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郑立颖 编辑|马可

这是一条从上海通往江苏省的公路,路的尽头靠近长江入海口。卡车司机赵峰已经在这条路上“静止”了30天。他和几位卡友在路边垒起土灶,捡木柴生火,下河捞鱼,过着荒野求生式的生活,如果赶上上海下雨,他们就连面条都吃不上。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用过消防栓里的水。干了20年的卡车司机,赵峰很少如此长时间地在一个地方落下脚。

在苏州平望服务区,司机老吕也和两位卡友点起了卡式炉,做起了饭。他从上海出来,行程码带星,不能下高速,只能停下来,等待健康码恢复正常。从3月4日到4月9日,他被隔离了两次一共21天,从4月1日到4月20日,他20天做了30次核酸检测。停在已经关闭的服务区,吃饭、洗澡都成了问题。他们后来就从水箱里接水晒热了洗澡。

从锦州到鞍山的沈海高速公路上,卡车司机文达被困了34天。最长的一次,他在只有两平米见方的驾驶室里被困了4天5夜,期间没和真人聊过天,饿了就咬几口面包。车门和窗户上都贴着封条,上厕所成了难题。最难熬的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玻璃被太阳一烤,跟蒸桑拿似的。

今年3月以来,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包括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吉林、安徽、广东、河北、辽宁、福建等10余个省市高速管控封闭,部分收费站出入口、服务区关闭。

2018年,中国有超3000万卡车司机,而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728万。仍旧行在路上的上千万卡车司机中,很多人都经历过上不了高速,或者是在高速上漂流无法下道的难题。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今年3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处于2020年3月份以来的历史低点。

平日里一辆卡车闯四方的司机们,遭遇了进退维谷行路难的困境。



一开始,赵峰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困这么长的时间。

3月28日,上海市宣布对浦东新区全区范围实施严格封控管理。也是在这一天,赵峰驾驶着载有30吨百货商品的红色卡车,从西安始发,三天两夜,1000多公里路,抵达了上海。

根据当地政策,上海将实行“全域静止”,先封浦东,4天后再封浦西,计划在4月5日解封。“那个时候,上海能进不能出,行程码带星,去哪儿都可能被劝返。”赵峰把货物按时卸到了罗泾港口,开始寻找一个可以“静止”的地方。

赵峰丛罗泾港口开到了附近的川纪路,这条路人少车也少,路的尽头靠近长江入海口,已经接近江苏省。赵峰觉得这里很适合“居车隔离”,他赶紧给几位同乡卡友打电话,邀请他们一起过来隔离。这些同乡和赵峰一样,常年以车为家,开着沪牌的卡车,却舍不得在上海租个房子。

一般出行前,赵峰会在车里备上四五天的口粮,同乡车友的车上还有卡式炉和小锅。起初几天,几位几乎每天电话聊天,但都奔波在各自送货路线上的卡友聚在一起,他们坐在小马扎上,就着搭起的临时饭桌,就着车里的口粮,路灯下的闲侃成为他们难得的休息时间。

“平时一年到头都在高速路上,很少能有连睡八小时的时候,就当休息一周。”开始的时候,赵峰他们想。

然而,到了4月5日,上海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超过7.3万例。赵峰知道,上海是不可能如期解封了。

“那时候,我们带的口粮几乎都吃完了,也没有水可喝。”赵峰开始有些焦虑。他和卡友们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消防栓,用桶装回一些水,煮开了喝。

回想起来,赵峰说,“那是我们被困期间少数感到绝望的时候,不逼到一定程度没人喝那个水,消防栓水一般是二次利用水,没有经过处理也没有消毒,但没有自来水,消防栓水也总比河水干净。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喝消防栓水要喝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好在赵峰打听到一位同是老乡的卡车司机,也接了到上海的货。赵峰赶紧发出邀请,让他交货后来这边一起隔离。这位老乡给赵峰他们带去了颇为丰富的物资,蔬菜、面粉、鸡蛋、馒头,还有一口大锅,甚至还有渔网。

老乡将物资带过来后,他们几个人还在路边垒起了土灶,捡木柴生火,正式过起了荒野求生的生活。后来,政府也开始给他们送泡面,两三天发一次。赵峰他们也开始用老乡送来的渔网下河捞鱼,有时候还真能捞到几条大鱼,很能改善伙食。



■ 卡友们用搭起的土灶炸丸子。供图:赵峰



■ 赵峰和卡友们用在河里捞的鱼开了荤。供图:赵峰

但是土灶生火最怕的是下雨,赵峰记得4月13日,上海大雨,柴火都湿了,他们生了半个小时火都没点着,那一天他们连面条都没吃上。

上海疫情加重期间,赵峰发现他们所停靠川纪路陆续停靠了五六十台卡车。“有的卡友没有热水,没有吃的,我们也会分出去一些,”赵峰说。

最让赵峰感到心疼的是卡友带来的馒头,上海天气炎热潮湿,馒头很容易发霉,赵峰他们会把长霉的地方挖下去,然后把馒头晒干,一点也不舍得浪费。

那段日子,赵峰和卡友常觉得肚子胀胀的、硬邦邦的,“不知道是馒头太硬了,还是喝消防栓水喝的。”

“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组织志愿者在视频网站上看到了赵峰和卡友们的路边生活后,私信他,给他们送来了一些物资,尤其是水。不过,当他们第二次联系赵峰是否需要物资的时候,赵峰和志愿者说,他们这边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希望志愿者能把物资捐给更需要的人。



“被困住了,我有时候也愁,但愁也没什么用,只能顺其自然,”回到车里,赵峰每天会和妻子孩子视频。

“家里人天天都打电话问,”但赵峰也无能为力,“这个疫情让很多人都不好过。”

赵峰所驾驶的红色卡车是在2020年新换的,之前的那辆报废了。新车40多万,首付了10多万,每个月要还贷1万1千多。“除了贷款,保险、轮胎、保养车子、油乱七八糟的,一年没有六万块钱下不来,”赵峰算着这笔账,每天车轮跑还是不跑,一个月都得花出去1万多。

今年到现在4个月了,赵峰只跑了五六趟长途,“挣了有两万块钱,还不够还贷款的。”

“今年还是等于在赔钱,”赵峰叹了口气,妻子在家带两个孩子已经很不容易,赵峰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告诉自己必须打起精神,挺过难关。

这段日子,赵峰总是会想起自己早年在上海打拼的经历,没有钱,也没有朋友,饿了只吃泡面,晚上就睡桥洞。但他一直自豪的是,他比很多人更能吃苦。

“我中专毕业,没什么文化,2002年考车证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行辛苦,但好赖那个时候能挣三千五千的,”赵峰对这个薪资感到非常满意,“毕竟那个时候五块钱就能吃饱了,还是水饺。”

这20年来,赵峰几乎没睡过八小时的整觉,“我们就是一趟货接着一趟货的拉,最多也就睡六个小时,一般情况下都是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最难熬的是提柜子(集装箱)时遇见堵车,赵峰说,“那时候车不能熄火,一会往前开一点,人很困,却不能睡,提一个柜子5分钟,要是前面排队排了两三公里,就得这么熬一宿。”

就算辛苦,赵峰觉得前几年一个月两万出头的收入,也值得让他这么熬,为的是能给妻子儿女一个过得去的生活。但疫情这两年,赵峰明显感觉到这行不好干了,“现在活少,运价低,油费高,上海消费也挺高,租个平房就要一千多,租两室一厅或者一室一厅甚至要三千五千的,现在一份水饺也得20块钱了。”

“卡车司机挣的都是血汗钱和安全钱”,开了12年卡车的老吕对此也深有感触。

“像我们这行几乎都有腰间盘突出、肠炎、胃病,作为卡车司机,一天能吃两顿饭就挺好了,一般我们是早饭不吃,中饭随便吃,晚上和夜宵一起吃,而且吃饭和睡觉都随着货主的时间,从来没有定时。”老吕说,“开卡车也要求司机不能出一点问题,出一点问题,可能几年赚的钱都一下子赔进去。”

《2021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也显示,37.3%的司机日均工作时长在12小时以上;37.5%的货车司机每月一天不休。由于高强度的工作、休息不足,患有胃病、高血压、颈椎病、肥胖等职业病的司机高达86.5%。

“疫情这两年,很多卡车司机家庭的经济状况都陷入了危机。”老吕清楚地记得,2018年11月,他花45万买了一台21.5米的大卡车,想趁着年轻再多挣点。然而,很快疫情就来了,尤其是今年,老吕的老家徐州出现病例后,老吕两次被隔离。

“现在21.5米的大卡车,赚得不如之前6米多的车。”从过年到现在,老吕的收入只有三万多,而各种费用却依旧要缴,老吕刚刚刷了1.5万的信用卡,又跟朋友借了1.5万。



开卡车之前,老吕是干厨师的,那时候老吕对卡车司机这个职业充满向往,“当时感觉开车挺潇洒的,哪里都能去,还能顺便免费旅游,边赚钱边旅游,多好!”

2010年,老吕考下车证,加入了运输行业,一跑就是12年。但和老吕当时想的不一样,这12年,老吕根本没旅过游,“我们都是一趟活接一趟活,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累得哪都不想去了。”

尽管是累,老吕对自己的工作还算满足。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卡车的很少,活很多,运费也不低,一个月能挣两三万块钱。

最开始,一台卡车动辄三四十万,卡车司机是一个门槛还算高的行业,但近些年,车厂销售竞争激烈,纷纷降低门槛,甚至推出零首付购车,也让大量卡车司机涌入市场。2018年,首部专门针对卡车司机的调查报告(《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1》)显示,在我国的高速公路上,超3000万卡车司机承载了中国76%货运总量。

卡车不断增多,带来的却是运费不断下降,货运信息平台的服务费不断增长。

尤其今年,新冠疫情突然多点爆发,各地出台政策加强管控。老吕说,他从3月4号到4月9号,不到一个月,就被隔离了两次: 第一次是居家隔离3+11天,第二次是在平望服务区自我隔离7天。

老吕清晰记得隔离到平望服务区的那次,老吕拉的是一批从重庆到上海的铝板。接单的时候,上海的疫情已经有些严重,但货主当时非常急,这批铝材也算是防疫物资,老吕只能硬着头皮接下。

3月26日夜间,老吕就接到电话,物流平台告诉他,进入上海必须要有通行证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健康码绿码。第二天,老吕从从安庆下高速,去做了核酸。

随后把车开到浙江湖州的长兴服务区待了一天,等待货主办理上海通行证。

“3月28日凌晨四五点左右,服务区管理人员通知所有车辆都要离开服务区,这个服务区马上就要关闭。”老吕只能将车开走。



■ 嘉兴服务区停滞的卡车。供图:老吕

老吕本想到嘉善服务区的,但考虑到这个服务区离上海近,风险高,他临时将车开到嘉兴新塍服务区,在这等了两天多,通行证下来了。但老吕的核酸有效期已经超时,他只能用手机现查询哪里能做核酸,“一般做核酸的地方都在市区,而服务区都在郊区。”

老吕花了100多块钱打车到市区,又花了40块钱把核酸做好。“卡车司机这段时间,不是在做核酸,就是在去做核酸的路上,”老吕开玩笑说。从4月1日到4月20日,老吕20天做了有30次核酸。不过最近很多服务区增设了核酸检测点,这让卡车司机方便了许多。

拿到了通行证和核酸证明,老吕将这批铝材送到了上海金山工业园。在园区里,防疫人员用类似打农药的装备给老吕和车辆消毒。老吕发现,金山工业园区根本不像往日那么繁忙,一些卸完货的空卡车停在那,也许还没想好去哪隔离。

按照当时的疫情防控政策,老吕的健康码上已经带星了,而且在上海停留过,他很难被允许下高速,所以在路过苏州平望服务区时,老吕只能停下来,等待健康码恢复正常。

在平望服务区,老吕和其他两位卡友也点起了卡式炉,做起了饭。“老王车上东西挺多的,有炉子和厨具,后来我们委托服务区一位卖菜的大姐帮我们带买一些菜。”老吕说。

隔离那些天,老吕觉得生活还算规律,就是服务区的厕所只有一个位置,当时服务区停了200多辆车,早上可能半个小时都排不上厕所。老吕那一趟是3月24日从家里出来,一直到4月9日,老吕才洗了一次澡,还是用车里水箱放到太阳底下晒,才有了一点点温水。



■ 卡车司机晒的洗澡水。供图:老吕

4月9日这一天,老吕行程卡上的星消除了,老吕终于可以继续接单了。不过这趟让他在服务区滞留7天的活,他根本赚不到钱,这趟从重庆到上海的货,对方给老吕的报酬是1万1千元,但过路费花了4500元,油费花了快6000元。



鞍山卡车司机文达开的是一辆小货车,驾驶室只有两平米见方,高速漂流的34天,他常常会羡慕大货车,大货车的驾驶室司机座椅后面能放下一张窄窄的单人床,但小货车没有,司机要想休息,只能蜷在主副驾驶的座椅上。也正是因此,文达一般不开太远的长途,一趟货往返一圈也就两三天。

但由于鞍山的疫情,文达这一次在高速路上整整“趴”在车里34天。

4月14日,文达经过多方求助终于回到了鞍山的农村老家,“实在挺不住了,我打了很多个求助电话,上下很多道报批,”躺在农村老家的炕上,文达紧绷的神经终于能放松下来了,“十多天都没恢复过来,我现在就是想睡觉,医生说可能是缺钾。”

文达躺在老家炕上的时候,常常还会保持着一个蜷缩的姿势,不敢动,“我总是觉得自己还是在驾驶室睡觉,我一米八的个子只能用这个姿势,不能动,我有两次掉到座椅下,费了好大劲才爬上来。”

除了睡觉,最让文达感到后怕的还是饥饿。“我预备的吃的也就是些面包、泡面和水,也就够一周的。”后来疫情严重了,防疫人员开始在各个高速口和货站给卡车贴封条,“门和窗户都贴,保证是全封闭状态。只有车开上高速了,封条才能打开,但高速路上也买不到任何吃的。”

“封条一贴上,我的心里也一下子就慌了,就连上厕所都成了难题,在车里就像是与世隔绝了。”文达至今心有余悸。



■ 文达车上被贴的封条。供图:文达

这一个月我最长的一次是4天5夜下不去车,饿了就咬几口面包,“不敢吃完,但肚子里饿,开车心脏都突突。”

3月初文达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东北天气还没那么热,文达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车里,晚上冻得不行,白天热得难受,“最难熬的就是白天9点到3点,玻璃一烤,跟蒸桑拿似的,窗户都粘着封条,有时候我站在座椅上,让头靠近天窗呼吸两口,但车不动的时候,天窗缝隙进来的也是热风。”

最近几个月,文达主要以拉民生用品,生活用品和化肥农药、医疗器材、蔬菜为主,“疫情期间,除了这些物资,其他的货物都办不了通行证。”

最近这一趟,文达是给菜农拉的蔬菜,从锦州拉到鞍山,一百七八十公里的路,却让他在路上耗了4天5夜。“因为疫情也回不去家,但很多货办不下来通行证,也难以接到单。”他说,以前一个月不耽误活的话能跑十来趟,平均都是八趟。但现在跑车风险太高了。“咱们一起跑活的40多台车都停了,唯独就我自己在高速上漂着。”

文达有时候也不想跑了,但大男人呆着也不是个事,车也还有贷款。需要运菜的菜农也常常给他打电话请他出山。

辽宁农村人均土地不多,很多村镇主要靠种植大棚,而种植大棚更需要人力的悉心照顾,菜农们过年之前赶上了雪灾,他们照顾蔬菜就像伺候孩子一样,好不容易蔬菜长好了但没有运力,只能烂在地里。“种菜的大姐都快哭了,我去接货的时候去他们的大棚里看了一眼温度,32度,他们就每天在那里面干活。”

“后来大姐求我,我也感到很为难,我想去拉货,帮他们多跑几趟,但我车被封条贴着,身体也被消耗到难以支撑。”文达说他以前特别爱说话聊天,现在整个人精神头衰老很快。

在路上这一个多月,文达瘦了整整18斤,“我原来是160斤,现在只有140多点。”



“卡车司机这行,到我这茬,可能就是末期了”,文达说。

文达出生于1989年,结婚早,最大的孩子已经13岁了,小的也有6岁。之前他一直干的都是汽修。

去年3月,文达的家中发生了一场变故,母亲被查出肺部有病,他作为儿子,只能把店兑出去治病。“后期老妈稳定下来了,生活也不能让人闲着,手里只有几万块钱了,就想买个车。”

文达开汽修,客人是很多大货车司机,当时他们都劝他别干这行,辛苦不说,这几年行情也不太好。文达觉得自己年轻不怕辛苦,修车那么脏和累也干下来了,而且这么多年都是和车打交道,手里这几万本钱也实在没别的选择。

他在去年9月买了这台二手货车,全价15.5万,贷款10万出头,每个月还5000左右。

开始的时候文达刨除贷款,还能剩下几千块钱。但今年开始,油价飞涨,“我上次加是8.35元每升,去年最便宜的时候才五六块钱。”

文达也清楚感觉到活不好干了,各种通行证都难办,有的几天才能办下来,出去很可能被劝返,拉货钱挣不到不说,万一被集中隔离还要搭钱。文达的微信群里,常能看到卡友转发的新闻,吉林的一位卡车司机在高速路上发病了,盘锦的一个卡车司机喝农药了……这些消息都让他感到沮丧。

和文达一起开卡车的司机有的已经还完贷款,他们宁可在家里呆着,“甚至有一个卡友去工厂打工了,一天200,比开车稳当。”

但对于每月还有5000贷款的文达来说,“现在真是进退两难,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

这几个月,文达不止一次听身边的人说要放弃这个行业,“你要说我不后悔也是假的,现在如果身边有人想进这行,尤其是岁数小的,我都会劝,宁可当保安都不能干卡车司机。”

“今年能把贷款勉强还上都算好的了,咱就不提赚钱了”,文达估计今年过后,还会有一批转行的卡车司机,包括他自己也想趁着年轻试着找找更好的路子。

其实这几年,随着公转铁、货运行业乱象频出以及运价一直不景气等情况的出现,我国营运货车的保有量以及道路货运行业从业人员的数量也一直在下降。2021年,交通运输部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全行业货车司机1728万名,完成全社会74%的货运量。

同年,卡车之家咨询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商用车司机群体研究报告》还显示,接近一半(46.0%)的卡车司机,年龄在36至45岁之间,而30岁以下的卡车司机,仅占12.8%。

“现在的卡车司机的确一般都是70后80后,根本没有90后会干这行。”赵峰说,90后孩子父母是60后和70后,他们还能工作和添补孩子。卡车司机这行,如果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重的,没人愿意干。

赵峰开卡车20年,透过电话里,他很爱开玩笑,听起来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但他说,“你是没有见到我本人,我才40岁,头发白完了,就像老头一样。”

赵峰也表示,他已经有好几个朋友把车卖掉,不干了。朋友能找到更好的生计,赵峰当然高兴。但年龄越大意味着选择越少,“像我一个老家的远方叔叔就就这样没日没夜开到了60岁,直到驾驶证降级。”

赵峰不知道自己还会在路上跑多久,卡车司机都是给自己打工,没有五险一金,他必须要趁着年轻,多赚些钱,为自己更为家人。

“我这一辈辛苦,就为了下一辈过上好生活,我常和我老婆讲,该给孩子花的钱不要省,我来想办法赚钱。”孩子们是赵峰的骄傲,“我两个孩子成绩还蛮好的,我女儿在我们县城里面中学上,全县前50名。”

三年前,赵峰的女儿小学六年级毕业,为了方便后续的中考和高考,妻子带着一儿一女回到河南老家,赵峰则一个人留在上海继续开车,一个月两万出头的收入,几乎是这个四口之家的全部经济来源。每个月,赵峰还完车贷,自己只留下个零头,其余都打给家里人。为了省钱,赵峰还退租了在上海的住房,以车为家。

赵峰女儿小学是在上海读的,那个时候女儿成绩就好,老师很器重她,甚至对赵峰说,孩子回了河南老家可就耽误了。赵峰感到无奈,没有户口,孩子终究不能在上海高考。

去年过年回家,女儿悄悄对赵峰说,她要努力考到高中的重点班,然后高考考回上海,目标是华东师范大学。

4月28日,经过30天荒野求生式的自我隔离后,赵峰终于收到了一个“护身符”——一张从苏州到西安的货运通行证。他说自己这30天的修炼算是完成了,终于可以出关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老吕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