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中国的“X世代”和“千禧一代”时，人们常常用“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作为他们一生的写照。

1965年至1980年出生的X世代把考上大学视为“鲤鱼跃龙门”，一张通知书便把穷小子变成同时代的凤毛麟角。每年毕业季都意味着一批大规模的阶级跃迁，直到1999年，毕业生还能享受包分配的待遇，刚出校门就端上铁饭碗。

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千禧一代大学生没赶上这波福利，但校园外等待他们的，是中国在2001年到2019年近20年里9%的GDP年均增长。全球第一的发展速度体现在行业上就是房地产和互联网们野蛮生长，高薪岗位量大管饱，抢人大战成了6月份保留节目。

人类社会从经济行为到主流观念无一不受惯性驱动，20年的惯性作用在一个普通人身上能产生多大推动力，可想而知。出生在1997年至2012年之间的Z世代在这股合力之下，如风中浮萍般匆忙度过学生时代。直到他们毕业之时，风停了，大雨落将下来。

2022年的产房静悄悄，高校毕业生数量却达到1075万规模的历史新高。疫情、战争和通胀如风刀霜剑严相逼，1000多万毕业生被迫挤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他们在互联网世界里长大，行业天花板却已触手可及；房价仍然不低，龙头放弃已然宣布进入“黑铁时代”。

打开招聘软件一看，体面又赚钱的工作多乎哉？不多也。



一、流向

作为过来人，大家将心比心，恐怕很难忍心对这些年轻人发的牢骚过分苛责。都是熬过十年寒窗苦方得侥幸考进大学甚至名校，毕业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并不是多么过分的心愿。

但对“体面工作”的定义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技术工人曾在一段时间内被视作国内就业市场的香饽饽，80年代前后，在工厂做到六级工八级工，基本是当地社会五绝、扫地僧一般传说级的存在。

时代熨平了技术工人的傲气，也让光荣的一线蓝领岗位魅力不再。

从2019年到2022年，体现技术工人就业市场供求比的蓝领指数增长了2倍不止。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在2021年就业市场上提供了47.4%的招聘需求，求职申请却不到四分之一。

另一边，互联网、房地产加上金融业与文体行业，承包了应届毕业生58.6%的求职意向。比起进工厂操作流水线，显然出入高级写字楼敲键盘作报告更符合当代毕业生对体面的定义。



然则世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勉强不来，学生们将着一颗赤子之心照向明月，却没发觉乌云已经遮蔽了夜空。

今年春招期间，衡量高校毕业生景气程度的CIER指数降至0.71，相比2019年同期的1.48几乎腰斩。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的CIER指数分别降至0.49、0.64和0.66，去年同期则是1.8、2.41和2.12，这就不止腰斩了。

每逢毕业季，来自全国的大学生像一条条支流汇聚到这三座庞大蓄水池，再具体一点说是流向集聚在这三大城市群里的热门行业。过去20年里这些行业像深圳的天气一样春短夏长，秋天倏忽而逝，严冬则似乎从未来过，直到一股寒流驱散本届毕业生如火的热情。

2021年裁员力度最大的三个行业中，房地产排名第二，互联网排第三，第一则是文教业。前些年烈火烹油般的开疆拓土时代宣告结束，非但城外的调查兵团不再被需要，城里的驻屯兵团也显得臃肿，哪里有位置留给训练兵团刚出来的新兵。

经历过社会第一次暴打之后大家才明白：能赚钱，就是最大的体面。被裁的大厂员工在就业市场上是更成熟的生产力，毕业生最大优势可能只有应届的身份。

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大家都明白这会引导他们流向何方。



二、浪潮

遇到困难，逃避可耻但有用。

今年考研报考人数达到创纪录的457万人，同比去年增长21.22%，考研分数线随之水涨船高；通过国考用人单位资格审查的人数达到212.3万，同比去年增长34.7%，平均报录比创下68:1的新高。

在就业市场的压力下，考公考研是一部分毕业生们不得已的一招接化发，却未必能收到连消带打的效果。被推迟或转嫁的压力并没有消除，最终还是要有人去承受，反而制造出更大的困难。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先要搞清楚矛盾是如何产生的。

从时间上看，千禧年之后有过三波大的考研热和考公热，一次在2004年，一次在2009年，第三次就是2021年和今年，原因都很明显：非典、次贷危机和顽固的新冠。前两次研究生分别扩招34%和16%，说明这不但是毕业生的自救，也是政府的疏导之策。



从空间上看，印度、韩国毕业生和中国一样热衷考公。印度国考号称“世界最难”，去年有97万人报名竞争空缺的712个职位，韩国公务员被誉为“神的职业”。

理由也简单粗暴，印度行政服务岗位平均起薪每月5.6万卢比，全国平均工资不到2万卢比。韩国公务员待遇倒和企业差不多，但韩国是发达国家里的一朵奇葩，统计厅调查显示超过60%韩国人认为自己翻身无望。

考公热度偏低的国家也有，典型代表如俄罗斯和大英，原因不尽相同。立志成为公务员的俄罗斯青年只有不到20%，希望在知名私企和外企工作的倒有41%，理由是便于移民。

英国公务员甚至被唾弃到位列二十大厌恶职业榜，这里虽然是公考制度的发源地，但考试难度高，两年的试用期又太长，关键是公务员工资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实在谈不上什么吸引力。



在大多数国家，就业问题本质上更像是一个经济问题。要让就业市场上的毕业生不再陷入两难，就需要提供更多的高薪岗位，因此解决就业问题的前提是先让企业赚到钱。浪潮奔涌处，才有浪花一朵朵。

毕业生们前两次爆发的考研考公热情，最终被房地产和移动互联网承接，如今房地产神话已经成为往事，互联网行业在国内的增长也基本停滞了。整个社会处于迫切寻求替代品，然而找到的替代品们又不太够看的阶段。

这就是专家们口中“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放大来看其实是整个中国的产业结构困境。而结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产业升级的基础说到底还是人才。眼下蓝领指数和高校毕业生景气指数背道而驰，并不代表学生们吃不了苦，996、送外卖都肯干，还有什么忍不了的？

这就说明，就业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三、疏堵

社评家司马南去年底拍了一则视频，标题叫作《蓝领工资两万无需加班，小白领为啥不愿意去做？》。

视频发出后，评论区骂声一片，堪称马先生海南大学演讲被丢鞋后又一次滑铁卢。究其原因，是他用电焊工小袁等例子试图证明一线蓝领工人月薪2万不加班，比996的白领更吃香，这种过于明显的幸存者偏差视角并不具有说服力，换个说法就是不够普遍。

父辈们指指点点就想让毕业生进工厂，未免异想天开。Gehalt.de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20年德国上班族年收入中位数约为4.3万欧元，技术工人的年薪则是4.2万欧元，介于大公司5.9万欧元和小公司3.7万欧元的平均年薪之间。

当蓝领工人收入与白领相比不落下风时，自然会在就业市场取得相应的竞争力。

中国工业产值在疫情就是世界第一，2021年是4.86万亿美元，规模上超过老牌工业强国德国4倍多，是标准的工业经济体。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卖的是一把子力气，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比过高，因此在就业岗位数量和质量上都稍显不足。

其中的关键在于工业附加值。拿造船业举例，中国造船业这几年超过韩国成为世界第一，全球市场份额接近50%，但集装箱船和LNG船的利润率不可同日而语，更不用说最赚钱的豪华邮轮，目前仍然只有德、法、意、荷的四个造船厂和日本三菱重工有能力建造。

高端制造业的高附加值和对产业升级的驱动能力，意味着收入更高和数量更多的就业岗位，比如美国的尖端芯片制造业之于互联网科技革命。

反之，缺乏高端制造业则会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就业岗位随着产业转移数量减少、待遇降低，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大学生就业问题，实际上与整个国家的前途系于一脉。而破局的关键，在于疏堵并举。

“稳、保、兜、帮”，是谓堵。目的是用运用所有手段，堵住天灾叠加人祸在就业市场砸出的口子，国企、事业单位们起到的作用堪称定海神针。另外，本周的政治局会议之所以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就是因为现阶段互联网行业在稳就业方面仍然无法代替。

“节流开源”，是谓疏。研究生扩招是争取时间，更重要的是从体系上达成改变。《新职业教育法》将从今年5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最大的意义是设立本科层级的职业教育学校和专业，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同等地位。

当然，要想像德国一样达成60%青少年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情况，光在教育系统打通职业教育学生的上升通道还不够。企业也要相应地改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这一步需要资本市场输血，北交所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制度提供基础，社会观念惯性的扭转却需要时间。只有学界、资本界、企业界达成良性循环，中国产业发展和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才能迎刃而解。

到那时，蓝领工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份体面的工作。

四、结语

和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不同，儒家文化圈里的人民一生为了“责任”而活。定义一个人的不只是其人格，还要叠加上在家庭、集体和社会中的属性。

通俗地说，可以理解为“丈母娘中心制”。这个体制为公务员加上了一层神圣的属性，也赋予了房地产市场一道牢不可破的逻辑。

这是一种惯性，来源于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即便中国早就完成了工业化，小农思想依然徘徊在钢铁丛林中挥之不去。古代社会怎样把商人排在职业鄙视链中的底层，今天的工人在择偶择业时就依然怎样不受待见。

剧变常常意味着阵痛，从今年开始，以后将有很多届毕业生强烈地体会到这一点。但为了成蝶后自由地飞向天空，破茧的痛楚必须有人承受。

那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