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ID：ruraleconomy），刊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22年第1期，作者：刘金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文标题：《方言距离如何影响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社会融入的视角》，头图来自：IC photo
一、引言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要构成。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560万人，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38%。但这些农民工并未实现向城市的永久迁移，由此形成了城乡之间数量巨大的“候鸟式群体”（辜胜阻等，2014）。
解决农民工的城市户籍，让农民工家庭永久地迁入城市，被看作是解决大规模城乡循环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根本选择（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但从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看，首先，农民工的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不容乐观，农民工愿意进城落户的比例通常只有30%～50%（魏后凯，2016）。其次，农民工的事实性永久迁移意愿也较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愿意在流入城市定居的比例仅为23%。因此，不得不问：农民工向流入城市永久迁移的意愿为何如此之低？
经济因素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对于已经进城的农民工来说，永久迁移决策更多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吴兴陆和亓名杰，2005）。
从农民工个体看，向流入城市永久迁移必然要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完全适应流入城市，尤其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上的转变是其真正融入的根本标志（朱力，2002）。
作为地域文化载体，方言对农民工在流入城市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熟练掌握流入城市的方言会加快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入（马双和赵文博，2018；Chen et al.，2014），并使他们更易于与当地人交往，也更快适应流入城市的风俗习惯，以及增强他们的城市身份认同（褚荣伟等，2014）。不同方言则会阻碍农民工在流入城市的社会融入，使他们难以融入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难以适应流入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难以接受流入城市的文化价值理念，难以获得流入城市当地人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
鉴于此，本文采用方言距离度量不同地区之间方言的差异程度，研究农民工流入地区与流出地区的方言距离对其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从社会融入视角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方言对劳动力流动、就业、创业的影响（例如刘毓芸等，2015；Liu et al.，2020；Chen et al.，2014；马双和赵文博，2018；魏下海等，2016），但随着数以亿计农村劳动力进城成为农民工，且永久迁移意愿较低，分析方言距离的影响能够拓展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相关研究；第二，本文从经济整合、社会参与、文化适应、身份认同4个层面的社会融入，深入探究方言距离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方言距离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异质性，深化了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相关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用微观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下文简称CMDS）。CMDS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区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人口。本文将CMDS中具有农业户口且务工或经商的人口算作农民工。
另外，本文剔除了家庭收入为负的样本。方言距离数据来源于刘毓芸等（2015）公开数据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官网。刘毓芸等（2015）基于方言树图度量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间的方言距离。地区工资和公共服务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地区是指地级及以上城市，统计口径为全市。地理距离数据由笔者根据城市中心经纬度计算得到。
（二）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LPM模型估计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被解释变量借鉴Goldstein and Goldstein（1987）、Goldstein et al.（1991）、蔡禾和王进（2007）的做法，本文将愿意把户口迁入流入地区的农民工视为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将愿意在流入地区定居的农民工视为具有事实性永久迁移意愿。只要农民工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或事实性永久迁移意愿，本文就认为他们具有永久迁移意愿。核心解释变量为方言距离。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特征、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其中，地区特征变量包括流入地区与流出地区的工资差异、公共服务差异、地理距离。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农民工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流入时长。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属随迁情况和家庭收入。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首先，本文估计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方言距离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流入地区与流出地区的方言距离越远，农民工愿意向流入地区永久迁移的概率越低。
具体来说，方言距离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工愿意向流入地区永久迁移的概率下降4.3个百分点。进一步分别估计方言距离对农民工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和事实性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方言距离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方言距离无论是对农民工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还是对农民工事实性永久迁移意愿，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改变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取值、剔除样本和控制其他因素、区分方言大区等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其次，本文从社会融入的4个层面探索方言距离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可能机制，采用OLS估计方言距离对农民工在流入地区的经济整合、社会参与、文化适应以及身份认同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方言距离对农民工在流入地区的经济整合、社会参与、文化适应、身份认同4个层面的社会融入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笔者进一步检验农民工这4个层面的社会融入对其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在流入地区的社会融入状况显著影响其永久迁移意愿，具体来说，农民工在流入地区的经济整合度越高、社会参与度越高、文化适应性越强、身份认同感越强，他们的永久迁移意愿就越强。笔者将经济整合、社会参与、文化适应、身份认同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得出了一致的回归结果，即农民工在流入地区的社会融入对其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异质性检验
首先，考察学历不同引起的方言距离影响差异。学校教育是普通话推广的主要渠道，普通话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方言带来的语言沟通障碍，因此，不同学历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受方言距离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根据学历水平，笔者将农民工样本分为6组，即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并分析方言距离对不同学历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影响的差异。结果显示，随着学历增加，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负向作用呈现减弱趋势。
例如，方言距离每增加1个单位，未上过学农民工愿意向流入地区永久迁移的概率下降5.8个百分点，初中学历农民工愿意向流入地区永久迁移的概率下降4.4个百分点，而大学专科学历农民工愿意向流入地区永久迁移的概率下降3.5个百分点。
其次，考察年龄不同引起的方言距离影响差异。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后，普通话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普通话得以大力普及。因此，不同年龄段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受方言距离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笔者根据钱文荣和李宝值（2013）的做法，将1980年之前出生的农民工归为第一代农民工，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归为第二代农民工，并分析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受方言距离影响的代际差异。结果显示，方言距离均显著，且系数相同，表明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都受到方言距离的负向影响，这种影响的大小在两代农民工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最后，考察流动范围不同引起的方言距离影响差异。农民工流动范围越大，面临的方言差异越大，因此，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可能因流动范围不同而存在差异，为此，笔者根据流动范围将农民工样本划分为跨省流动和省内跨市流动两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方言距离对跨省流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省内跨市流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由此可知，方言距离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性，主要影响的是跨省流动的农民工。这是因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面临的方言差异较大，不仅在流入地区存在语言沟通障碍，还存在归属感和认同感不强的问题，使得他们向流入地区永久迁移的意愿较弱。
五、结论
中国城镇化进入了以提升质量为特征的阶段，推动农民工永久迁移是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地域文化载体，方言是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关注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方言距离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农民工愿意向流入地区永久迁移的概率，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发现，方言距离通过阻碍农民工在流入地区的社会融入降低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增加，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受方言距离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方言距离对不同年龄段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方言距离主要影响跨省流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不影响省内跨市流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农民工永久迁移、提高城镇化质量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一方面，需要优化汉语环境，降低方言的不利影响。中国的汉语系统具有多方言的形态特点，方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具有社会认同作用。因此，需要继续加大推广普通话，消除农民工与流入地区当地人之间的语言隔阂，加快农民工在流入地区的社会融入，增强他们的永久迁移意愿。另一方面，需要更加重视就近就地城镇化，尤其是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方言距离通过阻碍农民工社会融入降低了其向流入地区永久迁移的意愿，那么农民工选择回到家乡的哪里呢？
根据2017年CMDS问卷中的题项“您打算回到家乡的什么地方”，27%的农民工选择“乡镇政府所在地”或“县政府所在地”，其中，选择“县政府所在地”的农民工比例达到17%。因此，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农民工就近就地城镇化，不仅能够避免方言距离带来的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也符合农民工自身意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ID：ruraleconomy），刊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22年第1期，作者：刘金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