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 （ID：xihuamentalk），作者：BJ王明远，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对我产生阅读启蒙的是姥爷家书柜上的那些名著和爷爷箱子里的书。姥爷家人多，四代同堂，所以书也比较杂，既有清末民初竖排版的“四书五经”（大概是我太姥爷的，当时他还在世），又有中外名著，还有席慕蓉、《读者文摘》这些当时很潮的东西。爷爷家的人都是奉行“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从政的人多，所以爷爷的书种类单一，都是帝王将相、领袖文选之类。
7岁的时候，我已经上二年级，开始认识一些字，并且有些理解能力了，我称之为我真正的“阅读元年”。这一年在我记忆中最重要的是《名人名言录》和一本物理书。《名人名言录》是八十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畅销书，里面除了搜集了名人格言警句外，还有很多肖像插图和生平简介。
我当时大字不识几个，爸爸就在旁边给我讲解。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到了古今中外大人物的生平，比如孔子、孟子、亚里士多德、诸葛亮、培根、毛泽东等，他们的名字在我幼小心灵就已经发芽，我记住了他们的生卒年月，还记住了很多家喻户晓的名言。
那本物理书名字已经忘记了，但是里面讲了很多大科学家的故事，以及一些简单的物理学常识。我知道了阿基米德在浴缸发现浮力定律的故事，哥德堡半球试验，伽利略的自由落体试验，产生了对自然科学的好奇心。自己还做起各种科学试验，有一次把人家柴火垛给弄着了，差点烧到房子；还有很多次把自己的头发和眉毛都燎光了。可惜这种对科学的好奇，在高中文理分科后就停止了，现在倒是成了科学盲。
到小学高年级后，识字逐渐多了，自己就会找一些书来看，现在仍然记得的有《三毛流浪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夜幕下的哈尔滨》等连环画册，对我成长最大，反复阅读的还是成语故事书和古诗词精选，这两种反复看，还把古诗词精选很多篇目抄了一遍，记得第一篇就是汉乐府诗《江南可采莲》。
舅舅、小姨和小姑（他们都是70后）留在家里的中学教材，对我的提早启蒙也很关键。我经常翻阅他们的语文、历史、地理、物理课本，让我提早获取了很多知识，虽然未必都能看懂，但是对提早形成一个知识网络以及比同龄人超前一些的思考能力很有帮助。
11岁的时候，我开始看《三国演义》原著，正好之前一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很多集都落下了，看了原著才补上以前的遗憾。对《三国演义》一度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结果期中考试考的非常差，当时尤其对《火烧博望坡》《舌战群儒》《三气周瑜》等章节反复看，班级元旦晚会的时候，我甚至表演了评书《舌战群儒》，没有诸葛亮的鹤氅，就用浴袍来代替。
上高中后开始住校，每月可以得到家里的300块钱零花钱，因此有了“财政自主权”。这在2000年前后还是一笔不不小的数目，除了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外，剩下的都用来买书了。
促使我买书的另一个原因，是整个高中期间实在沉闷、无聊，有一种强烈厌学心理，因此，书成为了我排解苦闷的唯一渠道。大家都知道，我们山东的应试教育是最残酷、最没有人性的，每天五点多钟就要上早自习，晚上9点多下晚自习；每周要上6天半还要多的课，只有周日下午四节课可以自由活动休息，日复一日如此繁重无效的学习，让人感到极度乏味。
何以解忧？那就课堂上偷偷看课外书。好在我的成绩还不错，大伯又是教育局长，老师们都是心照不宣地默许我这种行为，只有一次生物课上，我在看《东周列国志》，生物老师走过来把我的书收走，骂了一句“死不自觉”！
整个高中下来，我买了有几箱子书，后来上大学时，我家已经搬迁到天津，而这些书又不方便带走，为了防老鼠咬和防潮，就把它们封在一口闲置多年的大缸里了，已经近20年未见，不知伊等安否？
这期间，我以买二手书为主，诸如丘吉尔、罗斯福、勃列日涅夫等政要传记，齐世荣、吴于廑主编的《世界史》丛书，以及 《老照片》《世界知识》《世界博览》《半月谈》等杂志合订本。其中《老照片》记忆尤为深刻，当时老照片刚刚创刊，印刷精良，不仅可以读到很多好的历史故事，还可以看到很多平时见不到的照片，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没有想到，后来我也成为《老照片》的作者，并且跟主编冯克力先生和编辑丁东先生成为忘年交。
这时候的另一大嗜好是买《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红旗》《求是》、历次党代会文件选编，诸如此类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强的东西，开始从话语体系内部了解中国政治。高三的时候，基本读完五卷毛泽东选集以及三卷邓小平文选，当然那个时候还是肤浅理解，很多道理和奥妙到工作之后才逐渐懂得。
高考时与南开大学和吉林大学失之交臂，被调剂到山西大学。好在山西大学是个学术功底很深厚的百年学府，图书馆馆藏非常丰富，那时候就已经达到200多万册，进一步打开了我的阅读世界，在11层的图书馆主楼书架中，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书的海洋。
大学四年的两大乐趣是泡图书馆和坐火车到各地玩（选择绿皮车，坐一夜硬座到西安也就是几十块钱），广泛的阅读让我受益匪浅，但是对我影响最深刻的还是系统读了那些泰斗大家的著作，他们包括孟德斯鸠、杜威、汤因比、梁漱溟、胡适、钱穆、黄仁宇、唐德刚等，这些书主要是培养了思维层次和视角，这就是读经典的重要性。
商务印书馆还在山西大学令德餐厅地下一层开设了一个书店，经营思想、学术类书刊，现在回想起来图书质量都非常高，我买了很多“汉译学术名著”，还买了费孝通的一些书。其实一个优秀书店就是一个好的学校，对传播文化很重要，可惜现在书店也基本都倒掉了，尤其是那些有思想内涵的独立书店。
在此还要说一下，山西大学图书馆社会史资料中心对我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山大社会史研究史在全国是领先的，这个资料中心有很多好书，包括港台和外文学术资料。在这里我阅读了很多繁体版的经典人文社科著作，比如劳思光、金耀基、余英时、许倬云等人著作，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从此与中大结缘，觉得中大才是研究真学问的地方，定下了去中大读研的目标。
暑假回天津的时候，则经常去泰达图书馆看书，这个图书馆是新建立的市民图书馆，条件非常好，干净明亮，外面还有大喷泉、溪流和花园，真有“ 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感觉。在开架阅读的刊物中，竟然可以读到《明报月刊》，可见那个时候读书氛围的宽松，几年后，我去明报集团实习，竟然跟《明报月刊》的编辑们坐在一起，不过那时候《明报月刊》已经日薄西山，没有多少好文章了。
去香港中文大学读研后，这里的图书馆又给我产生很大的震撼。
第一，中大图书馆很多，除了图书馆主楼外，每个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比如新亚的钱穆图书馆，崇基的牟思怡图书馆，每个读书馆都有自己的特色馆藏。
第二，这里的图书馆真的实现了“读书无禁区”，各种立场形态、观点的书都有，每堂课老师会指定很多阅读书目，左派、中派、右派的著作都会涉及，大家思辨地去接受。以前在内地的时候，想当然以为香港的高校就是自由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其实则不然，老师指定的大量阅读读物是西方左翼学者写的。
第三，管理非常人性化，大家可以充分利用好图书馆资源，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很多图书馆是通宵达旦开放，真是可以24小时泡在图书馆里面；二是借阅数量远远比内地大学图书馆多，这里每次可以借阅20本，由于中大是山路，这么多书抱起来很不方便，我就去深圳专门买了一辆小车用来借书。
最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图书可以随便阅览，内的地图书馆，但凡有价值或出版时间久远一点的学术著作，都被收藏在“基本书库”，只有通过检索，然后向管理人员申请，才能读到，这其实极大不方便学术研究，但是中大的珍稀资料也都是开放式的，学生可以自行阅览，比如我在中央图书馆的一层报刊文库，读到了民国期间的《大公报》《申报》《新青年》《东方》《观察》这些极其珍贵的历史原著。
第四，藏书尤其是多，两岸三地和英文著作，几乎应有尽有。我后来在查阅一些学术资料中，对比过清华、北大和中大三家的馆藏，发现虽然北大号称亚洲最大图书馆，但是还是没有中文大学搜集的全面，可能北大的优势在于古籍珍稀本。
到北京工作后，由于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倍感经济学知识储备的浅薄，邱立本先生亦发邮件特嘱托我好好学习经济学。因此，用了三四年时间，又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学补课，这期间又学习了科斯、诺斯、熊彼特、哈耶克、吴敬琏、杨小凯、周其仁、林毅夫等人的著作。补习经济学的对我思维的成长非常重要，提供了一套更科学、理性的角度分析社会问题的观察模式和工具，摆脱了人文科学仅仅是从道德、正义等角度评判政治的窠臼。
在北京，我又跟两个图书馆结缘，分别是国家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2010年，我办了一张国图的借阅卡，借了三本书，一本是吴敬琏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另外两本是关于土地法规的（当时在做农村土地流转研究）。一借就是七八年，忘记了还。到2017年某天，我去国图换新卡，管理员提醒我说，你有三本书没有还，按照规定，每天每本逾期罚款4毛钱，几年累计下来缴纳了三千多块滞纳金。
不过，我还是非常喜欢国图的。国图有两个特点，一是它承袭了宋、元、明、清皇家典藏，可谓像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一样是中华文脉所在，我曾经参观过它的古籍善本展览，那样国宝级的唐宋刻本，印刷精美、保存完好，真的让人感受到什么是“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输来其间”，二是门类真的很齐全，我有段时间查阅蒙古语典籍，甚至是作为蒙古语一支方言的托忒文典籍这里基本都有收录，西语、俄语、日语的也都很齐全，门类可谓冠绝亚洲。不过，国图停车很不方便，去看一次书，找停车位要找好久，因此，也就去的很少。
到清华读书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清华图书馆借阅卡。清华大学图书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建筑，东楼（老馆）已经落成100多年，内部还是民国时期的装饰风格，在北京应该是最古老的一个在使用的图书馆了。我在港中大的一位中国台湾籍师姐，毕业后去中央大学任教，那地方跟台湾清华大学不远，有一次她来北京，我带她在清华老图书馆走了一圈后，她看着银杏树飘下的黄叶和百年老墙上的爬山虎，不禁感叹，这才是真正的清华！
1991年和2006年，清华图书馆又分别盖起了两个新楼：逸夫馆和李文正馆，两个新楼与老楼浑然一体，大气典雅，也是我最喜欢的建筑之一。
最近七八年，很少再看通识类的经典，主要集中于某一领域的学术专著和资料性丛编，追求穷尽所关注领域的所有信息和最细节的资料。我统计了一下，2015年至今，通过孔夫子旧书网、京东和淘宝购买了十多万块钱的书，一共3000册左右，这些图书主要集中于政治、党政文献、经济、游牧民族史和考古学方面。
家里的书慢慢多起来之后，也是个负担，房间里到处是书，走起路来都不方便，因此，有段时间我在孔夫子旧书网开了个书店，把不需要的书卖出去，经营了大概半年，最多时候一个月可以卖一两万块钱。卖书也感受到很多乐趣，其实买这些书的，多数都是同道中人，所以就不好意思卖高价。
葛剑雄、周其仁、纳日碧力戈都来买过我的书，一看收件人是他们，本来卖100的，就改收50。有一次葛剑雄来买他自己出版的80年代的一本书，这本书在市场上是孤本，大概他自己手头也没有了，本来我挂了很高的价格，看买家是作者本人，我就以成本价出售了。
不过卖书的时候也碰见很多“怪人”。比如有的专门挑精装书，说是摆在书柜上有面子；有人专门挑选作者签名本，即使没有名气的也愿意高价买下来；还有一位最“心思缜密”的，他拍下一本《女真民族史》，这本书是我以前通过出版社自营网店买的。
这种冷门资料书，偌大中国也不会有几个人去买，没有人去做盗版，但是买者一口咬定这本是盗版，因为他看了书的最后一页，说本书装订尺寸是263毫米，他量了一下才261毫米，于是疯狂投诉，导致我的书店被封。这也让我感到，一些读书人真是心细的可怕，并且他们的关注点都是鸡毛蒜皮小事，这些智慧用在其他方面多好！
还有一些真正比较珍贵的书，大概一百多种，包含了清代刻本和近代稀有资料，我捐给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图书馆。2018年我去哈佛大学访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Nancy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也阅读了这个图书馆里的很多藏书，但是觉得里面的资料并不是太充实，与其学术地位不一致，于是就把手头有一些学术价值的资料捐给他们。
这两年，在互联网和商业机构带动下，社会形成了读书热，经常有人问我读什么书好；周围很多朋友的孩子也渐渐长大了，很多人也向我咨询如何给孩子培养阅读习惯，我的整体观点如下：
第一， 家里尽量多摆些实体书，诱导孩子产生读书兴趣。现在都看电子书了，但是我还是喜欢看实体书，可以随便写写划划，并且可以随便翻页。实体书的另一个好处是，摆在那里也可以带动家人一起来阅读。
让孩子从幼年就形成求知的习惯特别重要，求知欲、自学、自律能力是孩子成长的三大法宝，一位当小学老师的朋友跟我说，最省心、最有前途的孩子就是那些自己主动找着学的孩子。因此，家里有必要布置一个书柜，有针对性放一些书，让孩子在随便翻书中产生读书习惯和求知发问意识。
第二， 读书不能瞎读，有时候读书不当会误人，一定要读经典。周围很多人也都经常买书，但是读的都是那些畅销、没有营养的书，这种书读的再多，也不会有什么进步。读书不仅仅是获取知识信息，更是与作者的思想交流，实质是作者的思维高度、思维习惯和视角的传递过程。因此，一定要读大师的经典著作，虽然里面的信息或例子有些过时，但是他们会改变你的思维能力。
有时候看一个人，你问问他平时读什么书，就大概知道他的思想水平。最近在清华大学某学院面试研究生新生，我有时候会问考生平时会读什么书，那些回答是烂大街的《人类简史》《耶路撒冷三千年》《国富论》的，往往回答问题的深度和条理性都很普通。而金融界那些读过或听说过科斯、阿玛蒂亚或亨廷顿的朋友，一般在行业内都是翘楚。
第三， 读书一定要趁早，并不是什么时候都不晚。人的思想发育都是有时间阶段性的，比如，学习语言最好在3岁以前，而思维方式和价值的训练，也尽量在25岁之前完成好，这就是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大家尽量在上大学、最迟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完成经典阅读；三十岁以后，价值和思考范式都已经固化，再去读效果就大打折扣了。三十岁之后，应该多读一些具有领域专业深度的书，如果再一味读通识经典，也会容易陷入夸夸其谈，不接地气。
谨以此文献给世界读书日，希望大家都能读到好书，也希望有思想的人多出一些好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 （ID：xihuamentalk），作者：BJ王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