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读书》2022年8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李思磐，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李思磐：美国新闻业的“古腾堡时刻”》，头图来自：《总统班底》
编者按：
本文以老牌新闻机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新兴数字媒体BuzzFeed和Vice的故事为例，来呈现美国新闻业在产制、传播工具、受众习惯等发生巨变的环境中，如何努力调适平衡。作为《纽约时报》曾经的执行总编辑，吉尔•艾布兰森忧心于互联网媒体时代新闻业制度的崩坏和道德基础的腐蚀，但也不得不承认新生代数字媒体记者在亚文化和新型社会议题的报道上更为专精。然而猛虎在前，新老新闻机构如何面对脸书、YouTube、推特等内容推送平台的垄断性和过度商业化，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社会事件激起公共讨论，舆论压力带来个案解决和政策调整，其中新闻媒体的角色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今天记者们要按照算法的规则来争取流量、背负核查事实的责任，却要与任何一名随时可以即时发布信息的用户竞争时效。奠定职业地位与尊严的新闻规范今天难以为继，还要面对不同目的的信息操控、阴谋论和公众的不信任——这就是今天的新闻从业者面对的巨大的混乱困境。
为此人们会问一个问题：并不古老但有着自己的传统、务实权变又执着于专业规范的新闻业，在产制、传播的工具与环境皆发生极大变化的情况下，到底该守正不阿，还是要顺应时势、革故鼎新？《纽约时报》前任总编辑，哈佛大学资深讲师吉尔·艾布兰森的新书《真相的商人：新闻的商业与捍卫事实的斗争》，就记录了美国新闻界在过去十几年的类似讨论和事件，讲述了四家新闻机构的内幕故事——老牌新闻机构的数字转型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代表，而新兴的互联网新闻，则以数字媒体BuzzFeed和Vice的故事来呈现。
人们总是说互联网是印刷术以来最重要的发明，越来越多的人讨论iPhone开启的这一“古腾堡时刻”。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对于那些仍然认为新闻业对于现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人来说，讨论未来的新闻业应该是什么样子，过去的十年（中国）或者十五年（美国）是不能略过的一段关键时期。
1. 危机与变局
在新闻业的传统中，新闻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履行告知公众、引发公共对话的使命。“真相的商人”这个书名，则意味着在履行捍卫真相的公共职能的同时，要为这昂贵的职责找到新的商业支持。商业让真相受到束缚，但当初也正是大众市场的兴旺，让美国报业摆脱党派影响，树立以“客观性”为核心的专业理念，并形成伴随美国霸权的全球扩张而影响全球各地新闻业的“新闻典范”。
然而人们接收信息和相互连接的方式转变，让新闻业见证了新入局者的挑战。网络媒体重观点分析而几乎不做事实的收集工作，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传统新闻机构花数月时间收集甄别的事实，常常被聚合网站洗稿发表。艾布兰森的前任、《纽约时报》前执行总编辑比尔·凯勒（Bill Keller）曾经批评《赫芬顿邮报》：“在索马里，这是海盗行为；在媒体界，这却是一种受尊重的商业模式。”
如果说《赫芬顿邮报》在内容构成上，仍然有着老牌媒体类似的精英价值观，那么没有专业包袱的“内容创业者”则颠覆了公共对话的核心。像BuzzFeed，其创始人佩雷蒂（Jonah Peretti）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生，特长是以实验室的方法对传播进行量化分析。在他们还不知道也并不在乎新闻是什么的时候，就懂得如何生产没有太多意义但是够有趣的病毒式内容（viral content）。他们从在网络上发可爱小猫的图片开始，继而是趣味小测试和列表式的文章，而一条礼服裙到底是白金还是黑蓝，竟然成为网络上辩论不休的热门话题。
最初，搜索引擎决定了新闻的流量，以至于标题由热搜决定，这也决定了“内容”的文体。譬如，《赫芬顿邮报》曾经在一则关于“超级碗”举行时间的网文第一段，将Google搜索可能涉及的关键词搭配全数列出，这自然引得新闻机构大加挞伐。之后则是要利用工具，检测内容在社交分享上的趋势，因此BuzzFeed总是在“大浪来袭之前几分钟开始冲浪”。当搜索引擎起家的谷歌遇到强劲的来自脸书的挑战，数字新闻的逻辑也从搜索引擎驱动转移到社交分享。脸书型塑了新的新闻价值。《时代》杂志甚至要安排编辑跟踪脸书的趋势话题，然后根据相应话题迅速发稿。
以往主流媒体客观和优雅的风格也并非网络时代的主流。Vice，这家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蒙特利尔创办，而后来到纽约的反文化杂志，同时也是在对女权主义的反挫中出现的“坏男孩文化”的一分子。转向网络之后，其亚文化风格却牢牢抓住了年轻网络原住民求新求酷、不欢迎主流媒体严肃风格、追捧视频，以及广告市场喜欢特色鲜明的分众与视频内容的特点。
然而，在成为“主流媒体”之后，BuzzFeed几乎是不得不开始设置新闻板块。新闻关乎政治，仍然是文化霸权意义上的媒体正统，能给媒体机构带来权威地位；并且，它是流量的另一来源。二〇一一年佩雷蒂请来政客网（Politico）的本·史密斯（Ben Smith）担任新闻总编辑，后者如此描述自己决定为BuzzFeed做新闻的原因：“它以网络暗涌作为动力，也带动了潮流，但是无法在表面激起涟漪。要能在表面上被关注，必须报道重大消息。”然而，他们的记者缺少培训，像是政治新闻圈的野蛮人，连私下沟通内容也直接报道。外电报道娱乐化，并不包括重要核心信息和背景，譬如用掐头去尾的电文说外国领导人“升职了”。
当Vice媒体开始专门开辟新闻板块的时候，与传统政治新闻强调的超然与权威拉开距离，因为这对于年轻的受众，意味着老套陈腐。他们对一些边缘发展中国家和冲突地带的报道是猎奇式的，常常被资深的特派记者批评；而且在说不清楚是报道还是游记的纪录片中，出镜记者随随便便说出一些错误的事实判断。
在艾布兰森眼里，这些突然闯进新闻界的资讯乱炖和另类流行网站，缺乏新闻业的制度保证，譬如伦理守则、记者保安规范、事实核查系统和新人培训等等。但专业人士的看法不是“用户体验”。网络媒体遵循用户体验优化的“产品思维”，时时刻刻在进行用户体验的测量：点击测量，对不同版本的标题进行A/B测试，以获取流量最大化。科技创业公司的术语，譬如“创新”“内容”和“黏性”从此成为新闻编辑室的新行话。如佩雷蒂所言：“像做研发一样去创作内容。”情感与情绪是社交平台病毒式传播的最大动力，至于内容的意义为何，有何目的，并不重要。重点是热搜疯传，“快速塞满一般人的想象力，排挤掉其他更有价值的对话”。热门榜和内容表现的量化指数，取代了编辑基于新闻价值的“筛选与排序”。
既往新闻与娱乐的界限不复存在，文章的版面位置和结构昭示的信息不复存在，编辑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主要通过钓鱼式的标题——这消解了新闻的严肃性，因为标题中设置的悬念和若有若无承诺的信息，文章中却付诸阙如，几乎是一种欺诈。更不要说新闻机构强调的文责自负，如实署名。当然，准确性也不再重要，新媒体产品可以不断迭代，“永远都能在上面画上一层又一层”。
防火墙拆毁
BuzzFeed开发了一套工具，帮助广告商触达他们最想要的特征用户人群，承诺为广告商定制化地创造原生广告内容。原生广告与编辑部生产的内容风格一致并有着类似的主题，也有着同样的社交传播潜力。这就模糊了报业旧有的经营部与编辑部之间的防火墙，传统上被称为“教会与国家”的政教分离一般确定的、用以保证新闻业正直的原则。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艾布兰森警觉到互联网带来的对新闻业道德基础的腐蚀。
新的竞争者也带来了新的劳动雇用形态。内容农场式的操作，入行门槛极低，不需要专业技能和伦理的训练。他们提供的劳动条件也很差，雇用低薪和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成为常态。被雇用者频繁更换工作也让新闻劳动短工化。《赫芬顿邮报》二〇一一年被“美国在线”天价收购，却只需要给几乎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网站编辑开极低的薪水，撰稿人免费撰稿，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获得人气。在此之前，知名报业的工作等于是终身职业，《纽约时报》新闻编辑室的平均年龄差不多五十岁，许多记者六七十岁还在工作，而报社还要提供给他们体面到近乎奢侈的劳动条件。
艾布兰森说：“我认为技术变革不应该席卷道德变革。”可让艾布兰森最受困扰的是，她引以为傲的媒体王国，不得不向这些搅局者学习。新媒体成为媒体投资的热门，而传统媒体不能靠旧日的荣耀生存。《纽约时报》的苏兹伯格和《华盛顿邮报》的格雷厄姆家族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了新媒体带来的巨大压力。
《纽约时报》负债累累，艾布兰森在这样的环境中成为执行总编辑。要做的很多事情之前都未尝试过：譬如把在脸书上分享报道当作重要工作；在经费压力下削减海外办事处；譬如整合网络编辑和印刷新闻部门。她并不反对报业的网络转型，在她任职总编辑期间，重启的弹性付费墙取得了成功，报纸的数字订阅也翻了一番，《纽约时报》现象级的网络新闻产品“落雪”（Snow Fall）就是在她任上制作的。但财务问题并未解决。商展、大型研讨会是业务部门增加收入的主要方法。新的商务计划，都必须要借用编辑室的公信力，才能有市场吸引力。总之，需要拆掉经营部门与采编部门之间的防火墙。
她明确得到这一建议，是在二〇一四年，时任《纽约时报》大都会编辑的小苏兹伯格（A. G. Sulzberger，也是报纸年轻的继承人）将一份“数字创新报告”交给了她。这份报告带来的后续改革措施，在艾布兰森看来逾越了新闻的规范底线，这最后导致了她突然被去职。《纽约时报》在二〇一四年发布了两个代表转型的作品。全媒体报道《雪崩》引发了“这是否是互联网新闻的未来”的讨论，而配合网飞做的剧集《女子监狱》宣传软文，成为报业的互联网原生广告的典范——这篇文章看起来像是一则关于女性服刑人的议题报道。
《华盛顿邮报》是一个不同的故事。最初，格雷厄姆家族选择了错误的决策方向或者运气不好，譬如在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决定将报纸聚焦华盛顿本地；加上早期入股脸书的计划夭折，同时也拒绝了后来的互联网初创新闻机构“政治家”（Politico）的提议，而让对方成为自己在政治新闻方面的对手。终于，《邮报》在移动网络最初的若干年丧失了信心，在二〇一三年出售报业资产。这份遗产具有公共性，最后他们将其转让给数字时代的首富——亚马逊的贝索斯，希望他能够让这份百年大报在互联网时代恢复荣光。
新业主带来的技术专注于改进作为“产品”的新闻和用户体验，带来了全新打造、充斥着平板屏幕的数字化编辑总部，新的用户增长渠道，以及“最大的问题是不再进化”的座右铭。与Kindle相关的阅读推广，也带来了大量的网络读者。他们也使用测试工具，帮助选择标题、题图和内容提要，以便社交疯传。
一切都关乎受众参与，组织化的生产已经多多少少转向社交时代的个人品牌优先，那些已经是网红或者社交媒体上受众认可的意见领袖的记者，本身就能为报社带来受众，因此更受欢迎。《纽约时报》也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可爱动物的视频，或者脱口秀和名人食谱，还会让用户一起加入编辑的直播选题会。艾布兰森抱怨说，为了流量，连《邮报》都出现了太多钓鱼式的新闻标题。然而，这两家终于在流量上超过了BuzzFeed，取得了意味深长的胜利。
新一代新闻工作者
艾布兰森希望能够让网络年轻一代从业者接受与理解新闻业的规范，这些规范包括新闻事实核查的责任、公平报道的伦理，超然于外部政治与经济力量的独立自主性。但她忽视了这些规范的形成与维系，与美国报业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得到大众广告市场的财务支持有关。
数字媒体的初创阶段，不过是重复了市场报业模式在确立之初的历史经验。BuzzFeed和Vice的早期路径，类似美国早期的商业新闻机构，十九世纪的廉价便士报及其产制的“黄色新闻”，也许粗鄙不文，但迎合了新的市民群体的好奇心与道德取向。它们发明新的体裁，如犯罪报道，以及采用视觉上引人注目的图形设计变化，赢得了大众的喜爱，支持了报纸的公共服务使命。
上一个世纪之交致力于将新闻业转变为受尊重的专业服务的报业大亨普利策，美国报界最重视的新闻奖项的资助者，如此为他的“黄色新闻”辩护——他坚实的社论，“要对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特别委员会讲话”。他起用年轻貌美而勇敢机敏的女记者耐莉·布莱（Nellie Bly）进行戏剧性的精神病院卧底采访，是一种吸引眼球的商业炒作，但效果是商业和社会效应的双赢——纽约的精神病院系统因此改善。
也许是出于对美国日益扩张的全球影响和妇女运动浪潮的敏感，之后他又让布莱进行了一次单身女性的环球旅行。这一事件性的策划案，跟今天Vice媒体的海外采访颇有些相似——今天的新闻之争，可能是新闻史本身的内在冲突在新的布景中重演。譬如，娱乐性的“爵士乐新闻”和以揭黑推动改革的“扒粪新闻”在二十年代同样兴盛。而新闻客观性原则在主流媒体中日渐被奉为圭臬的六七十年代，同时也是个人与文学色彩浓重的叙事新闻，包括类似浪人（Ganzo）新闻学这样的文体自成一派的时期。Vice用类似的体验抓住了年轻读者，正是仿效“浪人”新闻，用同样是去专业化的影像风格、记者的个人化表达和沉浸式的采访体验来进行亚文化报道。
在新的模式下，人们认为，信任和信誉来自与观众的对话而非说教。针对长期以来学界诟病的精英媒体报道领域和议题多样性不够的问题，数字媒体自然地在亚文化、新的世代关注的社会议题上有更出色的表现。
正如《新共和》的作者利文斯通（Jo Livingstone）所言，艾布兰森对年轻一代的记者并未能真正理解，尤其是不理解他们跟上一代记者不同的政治理念——“对他人的同情，对性别平等直言不讳的关注，对再现过程中个人和职业利益关系的认识：这些是新的数字新闻的基本原则……”她认为自己在《纽约时报》的政绩是新闻编辑室的（性别与种族）多样性，却对网络记者们的多样性无感。《卫报》评论说，BuzzFeed对性别问题的敏感报道，在艾布兰森看起来也只是为了流量，而没有意识到理念的传播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艾布兰森不得不承认，新一代成长于数字时代的记者有他们的专精领域，譬如对于新媒体生态下基于政治目的的信息操控行为，以及对于另类右翼群体，他们更为敏感和反应迅速。BuzzFeed记者克雷格·席弗曼（Craig Silverman）在二〇一六年揭露了选举活动中社交媒体操控行为和跨国网络水军的存在。而Vice的记者艾丽·里夫（Elle Reeve）则出色地报道了一场另类右翼暴力示威行动。
深层矛盾
老媒体进行创新，植入科技基因，理解网络受众，针对广告市场进行调适，得到更好的财务支持；而网络原生的新闻机构也向业内的标杆看齐，通过有意义的社会守望和监督报道争取社会和市场的尊敬。二者都在特朗普当选后自由派的挫折和危机中获得了更大的读者市场。可是，二〇一七年以后，BuzzFeed这样的新兴网络媒体开始跟老牌报业一起经历了数波裁员，被不断削弱的不乏赢得奖项、备受认同而公共性很强的部门，如二〇二二年针对调查性报道、政治、科学、不平等和社会正义报道领域的裁员。当新旧新闻机构相互学习，共同在一个后真相的政治与媒体环境中对抗仇恨言论和阴谋论的时候，事实发掘的工作，仍然未能得到坚实的财务支持。
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今天的美国人三分之一在脸书、五分之一在YouTube、约八分之一在推特获得新闻信息。而生产内容的媒体机构仅仅能分得这些平台收入的残羹冷炙。《华尔街日报》记者大卫·乌贝提（David Uberti）指出，如果要讨论谁伤害了新闻，“对数字出版商来说，也许更引人注目的是，包括脸书和YouTube在内的那些将他们推上高峰的平台，其目的不是奖励新闻，而是奖励假新闻、假愤怒，以及最终奖励广告商”。他说：“即使是BuzzFeed，凭借其广泛的影响力、创造性的娱乐和世界级的新闻报道，也无法克服由谷歌、脸书和越来越多的广告业务控制的严酷现实。”
二〇一八年底，BuzzFeed的佩雷蒂曾写信给脸书的管理者，认为其推动人们与熟人互动的算法排名，“并没有奖励那些推动有意义的社会互动的内容”，而是不断让愤怒与煽情成为动力，增强信息误导与有害内容的转发。艾布兰森在她十三章中留了一章给脸书。情势的重点也许不是坚持“硬新闻”的教条与否，而是平台的垄断性存在和网络传播环境的过度商业化对公共生活的威胁切实可见。
此外，行业翘楚的经验很难代表更广阔的国土上发生的事情。艾布兰森在末尾草草提及了美国地方报业的衰亡。根据皮尤研究，新闻编辑室的工作在十年内下降了 23%。在互联网能够获得海量受众的，是全国性和跨国性的媒体，地方性的新闻机构无法在广告利润摊薄的情形之下，通过受众增长获得财务支持。过去，这些地方报纸进行地方性的问责和调查报道，并为精英报社输送有经验的人才。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在社交媒体崛起之前便指出，打破地域疆界的互联网，恰恰导致报业中“附近”的消失，而这一部分才是美国的地方政治、公共参与和新闻传播在三十年来持续弱化危机的核心。各式各样的新媒体创新，最难解决的就是地方监督，市议会和州府新闻不再有人报道。危机并不是始于互联网，而是从九十年代之后的报业所有权结构集中开始。
1、新闻工作首先要对真实负责。
2、新闻工作首先要忠于公民。
3、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
4、新闻工作者必须独立于报道对象。
5、新闻工作者必须成为独立的权力监督者。
6、新闻媒体必须成为公众评论和妥协的论坛和广场。
7、新闻工作者必须让重大事件变得有趣并且与受众息息相关。
8、新闻工作者应该使新闻全面均衡。
9、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按良心行事。
10、公民对新闻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来源：i0.wp.com）
一些评论指出，艾布兰森在讨论报业的转型与未来时，仅仅讨论依靠市场的精英报的“生意”，而忽视了除去美国主流的“真相的商人”，非营利的新闻机构对于这一阶段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典范。譬如针对刑事司法系统进行监督，“使其更加公平、有效、透明和人道的”马歇尔计划。而像“为了公众网”（ProPublica）这样成立于报业危机开始的二〇〇七年、如今已经确立行业地位的非营利新闻项目，可能更能代表在技术变革背景下，以往主要靠商业驱动的美国新闻文化的创新。面对未知，也许唯一确定的是艾布兰森的叹息：“所有与我同时代的记者都是过渡性人物，都只是在盲人摸象。”
参考资料：
Merchants of Truth: The Business of News and the Fight for Facts， Jill Abramson， Simon & Schuster， 201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李思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