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于此事的关注大概是来自于4月10号发布的一个文件，《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但其实在19大之后至少已经有过两份重要文件，分别是2020年5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及2022年1月6日印发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这两份文件加上最近这一份都非常长，但讲的大致都是同一件事，一言以蔽之，要强化市场对于生产力要素的配置功能。
这里的生产力要素指的就是土地，人才，技术，资本，数据，乃至于碳排放权这些东西，要让它们加强流通。
那是谁阻碍了这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呢？矛头直指地方保护主义，也就说要削弱地方政府对于这些生产力要素的垄断权力。
比如在最近的这份文件的总体要求部分，有这么一句提纲挈领的话，“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
市场分割与关键堵点都是现象，那显然地方保护才是主要的病症所在。所以当我们谈全国统一市场的时候，被统的对象正是地方保护主义。
而这份文件跟之前主要的区别除了在宣传上更加高调了之外，还突出了两个点，第一个是细，第二个是狠。
细的方面来说，比如在第七部分，除了第一条谈到了互联网资本垄断，从第二条开始，每一条都点出了各种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细致到了连借“内循环“搞封锁、限制企业注册地、收中介服务费这些地方小算盘都提到了。
从狠的方面来说，在组织实施保障部分，意见提到，要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包括奖励与典型案例通报。
大家都知道在体制内如果你作为一方长官干了一件事情被全网通报批评，那你就完犊子了。
所以综合来看，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打击地方保护主义是我们国家近年来坚持推进的重点项目，随着前两份文件的落实，获取了更加全面的一手信息，在实操上也有了比较多的经验积累，有了更强的把握，于是宣传更加高调，条款更加细致，奖罚规矩更加明确，落实的速度在加快。所以这是一个正在加速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充分了解它的前因后果。
地方保护主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学界，有一个形容中国地方经济的词叫“诸侯经济”。因为中国省际贸易壁垒曾经非常接近于发达国家国与国之间的壁垒，内部都打过贸易战、金融战，而且不止一次，而是三次“春秋乱战”。
第一次，是1985年到1988年之间的原料大战。
当时，毛呢西装大衣消费开始流行，羊毛的需求量大增，供求失衡，价格上涨。各地行政部门绞尽脑汁投资办厂，加工本地的原材料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同时采取措施限制原材料流入其他地区。于是，羊毛大战便爆发了。这场大战以新疆冻结羊毛出疆而告结束，然而后来羊毛大量积压，也使得新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继羊毛大战之后，到1988年，蚕茧大战、中药材大战、棉花大战、生丝大战、肥猪大战轮番上演，全国原料市场硝烟弥漫，国民经济混乱失调。
第二次经济大战紧随第一次。因为国家开始整顿市场秩序，野蛮生长的地方经济滑向萧条。面对原料短缺，产品积压、市场疲软、资金短缺，各省开始封锁自己的市场——禁止本地原材料出口的同时也禁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
1988年，粤、湘、赣三省相互“坚壁清野”：湖南省禁运粮食、蚕茧；江西省禁运大米、生猪，广东省禁运食糖、橡胶。其他省份也是关卡林立，戒备森严。陕西和内蒙两个省区围绕榆林地区开始“绒毛”大战，安徽和浙江两省围绕黄山地区开展“蚕茧”大战等。这些都是直接对隔壁省进行贸易禁运的哦，要比懂王跟我们打贸易战狠多了。
1992年开始第三次国内经济大战范围更广，不仅有商品大战，而且有政策大战、项目大战和开发区大战，从北方“棉花大战”到广西“松脂大战”，从西北“羊绒大战”到海南“甘蔗大战”还有江浙“蚕茧大战”、新疆“奶源大战”、沿海地区的“建港大战”以及中南地区的“金融大战”，全国烽烟再起。
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内卷上天。
这三场大战，始作俑者就是地方保护主义。
各地纷纷限定本地提供药品、水泥、煤炭、汽车等紧俏产品以及建筑、保险、医疗等基础服务；设置壁垒、关卡、税费，阻挠和限制外地商品服务，甚至干脆以罚款、吊销执照进行本地产品的垄断。在金融、烟草、酒类、邮政、电信、电力等部门，地方机构进行行业垄断，强制购买或者消费，更严重的是用司法手段包庇本地企业的违法犯罪。
其结果是，从1987年到1997年，中国本省消费者购买省内商品与省外商品的数额比例，从12倍涨到了27倍。
这种做法让本地企业坐地壮大，却也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大家都知道，八九十年代七大地方饮料品牌，比如北冰洋、冰峰、天府可乐等等，要么是被并购雪藏，要么是破产贱卖，中国国产饮料长期被“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摁在地上摩擦。
品牌投入是一方面，但深究下去还有一个问题很无奈，因为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借着外资光环在大江南北到处建灌装厂，把客场打成了主场，而地方饮料厂受限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大环境，却只能龟缩一隅，在外资强大的规模效应面前，只能举手投降了。
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如此严重，为什么中央不像“严打”一样下重手根治呢？
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不仅有几千年来的地方利益传统思维影响，更与中国复杂的国情以及70年来的地方经济驱动模式有关。
50年代，中国从苏联学来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按行业按部门中央权力一杆子插到基层，结果地方怨声载道，要求中央下放权力。对此，毛泽东主席就一直主张对地方适当分权，不能搞苏联那套。
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那既然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不可避免的，地方也会有自己的小算盘，比较low的就是在本地去搞权力寻租贪污腐败，有责任心的会想要尽可能发展本地经济本地民生，有抱负的会希望能做好政绩去到更高的舞台名留青史，总之地方的立场会跟中央不完全一样。
国家发改委官网就曾发文分析过地方保护主义成因。
财政包干和各种地方税设置后，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地方的经济利益，因此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在相当多的方面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因而也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
所以长期的放权必然会积累一些问题，这时候就需要中央收权整治，然后再放再收，螺旋上升。
比如当年大跃进各地争相放卫星之后，中央收回地方权力进行整顿，包括收回央企，收回计划管理权、收回财权、税收、招工、商业、银行等等管理权力。
改革开放之后，财政承包+市场机制解决了释放地方政府积极性的问题，启动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引擎，但也形成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改革开放初期其实是三个承包，农村土地承包，城市企业承包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包。前两个大家应该很熟悉，教科书也都有，而“财政承包”也一样，交完中央的剩下自己的，各地上交的税收比例都要跟中央谈，甚至讨价还价，刺激地方政府发挥能动性“经营”地方，搞经济积极性爆棚啊。
仅仅在1978年当年，我国GDP增速就高达11.8%，在1984年，更是突破了15.4%，创建国以来的记录。
然而在1979年到1993年，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的占比从 46.8% 降到22%，宏观调控能力急剧下降。
从1988年开始，入不敷出的财政部连续三年向地方政府举债度日，连在京部委的工资都在拖欠，中央财政赤字从1991年的30亿涨到1993年的206亿，狂增将近七倍，赤字率20%多。
以至于财政部长当众自我调侃，我现在只剩背心和裤衩了，却被底下人反驳，你哪来的背心，只剩下裤衩了！
中央没钱，教育、医疗、科研、国防乃至司法、治安等等一系列只能由国家主导的系统性改革就无从谈起，对应的就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底层社会普遍性混乱，枪支案件攀升、车匪路霸横行，治安状况不断恶化，国防没有钱，科研没有钱，教育没有钱，砍掉了很多现在看来非常有战略意义的科技项目，甚至连教育系统都开始号召社会办学，多方面筹措教育经费。
于是当年的第一副总理朱同志开启了南下之行。
到了广东，他对新老地方领导苦口婆心，据理力争，用“分税制改革”启动了全国一盘棋的经济引擎，重塑了中央财政权威，也成为了三十年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序幕。
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重新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55%。中央负责推进科研，国防，基建这些国家级别大项目，并且用财政转移支付平衡各地区利益，而地方负责盘活本地经济……
整个90年代，中国内有高通胀的经济危机，外有金融危机、台海危机包夹，但中国艰难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上的平稳过度，这次分税制改革功不可没。
我们作为未来的人当然知道上一轮中美大博弈的结果是我们加入了WTO，以外贸为基础驱动工业化城市化，加上发展互联网产业和高科技制造业获取了长达20年高速增长，但前提是，我们抵御住了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崩盘，这使得我们得以以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身份加入了WTO，然后才有钱进行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大科研专项，推动后续的产业升级和互联网经济发展。
而一系列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打通了全国市场，地方保护主义大幅好转。
2019年，中国省内贸易是315.89万亿元，省际贸易是122.94万亿元，差距不到三倍，比起97年的27倍显然大大好转了。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新的地方保护主义又生长了出来，而且隐藏得更深了。
其中就有我们已经批判了很久的土地财政问题。
1998年开始的商品房改革，原本是保障房与商品房齐头并进，但在房地产利益集团与地方财政卖地收入利益的驱动下，变成了土地财政的催化剂。
因为当千篇一律招商引资沦为恶性竞争，内外增长空间不足的时候，最后地方上发现都不如运作资本卖地、炒地皮、搞房地产来钱快。
就这样，中国经济一步步走上了被房地产绑架的歧途。
为了搞土地财政，防止隔壁地市分走本地卖地和税收收入，出现了遍布全国的断头路现象，也就是修马路修到边界地区就不修了，人为地创造地域隔离，阻止商品和人员流通。
此外，在金融资本、房地产、交通运输、食品行业、教育医疗甚至财会行业等领域，地方保护主义依旧顽固存在，是社会公平、市场透明问题的主要障碍之一，严重阻碍了我国一体化竞争性市场的形成，破坏了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转型升级。
比如A股造假几个亿，封顶60万的处罚机制，这两年才真正见到雷厉风行的改革。
追根溯源，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A股刚刚起步，大量上市指标都在地方政府手里，连审计行业也是长期依托地方行政机构存在的，所以地方国企烂账包装一下丢给股民接盘完全就是常规操作，包庇造假更是司空见怪。
这种长期畸形不仅造成A股发展与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南辕北辙，把我等大A股民坑到了姥姥家，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的A股市场的融资功能，因为你已经盈利的公司尚且不敢保证财务安全，扇贝还会自由泳，你怎么敢让还在亏本砸钱的高科技企业上市？这给中国形成高端产业集群造成了严重阻碍，也把高科技产业的收益机会拱手让给了纳斯达克的外资投资者。
再比如一些毫无竞争力的地方产业乃至于涉嫌不正当经营甚至违法犯罪的企业被地方政府动用行政权力硬是保了下来，比如鸿茅药酒，比如有些地方聚集的传销产业，戒网瘾产业等等。
一些地方利用中央转移支付外加政府信用融资，强行上马了类似在山沟里搞高科技园区、在离发达地区十万八千里的地方搞文化旅游项目等等完全不靠谱的骚操作，然后在这当中吃拿卡要。
如今，这种透支三十年消费力的经济驱动方式也走到尽头。
于是乎，就又到了需要收紧地方权力，调整利益格局的时候了。
说白了如果这时候再不干预，随着城市化红利减弱卖地收入降低地方陷入内卷，那时候就不是断头路的问题了，已经修好的路都得给你拆了。
那要怎么调整呢？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玩法。很显然现在国家面临的局面跟90年代已经大不相同，现在中央政府债务率并不高，反倒是地方政府缺钱。
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世界格局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刚刚打赢了冷战，正处于信心爆棚期，历史都尼玛终结了，它在大力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最搞笑的就是它产生了通过接触政策可以颠覆中国的幻觉。
这使得我们可以有上车的机会，获取来自它的技术转移，把产品卖到以美国为核心的十亿人口发达国家市场，通过融入它的全球大循环来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内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增量。
但是2011年美国重返亚太以后特别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开打，很显然这套体系已经玩不下去了，原因简单来说就是中国无论是经济，科技，军事的发展，还是从文化上不可能变成殖民地的态度，都显然超出了美国全球霸权所能允许的范围而美国人也没有瞎。
于是乎，美国对我们的高科技进行了非常精细的封锁，并且它在高科技领域的市场也在对我们逐渐封闭。
这个外部环境决定了，当我们准备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时候，真正要解决的，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经济，以及推动国内改革共同富裕的增量在哪里的问题。这个增量极其关键，没有它很多改革就无法推进，正如你没法在地方政府快要发不出工资的时候推动房地产税改革。
高科技领域其实是比较乐观的，之前我们的产业升级主要靠西方技术转移而我们自身的产学研以及从军工航天转向民用科技的这套军民融合体系不够强大，但在懂王大张旗鼓科技战的助攻下，这几年硬科技领域真的是勃勃生机万物竞发。
但我们也需要明白硬科技它本身能提供的机会是很有限的，它带来的发展增量主要来自于对大产业的支撑作用。
大家可能都看过这张图，一个千亿级别的半导体设备产业，带动了一个万亿级别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带动了十万亿级别的数码硬件产业，带动了百万亿级别的互联网服务产业。那如果我们也掌握了最上面的硬科技，我们做的东西不可能跟美国完全重叠吧，于是乎就会给下游产业带来巨大的增量。
比如最近我比较关注VR元宇宙产业，现在主流VR一体机包括Oculus，Pico，爱奇艺，用的芯片都是高通骁龙XR系列。那是个什么系列呢，说白了就是把两年前高通的旗舰手机SoC改吧改吧支持一下多摄像头，它是用在VR这块更大的屏幕上的但是它图形算力居然比手机版还有所缩水。也就是说这个芯片就是一坨屎。但是没有办法，只有高通在提供这种芯片，全世界的VR从业者都被这坨屎卡得很难受。
那如果中国有自己的先进半导体设备产业，能支持像海思麒麟这样的自主芯片呢？这个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乃至全球的VR产业都会因此收益，整个金字塔的面积都会变得比现在大得多。
更不要说我们还会发展出全新的产业，建出全新的金字塔。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在科技上赶超美国之后的事情，如果仅仅是补上了一点短板能做一点国产替代，相当于这个硬科技三角形完全被美国的包裹住的状态，那这个金字塔的面积并不会变大，而我们现在还处于烧钱补短板的阶段，真的要大面积的收获可能还要十年之后。
而高科技供应链其实还是比较乐观的部分，真正难的部分是在需求端。
过去四十年我们在需求端的增量主要是靠出口工业品赚美元，再靠这些美元发货币投资升级产业。
从负面角度来理解的话，就是我们吭哧吭哧辛苦生产出来的产品被美国人印一些绿色的纸片白嫖了。但我们也需要客观的认识到，经济要发展就一定要有人来提供新增的购买力。
现在美国不给我们提供了，我们骂娘是没有用的，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来把增量创造出来，大致上有下面三条路可以走。
首先是搞一带一路、建立区域经济合作，这个我们已经未雨绸缪搞了十年了，就类似我们向越南输出基建和零部件，越南组装组装再卖给美国。这个路径有两个问题，一方面试那些国家有点太不给力了，另一方面来说它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就是绕了一下，于是乎还得配合一些根本上改变局面的措施才能发挥作用。
第二个选项就是，跟美国达成妥协，就像基辛格经常说的，中美要合作构建下一个阶段的国际秩序。但是很显然，中美目前的分歧实在太大了，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全球霸权，中国也绝不会放弃产业升级，这个妥协不打到一方或者双方经济崩溃是很难达成的，现在虽然美国通胀创新高，我们增长暴跌，互相都非常难受但是还没有到崩的时候。
第三个选项当然就是摊牌啦。既然美国不给我们提供新增的需求，那我们就自己来提供，就是由我们来当国际经济循环的核心国家，承担政府赤字贸易逆差，人民币国际化，白嫖别国给我国人民发钱。这一方面翟东升老师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但很显然，这是在直接挑战美元霸权，是再明显不过的掀桌子行为。
欧元区是1999年1月正式成立的，当年有一种要跟美元分庭抗礼的势头，结果两个月之后美国就在欧盟隔壁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向世界宣告欧洲依旧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这哪是打南斯拉夫啊，这是打德国法国的脸啊。后来2000年萨达姆在欧佩克国家当中第一个宣布改用欧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然后他人没了。
国家信用货币的出口是世界上门槛最高的产业，如果你连自己的小弟都保护不了是没有办法让大家用你的货币的，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必然会发生激烈的军事斗争。
就比如，台湾统一战争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因为这场战争在国际上的合法性是我们所有打击美国的军事选项当中最强的，毕竟台湾在法理上是我们的领土嘛。它在国内的动员基础也是最强的，为了祖国统一嘛。
基本操作就是我们可以以雷霆万钧之势收复台湾，并且封锁台湾海域，让美国无法介入，以此向全世界展示我们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实力，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世界的格局。
进阶的操作我们可以在收复台湾的时候划一个特别大的封锁区，封锁到夏威夷有点夸张，但是可以把从横须贺到冲绳到关岛的整个西太平洋给封锁了。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以后亚洲就是亚洲人的亚洲了，人民币或者亚元的地位会远远高于现在的欧元，中国将再迎来20年的高速发展。
更进一步的话，在一般的推演当中，中国收复台湾美国肯定是不会蠢到在台海跟我们刚正面的，但是它很可能会封锁印度洋截断我们的能源进口，这时候如果我们的远洋舰队可以在洲际反舰弹道导弹甚至是空间轨道打击系统的配合下战而胜之，或者在能够战而胜之的前提下像16年南海对峙一样把它逼退，那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穿梭在地球的表面，背负着人类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说了那么多，无论是妥协再平衡还是摊牌全面对抗，很明显这个时间点还没有来，现在还在双方比拼战略腚力试图把对方憋死的阶段。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灌篮高手有一集樱木花道和赤木刚宪在火车座位上保持一个坐着的姿势，但是屁股悬空在那里比拼战略腚力，非常的难受。
三条路暂时都有困难，那么外部缺少增量，我们就需要在内部挖掘增量尽可能顶过这个阶段。
于是乎现阶段一些内部调整其实就是为了打破固化的利益集团，把资源释放出来给老百姓，给中小企业。打击互联网行业垄断是如此，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如此。
并且打击民营的垄断资本跟打击官僚资本当然是要配套进行的，不然的话造成民营资本纷纷去拜码头抱大腿转化身成官僚资本的局面，就芭比Q了。
具体怎么去制造这波这波增量呢？答案就是完善生产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在土地流转方面：下一步可能要实现让农村的集体用地与城市的国有用地“同地同权”，打破土地上的城乡“二元”体制，建立一个覆盖城乡的统一的土地市场，也就是说会有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经营性土地。国家应该会依靠这一波增量配合税收制度改革尝试解决土地财政问题，这方面之前已经有了比较多的试点，后续的大动作非常值得期待。
在人才流动方面，除了一些明显已经超载的城市，大城市的落户政策会进一步放开，更为重要的是让依附在户口上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公共服务与户口本身“脱钩”，让社保医保可以方便地跨省市转移，让公共服务跟你的户口或者你之前工作的城市脱钩，最大限度释放人口流动的红利。
各地对于外地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对于本地企业的超额保护，会被打击，在交通、数据等等基建领域的断头路会被修通。可以想象，一切支持商品、数据、资金、技术畅通流动的产业，都会得到支持和发展。放眼可见的就是物流行业。包括数据中心、基础网络、工业互联网这些新基建肯定会释放更大的能量。
很多人担心，当地方政府利用垄断资源保护本地产业的能力被限制之后，会不会导致进一步的地域间马太效应啊，我觉得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
作为普通人我们需要明白，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中国已经不存在帕累托累进式的全民受益的改革了。
如果你是会被这些政策直接影响的人群，不管你是在受保护的地方国企上班，还是在断头路边上的燕郊有房，还是说你是大城市边上农村的村民，我觉得的你可能需要密切关注相关政策的落实进度，特别是有没有哪个地方政府因为搞地方保护而被通报批评组织内处分了，如果政策落实有明显的加速迹象，就需要当机立断。
如果你不会被直接影响，那我想2022年乃至于更长一段时间，肯定还是以苟为主，国家有战略定力我们也要有战略定力，别负债消费，别瞎投资，今年会很难，而且很可能不是最难的一年，苟住活下去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