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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话虽如此，但书写历史之人并不都是战争的亲历者。
3月25日，俄罗斯国防部召开发布会，通报俄军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第一阶段共损失5176人，其中1351名军人阵亡。
与此同时，波兰和德国居民已经在过砍柴取暖的原始生活，荷兰政府建议洗澡时间不要超过5分钟。更尴尬的是春耕时节已至，农民们却收到化肥断供的消息。
世界的前途掌握在一小部分国际精英手中，他们亲手制造的所有危机，到最后，却总是由占据大多数的穷人买单。
但，他们根本不在乎。
1. Disaster profiteering
2020年底，《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标题为“Disaster profiteering”的文章，意为“灾难投机”，主题是疫情期间价格管制的困境。
疫情爆发之后，商家们囤积大量的消毒剂、漂白剂、口罩和手套并涨价销售，政客们想要打击无良商家，却遇到了两个棘手的问题：
一是如何确定价格过高的标准，二是限制哄抬物价遭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
商人遵循经济学规律，与政府顾及社会秩序产生矛盾，这不只体现在传染病引发的社会危机中。战争进行时，此类矛盾更加常见。
俄罗斯对乌克兰宣战后，以英法德美等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达成对其发起经济制裁的共识。具体措施除了SWIFT制裁外，最主要的还有出口管制和禁购国债。
SWIFT是无差别攻击，后两项制裁才是真正的对症下药。
俄罗斯体制之所以有“堡垒”之称，经济上一方面倚仗占全球四分之一的能源出口，另一方面就是全球前五的巨量外汇储备。能源禁运和国债禁购，等于断其一足。
策略是好策略，但偏偏有人给普京接上了这条腿。
美英率先对俄能源禁运设定最后期限，一个是本月22号，一个是年底之前。最近很多人讨论美国在禁运之前囤积俄罗斯石油，这是把国内抢菜的思路代入进去了。
事实上，所谓美国“狂买”俄石油多少有些夸张。俄罗斯官员说过去一周美国进口俄石油量大增43%，实际只是从每天7万桶增至10万桶，相比去年的每天20万桶已经减半。
何况来自俄罗斯的10万桶原油，在美国前十大进口来源中只占1.8%，在俄罗斯每日出口量中的比重也只有1.4%。
国家层面，这3万桶其实不值一提。但对私人企业而言，每一桶油可都是实实在在的利润。
同理，从去年6月14日开始，拜登政府就对一级市场发出购买和承销俄罗斯债券的禁令。但在二级市场上，华尔街已经靠抄底俄罗斯债券发了一笔横财。
援引IFR消息，通过俄罗斯债券和衍生品交易，摩根大通和高盛今年已经各自获利约1亿美元，巴克莱银行则至少获利5000万美元。
从战争爆发开始，华尔街就对“抄底俄国资产”不遗余力，尤以高盛最为热衷。不但买了俄罗斯铁路两年公司债，还订购两年俄罗斯外币债，投标俄罗斯国债。
从政治角度来看，俄罗斯经济崩溃得越彻底，北约越应该鼓掌。2月上旬，俄罗斯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股价还是215美元，开战后短短几天血崩到65美分。
但这种案例在华尔街投行的交易员眼中，就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问题来了，各国政客经济制裁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投资经理们却堂而皇之地顶风作案。为啥没有机构对这些人进行监管，政府的权威何在？
2. Inside Job
无论如何，发外国灾难财总是爽歪歪。货真价实地把钱赚到手，顺便对受苦受难的国家与人民表示痛心，谅他也无话可说。
比如几家著名军火公司，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和雷神，2月底以来股价都大涨了一波。
军迷朋友们应该对雷神很熟悉，乌克兰被援助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就是这家公司生产的。3月德国国防部买的35架F-35战机，则产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军火商发战争财，天经地义。二战期间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工厂强迫集中营里的犹太劳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战后联邦法院却数次驳回犹太人要求赔偿的诉求。
一直到1964年越战爆发，莱茵金属公司得到美国国防部一份价值5000万美元的武器订单，彻底让这家仅次于克虏伯的德国第二大军工企业起死回生，时至今日，业务遍及全球。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日本。战后三菱重工被肢解为西、中、东日本重工业株式会社三家公司，并在《波兹坦公告》规定下被销毁全部军工生产能力。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迅速成为联合国军的桥头堡和后勤基地，整个战争期间获得了价值30多亿美元的军事订单。
三菱重工因此再次崛起，《水门桥》里的空投钢梁就是这家公司生产的。如今三菱重工常年位列世界500强，去年在全球军工企业百强中排名第32位。
在外国天空轰鸣的炮弹毕竟打不到本土，生意人可以不在乎。比如索罗斯为了赚钱在韩国制造的惨案——130万职员失业。
但倘若这种痛苦，轮到本国人民来承受呢？
2010年，索尼经典电影公司拍了一部叫《Inside Job》的纪录片，中文译为《监守自盗》。这部纪录片揭露了2008年金融海啸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当年斩获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
次贷危机使全球股市一年之内蒸发了34万亿美元财富，多达5000万人失去工作。直到今天全球纳税人还在还这笔烂账，但危机的真正缔造者明明不是我们。
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事实上那些真正的“罪人”，并不像穷人一样不得不在后危机时代接受惩罚。
比如，在金融危机之前的7年里，雷曼兄弟5名高管赚了10亿美元，公司破产并未影响到他们的个人财产。
美林证券CEO斯坦·奥尼尔在金融危机前两年赚了9000万美元。危机爆发后马上辞职，又拿走了1.6亿美元股票期权及退休津贴。
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上台，雇佣的新任联邦储备银行总裁赫然便是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杜德利，不顾他曾经大力鼓吹衍生性产品的事迹。
还有马丁·费尔德斯坦，这位哈佛经济学教授曾担任里根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一手推进解除金融管制，从而为次贷危机埋下祸根。
另一边，他在华尔街保险巨头AIG董事会任职超过20年，拿到数百万美元薪资。也受奥巴马邀请成为其经济复苏顾问团成员之一。
经历过2008年的人都该明白：“危机”两个字，只在穷人的字典里存在。
3.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华尔街向来有恃无恐，一场比赛中，球员是我，裁判也是我，制定规则的也是我，你凭什么跟我同台竞技，甚至妄想我吃到红牌？
要解释这种不公平的规则，还要说到“political contributions”，即政治献金制度。1998年到2008年，华尔街在政治献金和游说上花费超过50亿美元，金融危机之后花得更多。
有种理论认为，总统选举本质上是一场金钱游戏，这并非空穴来风。2004年和2008年，大选耗费资金已经达到10亿和24亿美元。
从2010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先后取消组织和个人的政治献金上限，总统大选从此越发烧钱。到2016年，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对决消耗高达60亿美元。
越发高涨的花销变相抬高了政治门槛，1992年，国会参议员中的百万富翁比重是28%，到2006年已增至将近6成。
当然，相比于自掏腰包参加选举，华尔街更倾向于为政客提供资金。
据统计，摩根大通、高盛和贝莱德等华尔街投行在2020年选举中贡献了7.87亿美元。除了政治献金，它们在个人捐款和举办筹款晚宴等方式为竞选者提供的资金则更多。
比如嘉信理财集团以公司名义发放的竞选资金只有50万美元，董事长查尔斯·施瓦布过去两年向共和党人提供的捐款却高达1870万美元。
每年向华府提供巨额政治献金虽然是华尔街的潜规则，但这些钱毕竟只是用于形象包装和广告营销，最后的结果还是取决于民意。
比如韩国。
1987年，卢泰愚当选韩国总统。这位总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主导了韩国从威权军政府向民主政治的改革，二是全面放开对银行和非银机构的利率管制。
政治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同步进行的结果可想而知，青瓦台与大型财团实力此消彼长，逐步演化成财阀大而不倒，总统卸任后不是入狱就是身亡的惨淡局面。
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立即对七大寡头展开铁腕清洗，在记者会上面对提问，霸气十足地向这些曾掌控俄罗斯联邦的寡头们喊话：要么死，要么滚。
确实有些寡头被打倒了，比如入狱的新闻大亨古辛斯基和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驱逐的“克里姆林宫教父”别列佐夫斯基。
但也有寡头被收编了，比如叶利钦的女婿、铝业大亨奥列格·德里帕斯卡和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他们继续控制着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那些惨痛的回忆，比如韩国丧失经济主权，俄罗斯被窃国大盗贩卖核心资产，时至今日还在被底层劳动者默默承受。
但“他们”依然不在乎。毕竟战争就算再激烈，也无法晃动他们餐桌上的红酒。
4. 结语
曾连任3届香港证监会主席的沈联涛在采访中说：
“为什么金融工程师拿着几倍、甚至百倍于真正工程师的薪水？工程师造桥，金融工程师造梦。而当那些梦变成噩梦时，买单的永远是别人。”
很多人在描述国际局势时喜欢用大国叙事，动辄他们美国，我们普京大帝。然而美国有住在地铁里的流浪汉，俄罗斯也不乏身家数百亿美元的寡头。
像钢铁侠一样的爱国企业家毕竟不多，对更多的生意人而言，老百姓失业饿肚子，他们都不在乎。
毕竟，穷人的朋友，最终还是只有穷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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