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欧时采访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经济学家俱乐部（Le Cercle des économistes）主席、经济学者伊波立特·达勒比斯（Hippolyte d'Albis）谈购买力和通胀问题。
面对通胀，政府的应对余地有多大？如何加强百姓购买力？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来面对现状？遏制通胀是必要做法吗？达勒比斯的解读或许能提供给读者新的思路。
▲ CNRS研究主任、经济学家俱乐部主席伊波立特·达勒比斯（受访者供图）
欧时：3月，欧元区一年通胀率已攀升至7.5%，法国则达到1985 年以来最高通胀率4.5%。您曾撰文指出，“通货膨胀是 2021 年的一大意外事件”，为什么这么说？
达勒比斯：事实上，从90年代、甚至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几乎没有通货膨胀现象，通胀率通常低于 2%，只在2008年危机期间维持了几个月的高通胀率（3% 到 3.6%）。有许多研究对此提供了解释，例如经济高度开放、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等。
物价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但在 2021 年又强烈地回升。一开始，相信通货膨胀现象已经“消失”的人们有点拒绝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一直关注专家报告、或央行声明，可以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预测都认为不会有通货膨胀或者这只是暂时现象。
例如，经合组织的看法就很好地展示了当时的共识：2020 年 12 月，该组织在其关于全球经济前景的报告中预测道，在 2021 年和 2022 年，欧元区通胀率将为每年1%。
虽然经合组织也承认预测会受到与疫情等不确定性局势影响，但它似乎更担心持续存在的低通胀将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21 年 9 月，欧洲央行还认为，通胀率应会保持在每年 2% 以下。直到 2021 年底、2022 年初，人们才意识到，通胀已经强势回归。
当然，原材料价格上涨，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可以用俄乌战争来解释，这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非常可能的原因是，疫情后经济复苏非常强劲，再加上疫情导致生产制造系统、特别是运输系统仍然处于混乱状态，从而使得价格上涨。
此外，工资上涨也是一个原因：目前在欧洲还没那么明显，但在美国很容易观察到这一现象。在美国，新冠疫情期间有大批人被裁员，由于人们在找新工作时往往会要求加薪，所以在美国，有更多的人被解雇、更多的人换工作，与此同时工资增长也比平时更强劲。而当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也提高，公司会倾向于提高产品价格，以转嫁升高的成本。
▲ 法国消费数据统计所（IRI）数据显示，法国食品和日用品价格今年2月同比上涨0.58%，3月涨幅超过1.49%，4月几乎翻番达到2.89%，而食品价格涨幅高达3.01%，创下14年来的最高纪录。
欧时：您认为此次通胀会持续多久？
达勒比斯：很难对此次通货膨胀做出预测，特别这一现象算是不久前才出现。可能接下来的两三年都会如此。
此外，如果要进行推测，要考虑的一点是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大幅恶化的问题。即使俄乌战争该结束了，但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常化需要更长时间。俄罗斯是欧洲非常重要的能源供应商，价格压力将持续存在。帕特里斯·杰夫伦（Patrice Geoffron）也在经济学家俱乐部的一份报告中提醒道，欧盟的能源独立是未来几年的重要议题，除了地缘战略原因，这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欧洲人的购买力免受冲击。
欧时：您认为通胀趋势很难被遏制，而且也许没必要这么做。为何这么说？
达勒比斯：从一个角度说，遏制通胀的做法不一定是必要的，因为通胀意味着能源价格上涨，而能源价格上涨是人们减少能源消耗的必要条件。所以，就生态转型的目标而言，价格上涨是件好事。当然，涨幅不应该太剧烈，以免造成太大的影响。目前趋势仍然是允许能源价格上涨，这是第一点。
其次，我们是否能阻止通货膨胀？
过去中央银行已经采取过相应措施。而这些措施对经济的影响是极其残酷、极其暴力的。降低通胀需要付出很高的经济代价。通常央行需要非常强劲地加息。利率上升往往会减少投资，并极大地减缓经济增长。法布里斯·科拉德（Fabrice Collard）、帕特里克·费伍（Patrick Fève）和朱利安·马特龙（Julien Matheron）分析了美国 1966 年到 2000 年的通货紧缩政策影响。他们估计，将利率提高 2%，才能使通胀下降 1%。他们的研究也表明，央行干预后，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消费总量、投资额和工资都急剧下降。因此，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工资减少。
这是一个复杂的选择。升高利率不仅影响私营经济，公共部门的财务情况也是个大问题，因为利率上升会加重政府负担。政府积累了大量的公共债务，还必须继续通过融资来还债，公共债务增加也会削弱政府信用等级。因此，提高利率需要考虑复杂的情况，遏制通胀是很艰难的。
▲ 达勒比斯认为降低通胀需要付出很高的经济代价。
欧时：那么可以说，要做出一个选择：保障经济增长与就业，还是遏制通胀？
达勒比斯：是的，不过对通货膨胀置之不理，也会产生复杂的经济后果。通货膨胀率太高会催生很多迷雾，包括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财富的重新分配。
通货膨胀虽然有利于贷款的家庭，但对另外一些人又是不利的，所以它所催生的复杂局面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通货膨胀率升高，不论是个人考虑未来计划、还是公司制定投资计划都会变得更加困难。
欧时：您提到，不同群体的工资上调幅度存在差异，而这也造成“中产降级”的风险？
达勒比斯：法国的最低工资（SMIC）、基本养老金、部分生活补助（例如最低生活保障RSA）和储蓄产品（例如Livret A）、房租都是随通货膨胀调整的，因此这部分群体受到了一定保护。政府今年夏天也会提高公务员用以计算其报酬的指数点（point d’indice）。
▲ 2022年5月1日起，法国最低工资（SMIC）上调2.65%至1302欧元（税后）。
但在私企，那些比最低工资高一些的收入并不会随通胀而自动重估。所以，如果你收入比SMIC高一点，那么收入和SMIC之间的差距会减小，也算是减少了不平等。有人欢喜有人愁。
欧时：您提过一些加强购买力的想法，其中之一是加强“代际转移”（transfert intergénérationnel），请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例如，为什么建议“提高年长雇员的就业率”？
达勒比斯：刚提到，比SMIC稍微高一点的收入不能随通胀自动上调，这种情况下，减少雇主所需支付的社会分摊金（cotisations sociales）可能是一种办法：这是在不增加雇佣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提高员工薪水的一种方式，可以避免“工资-价格螺旋上升”（boucle prix-salaire）的现象。
当然，减少雇主缴纳的社会分摊金肯定会影响到社保收入，为了增强该做法的可持续性，必须找到替代的资金来源。而为社保筹资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提高年长群体（travailleurs seniors）的就业率。
实际上，退休改革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就业率，但必须同时采取大量措施，以免导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另一方面，除了推迟退休年龄，提高普遍性社保捐金（CSG）在社保融资中的份额，也可以促使整体收入再分配、减少在职群体的压力。
正如我们最近为 France Stratégie进行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老年人就业、以及由CSG承担社会分摊金的做法减少了 60 岁以上人群在社保方面的净收益。不过，虽然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略低于在职人员，但他们的花销（如房贷支出）也少于后者。
欧时：此外，您给出的另一个方案是“快速提高工作者的技能，以保证购买力和未来生活水平”。您能谈谈这个“终身学习”的方案吗？
达勒比斯：当然，保持购买力的最佳方式是获得高薪。但至少在目前，法国在教育和技能培训方面的努力不足。有许多国际研究表明，法国学生在一些基础知识领域的能力下降了（例如数学能力），这是个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没有技能、良好的文凭，年轻人就很难免受购买力下降的冲击。
因此，必须加大教育投入，重视知识的传播和技能的培训。其次，必须加强在员工终身培训方面的努力和投入，特别是那些受技术发展影响工作模式的领域。法国需要大大加强技能培训（un choc de compétences），以保障民众的购买力和未来。
欧时：谈到就业，2021年法国总理府所属智库经济分析委员会（CAE）曾指出，移民和本地人实际上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您怎么看？
达勒比斯：劳务移民实际上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特别是法国经济。但总有人认为移民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这种推断有点奇怪，因为在经济体中，有人失业、有的职位招不到人。当我们仔细研究劳动力市场时可以发现，移民更多是进入了那些缺人的行业。
从传统上讲，高素质人才需求量很大，因为对其技能的要求很高。但对于一些传统的、对技能要求不高的行业来说，从业者需求量也很高，他们从事的工作往往都很艰苦。建筑行业就是如此，很多富裕国家实际上都从外国劳动力受益。又如，餐饮、护理行业的工作也很辛苦，那些看护病患、失能老人和孩子的工作人员往往是移民。
因此，移民并没有真正取代国民。相反，两者是非常互补的，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使得经济发展更加完善丰富，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欧洲时报/ 靖树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