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重庆的李能（化名）就是这样。他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受限于当时的信息渠道，阴差阳错进入了煤矿行业工作。历经行业兴衰与多次辗转，最后因行业变故不得不远赴异乡，在50岁之后仍未安定下来。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时，他说，与整个行业大势比起来，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小的。
口述｜李能 实习记者 | 明雪菲 主笔 | 黄子懿
我是1992年从重庆农村考上大学的，报的采矿工程专业。我的家乡是重庆一个小县城的乡村，县城是能源驱动型，听父辈说那时候县城一煤厂、二煤厂收入不错，还是计划经济下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我当时接触面窄，以为采矿不一定是煤矿，也可能是金矿之类的，就凭感觉报了这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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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大学之前，从没离开过县城。填志愿就想报远一点的大学，重庆在西南，我就选了对角线的东北，想法很单纯，就是觉得中国这么大，想要出去看看。当时中国两所重点矿业大学，我的大学是其中之一，是第二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医科大学，最后差一点点过提档线，后来学校就跟北京大学合并了，成了今天的北京大学医学部。
第二志愿的大学在辽宁，去报到时，我第一次坐火车就后悔了。当时村里没通路，我要从山上走路到县城，再从县城坐6个小时到四川达县（今达州市达川区）赶火车，全程站票34小时到北京。火车上挤得不行，我从窗子里面挤进去，一路又晕又吐。在北京，我偶遇了一个学生，也到东北上大学，他是陕西人，我俩一路同行，到了学校才发现我们是同一个班、同一个宿舍，但他根本没想过我也是学生，因为我长得黑，风尘仆仆，一路上还吐得面黄肌瘦。
大学毕业时，我们赶上了最后一年工作包分配，原则是回到生源地。重庆那时属于四川，整个四川有几大煤矿基地，包括重庆的天府煤矿。考虑到重庆离家近，天府煤矿招人时也写了在重庆市区内，我就稀里糊涂地去了。其实当时计划经济已在调整，煤矿行业不景气，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国有企业都有亏损指标，但我觉得总有好起来的时候，那时候煤炭在能源比例中能有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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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学校发的410元派遣费，在重庆菜园坝下了火车，那时候菜园坝还很偏。派遣单上面就写了重庆，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区、哪个街道，只能到处问，别人说在解放碑罗汉寺有个办事处。我想去问，却坐错车到了南平，最后才问到天府煤矿在北碚，我坐车一路往那边走，越走越荒凉，最后翻越崇山峻岭，花了大半天才到达我的工作地后峰岩。
按专业分配，学采矿工程的都分到生产科，第二天我就到生产科报到，生产科在科室中是属于龙头老大、牵头部门，主要是负责规划产能，也有编制对应安全措施和作业规程，属于管理人员。矿井下的条件很复杂，我们要根据安全生产法、国标等文件，分析各种安全隐患，制定安全措施，包括具体任务怎么执行，从哪个地方开口、怎么开，放炮炸开还是用凿子开采等。
刚去的头几年，我非常后悔，发现学的东西用不上。为什么？因为天府当时用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采煤方法，人工开采或者放炮，落后全国工艺可能有50〜60年，而我在大学实习时就已经在用综合机械化开采，用液压支架、用割煤机，这种方式更安全高效。所以在当地，我大学学的东西完全用不上，直到2007年前都是如此。我当时写了一封信，向一个同乡学弟反映了一下家乡煤矿的情况，让他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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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的工艺落后，也跟我国煤矿的南北差异有关系。南方多山区，地质构造复杂，和北方地质年代不同，这里灾害更严重，尤其是瓦斯灾害多。灾害一多，安全压力就大，开采成本就高，这就导致规模效益受限，云贵川、湖南都是这种情况，要在安全上投入大量精力、人力和财力。南方的煤炭如果卖400块钱一吨，可能300元都是成本。这些限制，就注定了我们现代化程度比较落后。
北方就相反，地质条件相对较好，安全成本低，能构成规模效益。煤炭行业利润不高，只有规模够大才有价值。南方井型规模小，一个所谓的“大型煤矿”产量才180万吨一年，重庆的国企再加小煤窑，产量一年可能才3000万到4000万吨，但北方一个煤矿可能就是上千万吨，这对我们冲击非常大。所以，南方要淘汰整合小煤矿，后者机械化、管理都比不上国有企业，为了安全，也为了规模效应。重庆贵州很多小煤矿都在走这条路，整合小煤窑，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天府煤矿就是当地一个大型国企，最高峰有两万人之多，有配套医院、学校、水泥厂、电厂等等，人多也热闹。但煤矿产业的周期性太强了，我到天府煤矿时，正是全国煤矿产业的低谷期。那时候计划经济正在转型，市场化模式还在摸索，企业的固定资产、工资、基础工程、系统改造等成本都要自己通过销售支撑，但是销售还没有固定路径。天府煤矿在上世纪90年代关停了好几个矿，就是因为资源枯竭和效益不好。
煤矿行业在我国曾有几段黄金期。在行业兴衰的大势之下，个人奋斗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
因为效益差、工龄短，我到天府第一个月工资才220元，那时候猪肉可能就四五元一斤。记得有一次作业规程我得了奖，请同事吃一顿火锅，奖金就全没了。我回家提起自己的工资，大家都不满意，有个老表开玩笑说：“你一个大学生怎么这么点工资，还不如回来和我们挖农田。”我们那一年去天府煤矿的本科生只有四个，有两个后来就走了。1999年，我听到一个大学同学说他当年分配到北方的煤矿，刚去就是每月1000元的工资，让我感觉到了差距。
那几年我很后悔，当时信息也不发达、就业面窄，我找不到更好的地方。我也去人才市场看过，发现隧道、营销、商务都需要相关经历。甚至有一次，我看到招聘广告去竞聘，结果人家让我去卖公墓，现在回想起来很像传销。我也想考过中南大学研究生，但觉得记不住那么多知识点，就没下狠心去考。1999年和2001年，还考过两次公务员，两次笔试都是第一，但面试没过。
2003年，因为收入低，我开始在外面做一点兼职，有个同事帮着外面单位给小煤矿设计一些技术资料，这些原来委托的是地质测量专业的人在做，他让我帮忙做，我就周末去兼职，一个月能有2000元。为了这个兼职，我买了一台3000元的方正电脑，用的都是贷款按揭。因为工作任务有截止日期，我就经常熬夜，加之有时候为了应酬得喝酒，结果2004年体检中发现自己得了乙肝。住院期间，病房有一个开采砂场的生意人，孩子在国外留学，他说一年要花40万元，我对这个数字印象尤其深刻。
日子是从2004年后好起来的。2004年后，煤矿行业迎来了黄金期，天府煤矿有了固定销量，并且往外省输出。我们在地下的矿主采煤层是焦煤，1000多元一吨，完全不愁卖，能卖到上海。辉煌时期我们也去了其他省市建煤矿，市政府也支持，在新疆、贵州都有合作开煤。那时候，我们的工资开始比公务员高了。
后来，有个机会找来，我想调去另外一个正在建矿的国企，有同学在那边，调条都开好了，但矿领导因为缺人不放，觉得技术员辞职对国企来说算是人员流失，我一气之下就辞职了。那时候我刚买了房，首付几乎全是借的，凑了12万元。为了还贷，我只有去兼职单位做了技术负责人，大概一个月5000元左右，同时也给小煤矿做一些瓦斯鉴定、安全评估工作。这当中，我家附近一家中介机构需要人做资料，那时候很多老矿在扩大产量，申请新证照需要相应的技术资料，我就去了，工资从每月5000元慢慢涨到1万元，那还是2005年。在这些机构我还是有一定优势，是全日制本科毕业，又来自大国企，所以老板很重视，最后挽留我的时候甚至说，可以把车拿给我开。
私企工作节奏比国企快得多，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生活，上班时间长，出差也多，每天6点一刻就起床，吃完饭到客运站坐车到高新区8点半上班。下午5点下班，到家经常继续工作到凌晨。这些辛苦换来的是我房贷、装修款、借款在4年里都还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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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去那几年，煤矿行情很好。2004〜2012年是煤矿行业的黄金期，天府煤矿的煤炭做焦煤，诸如重庆钢铁厂等很多行业都需要。当时我在外面私企干久了，感觉有点累，慢慢地还是想要稳定的工作，加上朋友也劝我回去，我就回去了。考虑的还是私企不稳定，不知道哪天就没了。我在私企干活时就没有五险一金，社保都是自己买的，我离职之后，那个私企已经换了好几拨人。行业更迭就是这样，这个行业没落会牵连很多公司和单位，跟随着一起没落。
2011年我回到天府煤矿后，很快赶上了煤矿黄金期下行。从2015年起，行业开始去库存，天府煤矿压缩产能，连续关停一些矿，仅2017年就关了3个。我后来回归的那个矿，2007年投产，到2015年还在建设，资金有保障，三家股东每月都有投资计划，但因去库存，从2015年一直停到2019年封矿。那一年，整个天府煤矿只剩下两个矿。
其实从2018年开始，煤矿业的行情又好了起来，市场需求量很大，2016年压缩产能关停的一些煤矿逐渐在恢复和升级，加大了机械化投入。不过这个过程很长，可能刚开始生产的时候就已经错过了黄金期的市场行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重庆发生了严重的松藻煤矿事故。2020年9月，松藻煤矿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6人死亡、42人受伤，有37名公职人员被追责。
这个事情也影响到了我们。事故之后，重庆所有煤矿停了，要求排查所有隐患。当年12月，重庆永川煤矿也出了事故，于是重庆整个煤炭行业被要求关停整顿。虽然是又进入了一个黄金期，但也不得不放弃。
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行业似乎快没有了，从管理层到员工，所有人都在东奔西跑，有的被调到贵州，有的买断工龄、拿到一笔钱后去外省打工。年轻人压力尤其大，他们有房贷、车贷。我之前那个矿上的年轻人，都往外面走了。集团也找到了我们这些老员工谈话，让我们调去贵州，相当于降薪调岗。集团在贵州就三个矿，选择空间很小，整体效益也一般。我现在就辗转到贵州的煤矿工作，每周能回家一次。
有同学邀请过我，让我到内蒙古的小煤矿去工作。我仔细想了想，我离退休也就只有5年了，现在辞职相当于工龄全没了，心理上过不去，也没有政策能提前退休。并且，北方的煤矿机械化程度高、规模大，南方整体差了一个档次，管理模式也不一样，我过去了也要有一个熟练掌握的过程。内蒙古那边也是私企，对安全的重视程度肯定不如国企，要满足老板对产量、效率的诉求，而管理人员的责任是很大的，出了事会罚款甚至判刑。国企的制度措施都会更加严格，事故风险小很多，加上离家远这些因素，所以我就没有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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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子倒是经常劝我，让我跳出国企、往外面走，但是现在出去可以做什么？我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不能保证就比现在好。身边也有同事出去了，在外面找新公司，但如意的很少。跟他们吃饭时听说，现在私营企业拖欠工资的也相当多，可能就开始一两个月兑现，一旦效益不好，说好的年薪就兑现不了，于是只有再跳槽。
能源行业的特殊性就在这里，市场需求不稳定，起伏很大，有兴旺衰败的更迭过程。与整个行业大势比起来的话，个人的力量真的是很微小的。我自己倒是没有什么不甘心的，个人没什么野心，换个说法也是踏实。每个人的个性有自己的局限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我自我评价尽力了，主要还是顾虑家人和孩子。只是到了一定年龄，再加行业的特殊性，也没有闯劲去外地了。
等孩子上了大学，我希望他不要从事我这种性质的行业，周期性太强，有时候很恼火。希望他今后从事医生、老师、军人这些比较稳定的工作，不必赚大钱，到处奔波可能一场空，但一定要头脑清醒。当年我填志愿时就是信息太少，也没有认真思考，只知道一些煤矿人反馈是效益不错，现在的生活想想也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年轻人面临的世界不一样，变化更大，信息更新更快，希望他能跟上这个时代。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