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神秘老师给学生补课，就像打游击，不仅地方换来换去，还有接头暗号，上课时家长只能在外面等着，手机也会被没收。
甚至上课也要戴着墨镜、帽子和口罩，连学生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现实中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把电视剧中的紧张和刺激还原得淋漓尽致。
最近，南昌市就有不少家长反映，在西湖区、新建区的社区内，可以看到这样的针对中小学生的暑期培训的广告。
上面写着：“暑期开小灶，赢在新学期、各年级1对1……”
有记者根据广告上面的信息进行了暗访，发现在这个培训机构上课，堪称“大型特务接头现场”。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之下，他们穿过幽暗的走廊，左绕右绕仿若迷宫的教学楼，又步行上了很多层楼，才到达一扇用锁锁着的玻璃门。
在工作人员小声“对暗号”后，这扇门才缓缓打开。一名工作人员机警地看了看门外，将记者带入办公接待室。
穿过了办公接待室，才看到被划分为多个小隔间的教学区。隔间内不时传出上课的声音。工作人员推开一间小隔间，环顾一看，里面有一名正在讲课的老师，台下有近10名在听课的学生。
整个教室中的气氛，带着紧张。
更令人乍舌的是，这个隐秘的补习班收费还不菲。
以初三年级举例说明：充值金额在15800元之内，课时费高达每小时208元。十托班每门为5000元。
一小时208元，可以算得上是一“课”千金了。
大家知道，“双减”政策已经落地一年了。
在这一年里，无论是教培行业，还是公立教育体系，都在监管之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们的认知中，补课现象已经趋于
难道从如今看来，沉寂一年“补课”市场，又死灰复燃了？
01
其实像这样私自补课的现象，在过去一年并不罕见。
就在上周，杭州就有一位父亲，顶着高温，一路往南开了1400公里，途径金华、衢州、丽水、温州。 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直奔中学而去。 他先是找到食堂和教学楼的位置，再等到中午或傍晚的饭点，在校门口守上一个多小时，用无人机“侦查”一圈。 最终，有8所中学被无人机录到，存在暑期补课的现象。 回杭后，他把这些素材上传到浙江政务服务网“浙里办”，向各地教育局实名举报暑假补课现象。也有学生通过社交平台主动联系上他，爆料各地的暑假补课情况，委托他帮忙举报。
就在他举报的两周前，杭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2022年7月19日，一位家长些了一封名为“滨江各小区补习猖獗”的举报信，表示自从“双减”落地之后，所住的居民楼里反复出现违规补课现象，一到周末和假期就有学生进进出出，后来猖獗到，连做篮球培训的，都开始办补习班。 他还将补课现象最多的小区一并列举了出来，分别是倾城之恋，东方郡，瑞立中央花城，风雅钱塘，钱塘春晓，智慧之门，铂金时代，温馨人家，新洲花苑。
其实说到这个滨江区，也不是第一次因为补课被举报了。 去年11月，就有家长举报滨江区家长在某些培训机构怂恿下，周末在各个小区奔波，在各个小区租房子给学生上课。 家长表示，这里不仅私自补课，还漫天要价。 在“双减”之前，一节课在100元左右，双减落地之后，学费直逼千元，一个月就要上万，甚至好几万元，让工薪阶层的父母难以承受。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家长为了躲避监察，甚至买起了房车，“流窜”补课。 房车相比于固定场所来说，隐蔽性更高，接到孩子后可以先开到人少的区域，或者直接边行驶边补课，都难以察觉。甚至还有家长表示：其实开着房车去补习，也算是给孩子一种研学旅行。
还有人想到了用招聘“高端家政”、“高级保姆”来请家教。
在招聘网站上，能看到类似的职位提供的薪水非常高，月薪2-5万不等。不是985高校毕业，就是海归、硕士，更详细的是英语八级以及拥有教师资格证书等标签赫然在列。
这些“高级保姆”平时不仅要进行学科辅导，还要给学生制定学习计划、培养学习习惯，还包括接送学生上下学以及普通保姆的部分工作，如果会书法、绘画以及乐器，则更受欢迎。
据说，有的家长围在清华北大校门口，物色才华横溢有经验的学生家教老师……
那么如此看来，“双减”不但没有减少学生的内卷，反而加剧了家长的“内卷”，这样的一项措施从现在看来，真的有意义吗？
02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双减”？
“双减”的概念，来自于2021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
文件中对补课划出了明确的红线——要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此外，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严禁超标超前培训；禁止以虚假折扣、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等规定，也被业内评价为是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精准打击”。
一时间，教培行业哀鸿遍野。
而在这件事的影响之下，另一件教育领域的大新闻被掩盖了过去，那就是打着衡水旗号的第一高中教育集团，完成了在美国纽交所的上市。
说起这个第一高中教育集团，背后站着一个叫张韶维的男人。
2002年，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张韶维，成为了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的一名大一新生。在校期间，他先是自己做家教，后来通过收集家教供需双方的信息，做起了“家教中介”。
2005年，张韶维发现考研的学生越来越多，就买来考研教育品牌“启航考研”的代理权，依靠手中的家教资源，迅速把规模做大，占领了昆明考研辅导行业八成的市场份额。
2013年，他又将目光瞄向了中小学课外辅导市场。
恰巧在那年，衡水中学一枝独秀，包揽河北省高考文、理科状元和文科前10名，引起了张韶维的注意。
一番接洽之后，双方一拍即合。2014年3月24日，云南衡水实验中学成立，张韶维负责办学事宜，衡水中学提供教师和教案，外加输出教学理念。
这次合作的效果也立竿见影。2017年，“云南衡实中”将14人送到600分以上，全校282人参加考试，一本上线71人。
2020年高考，第一高中教育旗下63.9%的学生考入大学，29.2%的学生考入一流大学，同年西部地区的平均比例分别只有40.5%和13.1%。
有了更好的升学率，自然就有了更优质的生源，同时也带来了更多利润。
张韶维开始用这些钱，疯狂地从公立学校挖老师、挖学生，将当地的优质师资全部揽于麾下。
按照他的计划，在上市之后，资金供给会更加雄厚，这套模式也会复制到全国各地，到时候全国的优质师资全都会“归他所有”。
眼看着一个私立教育帝国就要“冉冉升起”，但就在这时，“双减”打碎了他的如意算盘。
随着“双减”中对私营教育企业的限制，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上市遭到了巨大影响，开盘即破发，盘中一度下跌了近20％。
到了2022年4月6日，其股价不仅没有恢复过来，反而还由于利润过低，踩到了美股的退市红线。
2022年6月24日，第一高中教育收到美国证监会低股价退市警告。为提振股价，第一高中教育宣布了推出400万元的股票回购计划，但无济于事，股价依旧一路下行。
张韶维的“攻占公立”之梦，坍塌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双减”的到来，可以说是掐灭了国内教育产业化的火苗，打断了资本侵占教育行业的脚步。
假如没有“双减”，不仅是第一高中教育集团，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教培巨头，都在“合围”公立教育体系的地盘。
继续持续下去，教育资本化是必然的结果。
若干年后我们也会和美国一样，从小就被贫富分流，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根本企及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而教育和医疗，恰恰是国家最不能容忍资本侵蚀的领域。
所以尽管我们说“双减”的确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留下了很多漏洞，但从意义和初衷本身来看，依旧是值得肯定的。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去调整这项措施，才能保证它在施行的过程中，能够始终有利于大部分群众的利益？
03
2021年10月15日，纽约一所公立小学的门前，被几十名愤怒的家长堵得水泄不通。 他们手上举着标语，写着：“拯救纽约优才计划”、“为孩子们留下优才计划”。 同一天，类似的抗议活动出现在了纽约城的多个地点，连繁华的曼哈顿商业区都出现了近百人的抗议活动。
迫使这些家长们走上街头抗议的，正如标语上所写，是纽约市刚刚推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取消“纽约优才计划”。什么是“纽约优才计划”？简单来说，就是组建美国版的“少儿天才班”。
政府和学校通过考试，从4岁孩子之中选出“智商和能力超常”的人才，把他们编入专门的班级和学校中，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特别培养。
这些孩子在未来的小升初、初升高的过程中，还要继续经历分班、升学考试，通过层层选拔的“幸存者”们，未来就会成为美国精英大学的候选人。
对于纽约市的家长们来说，这是一条肉眼可见的“鸡娃”之路：考入“优才计划”，小学进入快班，初、高中考入名校，最后进入全国前50名的大学。而踏上这条成功之路的第一道大门，就是“优才计划”的考试。 但随着纽约市将这项计划取消，这条“上升之路”被堵死，才惹得家长们纷纷抗议。
毕竟，在美国现行的“校友制度”游戏规则之下，只有父辈的捐款和推荐，才能顺利进入名校，顺利进入金融、IT等高端行业，顺利延续家族财富故事。
普通人家的孩子，只能一代代沉淀在底层。
“纽约优才计划”一定意义上，如同我们的高考，让更多普通人拥有跃龙门的机会。
如果放任各种培训班发展，优质教育资源就会被资本固定，成为有钱孩子的专属服务。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校友制度”。
因此，当下阶段，培训班虽然死灰复燃，甚至有越来越剧烈的迹象，也情有可原，过去数十年的“内卷”突然刹车，必然存在巨大的惯性。
但是，“双减”政策必须要坚持，而且要不断变严。
道理很简单，就是表明一个态度：将优质教育资源资本化定义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只靠“堵”是不行的，要想把优质教育资源固定在公立教育系统，还要做好“疏”。
老师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
当下，教育部门也应该尽快出台相关考核和管理标准，让优质教师，能在公立教育制度内获得更高的收入。
用魔法打败魔法。
“堵”是让资本和教师知道，红线在哪里。“疏”是让教师们知道，出路在哪里。
目前看来，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更完善的配套政策。
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另一项工作——做强双轨制。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这次“双减”政策对标的国家：德国。
我国在从国情上和德国有着不少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工业国家，都有不小的人口基数，教育体系都是以公立为主。
在教育体制方面，我国也对德国亦步亦趋，从最开始的k12，到后来的双元教育体系，再到如今的双减，都是踩着他们的石头过河。
但其中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双元教育体系。
国内有一个更熟悉的名字，叫双轨制。
后来到了国内，变成了大家熟悉的“普职分流”，中考后50%的孩子上高中，其余进职业学校。
恰恰是这一点，成了如今“双减”最大的敌人。
国内家长们整天着急上火，拼命到处找补习班鸡娃，一刻也不敢休息，最大的焦虑来源，就是为了孩子在中考这一关，不被分到后一半，进入职高当工人。
然而，德国家长却完全不操心这件事。
他们不仅不着急，反而还非常佛系，孩子能上就上，不能上也挺好，进车间和工厂完全能够接受。
这又是为什么呢？之所以这样，倒不是因为他们心大，而是在德国做一名蓝领工人，待遇并不比白领差。
在德国，蓝领是名副其实的“高薪工作”。刚毕业的技术工人年收入可比办公室白领年收入高出15%；德国技术工人平均年收入可达45000欧元（约合30.7万元人民币），远高于公务员收入；部分资深技术工人工资收入可以高于大学教授。
说到这想必大家都明白了，这其中的差距，就在于职业的预期回报。
这几年，我国制造业这些年的人才需求是很大的。“大学生不进厂去送外卖”的消息，已经不再是新闻。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不全是“普职分流”的错。
更多的责任在于，各地方在执行“普职分流”，是以完成任务的状态在执行。
比如说，全国不少地区都在缩减、合并服装纺织相关专业，因为机械化之后，就业规模快速缩窄。但是，这些专业教师队伍是现成的，很容易完成“普职分流”任务。
另一方面，新基建、大数据、新能源，这种磅礴崛起的新行业已经背后庞大的配套产业链，需要大批科技人才，也需要更大量的配套工人。
尤其在广东、江苏和山东这些地方，出现了很多专精特新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及隐形冠军企业，人才缺口一年比一年大。
但是，从目前客观事实来看，具有决策魄力和眼光的高校管理者，还不够多。
“普职分流”最大的障碍也在于此，很多家长都害怕自己的孩子，毕业之后学到的“BB机维修专业”。尤其是，职业学校资历的含金量，整个社会还不太认可。
尾声
17年前，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火遍互联网，掀起了激烈讨论。
文章讲的是一位农村子弟，通过学习和努力，最终成为了上海都市白领的故事。
但到了2022年，却有许多家长担心由于“双减”政策，导致补习班门槛更高，富人依旧有门路，像这样“小镇做题家”逆袭的一幕，也许再也不会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出现了。
这种担忧，人之常情。
不过，我认为“双减”一定要执行，并且要越来越严，绝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就妥协。因为，此事关乎最大的公平——教育公平。
我不相信，这个国家的决策者，会冒着压力做出违背全国人民利益的事，
当下我们觉得“痛”，恰恰是我们找对了“痈灶”，接下来，要猛刺下去，让脓水流出来。这是治标。
至于治本，我们要用“魔法”把优质教育资源抢回来，还要让分流出去的学子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或许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事。
我们的痛，是因为正在经历挤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