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 (ID:WSJmagazinechina),作者:RANDY,编辑:陆莹,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这是被ghosting了吗?!”


几个月前,我在约会软件上认识了 L,我们约在一家 club 门口见面,他打扮得非常 old school,一条松松垮垮的牛仔裤,一顶贝雷帽,第一眼就是我的 type。在酒精和月光的烘托下,我们相谈甚欢,从发源于美国西海岸的嘻哈文化、伍迪·艾伦和波兰斯基,聊到 60 年代的嬉皮士运动。


当天我回了他家,他大我 8 岁,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 5 年。我们并不急于确立关系(起码我是这样),个性也都比较孤僻,因此没有强势入侵对方的生活,而是每周固定几晚去对方家里看电影、喝酒、聊天,就这么相处了几个月。


直到某一天,我从他的社交媒体上得知他要离开这座城市了。我很伤心,第一时间发消息问他,“你要走了?”2 个小时过去,他没有回复,我心烦意乱地发去一个问号,却被系统提示“你的消息已被对方拒收”——他拉黑了我。


“我这是被 ghosting 了吗?!”


Ghosting,又称鬼没,特指关系里一方突然、毫无征兆地单方面和另一方切断所有社交联系,是一种诞生于快餐约会时代的社交行为。


为什么Tinder时代ghosting如此普遍?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被 ghosting 了,事实上,我也 ghosting 过别人。


毕竟早在 30 年前,英国社会学家 Anthony Giddens 就在他的经典著作《亲密关系的转变——现代社会的性爱欲》中预言了,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亲密关系在脱离宗教和传统的束缚后,将会发展出一种来去自如、“合则来不合则去”的纯粹关系。


而 30 年后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了,Tinder 等在线约会软件加速了这一给关系松绑的进程,只消动动手指就能制造出批量心动,match 和 unmatch 都发生在一瞬之间,情感自由成了当代亲密关系的一项重要特征。


但必须老生常谈地指出,当你想摆脱一个不那么中意的约会对象时,情感自由赋予了你不用解释和立即行动的权力,简直是现代性的福音,而当你冷不丁被心仪对象拉黑删除,想要讨回公道却理不直气不壮时,这该死的液态的流动的自由就成了众矢之的。


于是乎,30 年后,Giddens 看好的“纯粹关系”就成了法国人类学家 Eva Illouz 最新著作《为什么不爱了》里的“消极关系”行为者不知如何根据稳定的、可预期的社会脚本来定义、评估或经验自己所建立的关系。


亲密关系的游戏规则变得不甚明确,这是 Illouz 最主要的分析之一。当关系的界定变得模糊不清,一方认为自己处于一段关系中,性是爱情的序曲,而对另一方来说,这只是基于肉体吸引的逢场作戏,并不存在情感上的依恋。


双方被赋予各自表述,不受约束,单方面切断关系的权利,ghosting 作为一种极致的情感自由的表达方式,正被越来越多人效仿并运用到约会实践中。


是什么阻碍了我索求承诺?


和 L 的关系以被 ghosting 的方式结束后,像所有被动割舍一段关系的人那样,我陷入了长达两三个月的哀恸期,而这几乎和我们相识相知的时间一样长。


在这期间,和 L 相处时的欢愉、偶尔的争吵和他的不告而别交替上演,我近乎自虐般的反刍他离开前的蛛丝马迹,试图从中找出我本可以力挽狂澜的细节。


我在想:正如上文所述,如果 ghosting 发生的两个条件,一是情感自由,二是关系模糊,前者并非任一个体力之所及,但后者,我不得不扪心自问,为什么会默许这段关系不清不楚地开始?如果是这样,它最终不明不白地结束也只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我能接受的。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在关系进展顺利时和L说清楚游戏规则?换言之,是什么阻碍了我索求承诺?


思来想去,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压根儿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我想要得太多。


“既要又要”的矛盾心理,似乎是生活在物质极速膨胀的现代人的通病,放在亲密关系里也适用。我们往往既要两个人排他性的互相占有和依恋,又渴望一个人的自由和无所羁绊。回想起来,我曾问过 L,“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


L 摇了摇头,说“没想过。我觉得现在就很好。”


我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他说,“我想要的是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如果这不是你想要的,我们就算了。”L 为难了一会,随即看着我的眼睛说,“如果你想要,我可以。”


我原以为自己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会开心,可是这回却轮到我退缩了。我没有这个决心为了 L 而放弃其他可能,考虑到我们年龄和经历的差异,我也不想费劲去融入他的生活和社交圈,更重要的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向另一个“他者”交出自我。


这似乎是 Tinder 之恋的一大 bug。这套算法和机制让玩家们误以为,每一个可能匹配的对象都是潜在的伴侣人选,而我们可以匹配的数量是如此之多,所付出的成本却只是几张照片、几行简介和“不喜欢左划,喜欢就右划”的操作而已。


这点 Eva Illouz 在《爱,为什么痛?》中也提到了,更多数量的选项导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所说的从追求满意到追求最大化的偏移。追求满意,是指人们乐于止步于第一个可获得的、够格的选项,而追求最大化,则意味着要寻找可能的最佳选项。毫无疑问地,这种“最大化”的幻觉会削弱人们对单独个体的强烈情感和作出承诺的冲动。


意志力缺失是现代爱情的顽疾。“不清楚一方对另一方的感受是什么(这就是真爱么?我是否真的想要跟他共度一生?);感受到彼此矛盾的情感(渴望探索全新的关系,但又延续着当前关系);嘴里说着一番话,心里却无法感受到这些言词应该附带的情感(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但我无法全心全意的承诺)。”


哲学明星韩炳哲在《爱欲之死》里哀叹当今时代“爱欲的堕落”,他认为,纯粹之爱的最基本条件是它要求一个人有勇气消除自我,以便能够发现他者的存在。而在如今追求速配和利益最大化的约会市场上,又怎么可能存在这种对他者无能为力的“纯粹之爱”呢?


如此想来,其实我并不无辜,也并非是鬼没爱情的受害者,这段关系以 ghosting 的方式结束,某种程度上是我和L——两个高度自恋、没有能力走进他者的个体,共同选择的结果。


为什么鬼没的总是男方,心碎的总是女方?


几个月过去,我的心情渐渐平复,却无意中在豆瓣小组上看到一则控诉约会对象 ghosting 的帖子,发帖的女生是异性恋,自从去年 11 月以来接连遭遇过 3 个约会对象玩消失了,“本来聊得好好的,突然某一刻开始不回微信不接电话”。


她很纳闷,一开始自己明明在关系里处于上位,“对方喜欢的多”,为什么到头来却落了个下风,“被玩消失 ghosting 的总是我”。帖子末尾她伤心地说道,接二连三被 ghosting 的经历让她短时间内没法相信男性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正常男人吗?”


刚从 ghosting 中缓过神来的我,一方面对这则帖子讲述的事情和感受心领神会,另一方面,我开始思考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约会关系里,为什么鬼没的总是男方,心碎的总是女方?


Ghosting 这一行为放置在中文语境里,其实由来已久。在坊间流传的情感八卦中,通常女方被描述成在感情里缺乏安全感的一方,咄咄逼人,控制欲爆棚,要求对方随时汇报行踪,电话手机 24 小时轰炸、全天候不间歇查岗。


男方一开始总是有求必应,等到蜜月期过去,终于不堪重负,以不接电话不回信息甚至拉黑删除联系方式的消极对抗来宣示自己的自由,像是一场迟来的复仇,而这种相处模式到头来总是以男方被女方控诉“冷暴力”“渣男”“不负责任”收场。


是女人天生控制欲强、没有安全感吗?还是男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习惯逃避、没有担当的物种?


对此,《爱,为什么痛?》中是这么说的:控诉男女双方的劣根性并无助于两性情感冲突的解决和澄清。Eva Illouz 分析道,性自由对男女而言意义不同,在感情市场中,男女双方有着迥异的交易策略。


女性出于生育取向的激发和生理时钟的限制,倾向于将约会市场看作婚恋市场,在其中逗留较短时间,而男性因为可选择的范围比同龄女性多得多,倾向于将约会市场看作性市场,在其中逗留更长时间。


正因于此,在一段关系中,女性往往更多更早地向往承诺和独占性,而男性面对女性的索求时,常常采用“情感离断”诸如冷暴力、ghosting 这样的方式来应对。


而让更多女性心碎的一点是,Illouz 认为,爱情是现代女性自我认同的核心,但对男性来说,却并非如此。


“对于男性,性活动是一种地位标志,代表同其他男性竞争的能力及获得女性青睐的能力……性活动中的这种情感离断指示并组织着更广义的自主权和控制权,还有男子气概。”


因此一段肉体关系的结束,对女性而言是一种不能承受的失败,这意味着她没有能力拴住一个男人的心,将单纯的肉体吸引升华成双方对爱情的承诺,而对男性来说,无论一段性关系结束与否,都是其性资本的积累,代表着他在同性群体中地位的提升。


去爱吧,去爱,总比不去爱要好


说到这,你们该同我一样,对现代爱情感到失望了。


随着约会软件和婚恋网站的大肆流行,在赛博空间里,心动就在弹指一挥间,罗曼蒂克式的爱情变得触手可及,而切实的肉身经验却重复着爱情就像龙卷风的规律,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根本来不及逃,而且,你以为这是爱情,在 ghosting 你的对方那儿,很可能只是 one night in Beijing,留下了许多情。


今时今日,人们早已对琼瑶小说里“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爱情祛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山盟海誓,像是一场迟早会打脸的笑话,至于左翼知识分子们碎碎念的古典爱情的逝去?拜托,都 2022 年了,就别再炒古人的冷饭了。


无怪乎当代年轻人都吃“恋爱代餐”,宁愿在网上磕糖、骂渣男,围观工作党的爱情,也不愿亲自涉足一段亲密关系,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 19 世纪的包法利夫人,还没有她甘愿为想象以身试险的勇气。


那么,群体性的爱无能有解药吗?


我想,对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千禧一代来说,19 世纪诗人兰波的那句“重塑爱欲”已经过时,那不如以爱尔兰小说家萨利·鲁尼新书里的一段话作结:


“生活已经发生。去爱总比不去爱要好,去爱一个人总比什么人都不爱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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