被提前设计落实了出来，比如早期的互联网，早期的移动通信，早期的VR，这样就为后续的商业竞争抢占了先机；
再加上DARPA可以用它的项目制打通全美的各大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集思广益，让很多存在竞争关系的机构也可以坐下来一起搞研发。DARPA对全社会公开的招标，意味着全美国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参加竞赛，参与投标。
。
在当时美国的体制框架下，此举无疑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让参与投标的每一个人都加入到这场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发起的“暴力穷举”当中去。
因此，比起60年代末逐渐走向僵化，科研完全精英化甚至门阀化的苏联，美国靠着市场逻辑，集中力量办大事，反而重新对苏联建立起了科研方向的体量优势。
最终，美国靠着科技积累，打出了海湾战争对伊拉克军队的全方位碾压式的高科技局部战争，把解放军震惊到开始奋起直追。正是这次战争，把DARPA从幕后推向前台，让DARPA成为媒体的焦点，甚至连《花花公子》这种杂志也开始讲DARPA故事。
此时，冷战已经接近结束，Darpa跟美军很多项目一样，面临没有对手的尴尬。
此前，DARPA一直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也有与方向专业高度拟合的局长统帅各自为战的项目经理们。
但是，1991年，东欧剧变，红旗落地，冷战结束，美国举目四望，发现普天之下竟无一合之敌。
Darpa没有对手了,就好像复联4完结了，故事线就开始飘了。
在削减军费的大背景下，为了保持美军科技优势地位，一大批技术含量极高，却实际意义不明的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了出来。
比如代号“黑寡妇（Black Widow）”项目,目的是创造一个易操控的半机械生物，一半昆虫，一半机械，可用于搜救、监视和定向精准刺杀。还有类似漫威空天航母的那种水下系统项目，用潜艇释放无人机，思路早在二战时期就有了。还有“海上列车”的新型概念，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概念使无人水面舰艇（USV）能够行驶1.4万海里，脑洞之大不亚于马斯克的超级高铁。
除了会飞的、会水的，DARPA还想做会爬会走的陆地机器人系统阿特拉斯，还有NASA为DARPA制造的瓦尔基里机器人，作为人类替身派往火星。
2004年，最早源自70年代darpa脑洞的“增强认知计划”再次启动脑机接口、人工大脑等技术研究。2005年，为了应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复杂的治安战形势，Darpa与中情局再次启动所谓意识控制与行为矫正的研究，名为“人类生态学研究会”，实际就是高科技加持下的洗脑技术。
一听就非常的“杨永信”。
但至今，也没听说有什么的新的进展。
随着超前又缺乏论证的研究变多，DARPA项目的影响也越来越不可控。
2017年的7月，DARPA公开了一项耗资6500万美元名为《安全基因技术》的资助项目，研究受到基因武器侵入后如何采取防御性对策。
被资助的团队针对目前最方便最广泛使用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所研发抑制剂，可以消除基因编辑时因为双联断裂而留下的痕迹，或者停止CRISPR的工作。
基因编辑技术本是为了治疗基因疾病而诞生，已经诞生十年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也是人类共享的科技成果，正在各国快速推广普及。
一旦Darpa以军事目的染指相关应用，出现故意的隐匿编辑或者针对性的抑制技术，基本宣告了基因武器军备竞赛正式开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而比起潜在的基因武器，Darpa在人类太空事业上已经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2006年，麻省理工大学验证了「分离型航天器」的概念，引起了军方的高度关注。Darpa很快制定「F6卫星系统」计划，其核心思想是把“卫星的功能分散化、模块化”。比如，一颗大卫星的功能分给N颗小卫星，相互合作，形成一个卫星集群。
这种思路称为“弹性空间理论”，在战争状态下可以大幅提高卫星的生存能力，避免出现敌方一发导弹就摧毁己方整颗大卫星的情况。
尽管F6卫星系统没能最终成型，但小卫星系统的巨大应用价值迅速被商业化。
吸收麻省理工和darpa的小卫星思路，在美国军方各种开小灶资助下，马斯克捡起摩托罗拉失败的铱星计划，用数量高达4.2万颗的星链计划覆盖全球,一度两次直接威胁中国空间站安全，并在俄乌战争中为战场通讯和侦察发挥了关键作用。
星链计划之外，美国各家卫星公司向美国通信委员会申请的小卫星发射数量还有两三万颗，超出了人类此前在轨工作卫星十倍多。
天文学家们的抗议声音在遮天蔽日的小卫星中越来越小，无奈坐视太空观测被污染，硝烟弥漫的近地轨道太空早已没有了一丝净土。
1945年，一个叫万尼瓦尔·布什科学家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名为《科学：无尽的边疆》，直接奠定了美国二战后的科研总路线。
这个万尼瓦尔有多牛呢？了解下他两个学生就知道了，一个是信息论之父香农，还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特曼。
他本人也主导研发了一战时期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正是在这期间，万尼瓦尔发现美国当时的工程技术需求与当时科学家的研究之间存在极大的鸿沟。
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产学研体系不行。
当时美国还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天下，政府能不管就不管，而科学家研究的军方看不上，军方需要的科学家不研究，企业夹在中间无能为力。
所以一战和二战初期，工业体量早就第一的美国在装备技术上远不如欧洲各国。
期间，万尼瓦尔不断劝说美国建立一个政府行政机构，协调并推进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国防开发，后来又亲自组织曼哈顿计划炸响原子弹，民间科学热情高涨，才有了《科学：无尽的边疆》的报告，确定了战后美国的科研方向，让政府介入驱动科学研究成为美国国策。
正是在万尼瓦尔的推动下，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及高级研究规划局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等科研管理机构。
政府出面主导，民间灵活竞争，贯穿产学研体系，打通从基础科研到市场应用的一连串环节的darpa模式成为了尖端科技攻关神器。
直到今天，各国政府依旧羡慕得不行，英国的高级研究和示范机构、德国联邦颠覆性创新署还有日本的“登月型研发制度”纷纷计划在本国复制出一个DARPA。
但历史显然表明，Darpa可不是那么容易学的，学不好走火入魔也难说。
充沛有序的资金管理、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积极肥沃的科研土壤、庞大活跃的军民市场，最关键的是坚定如一、清晰持久的国家战略，缺一不可。
除了美国，真正能将Darpa模式融会贯通的，苏联都不行，只有今天中国。
从90年代开始，美国就一直防着中国走军民融合道路，用捕风捉影的“解放军背景”对中国企业和高校横加制裁，因为只有他自己最知道那些体制是可以向外推广的，哪些是万万不行的。
2021年5月，美国再度出台《无尽边疆法案》，把矛头对准中国，试图再次重现冷战科技优势的格局，压制中国的“技术突袭”。
然而，在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今天，现在的DARPA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创造互联网，开启太空时代、大牛云集的机构。在反华思潮与逆全球化的指引下，眼下打开一个个潘多拉魔盒的darpa到底是现实世界中的神盾局，还是“九头蛇”在现世的倒影，恐怕没人能给出绝对正确的解答。
唯一确定的是，中美彻底摊牌的当下，了解darpa的历史、学习darpa长处、吸取darpa的教训、建立超越darpa的高效产学研体系，无疑是中国科技突围最迫切的选题。
正如万尼瓦尔在1945年所说：
“如果没有科学进步，就无法在其他方向上取得任何成就，也就无法确保我们作为现代国家的健康、繁荣和安全。”
这句话放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背景下，都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