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著网 （ID：covricuc），作者：沐沐，原文标题：《牛津女孩被疑学历：“求证”本应是“尺子”，却又为何变“刀子”？》，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天我以牛津年级第一的成绩，从数学建模系毕业了。”
3月14日，中国女孩朱雯琪在微博分享了一则自己的毕业视频，却不想因此陷入了“被求证”与“自证”的漩涡。
将近一周的时间里，不断有各类博主从各种角度向内容的真实性发起挑战。
可是，面对着浩瀚的“求证清单”，她的证据再有力，也不过是精卫口中衔着的一枚枚“小石子”，很难对抗风浪，更别说填平大海。
不过，令人略感宽慰的是，她的“成绩”最终还是在外力的帮助下收获了应得的肯定。
在媒体越来越多的采访与报道中，人们也展开了进一步的反思。
有人站在女性立场，批判“性别偏见”的桎梏。有人从职业角度，谈及“群体性人设”的束缚。
引发了反思的“被质疑”，或许能成为击中“性别偏见”的一颗石子，也或许能够为某个群体形象带来更为丰富的修辞。可这就是观众期待的“欢喜结局”吗？
纷争虽已休，“余韵”仍未止。
对她的围剿式求证，并非是衡量是非的尺子，更像是一把“伤人见血”的刀子。
而这却不是第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
常见但不合理的声音：“你需要自证清白”
有人质疑其学历，有人质疑其能力，还有人质疑其目的。而这些质疑，都裹着极为相近的“话术外衣”。
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朱雯琪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既然你是牛津毕业的，那你的毕业证呢？”“既然你说你是学数学的，那你做道题证明一下自己。”
这样的声音，几乎存在于每一个陷入“真假争议”的事件之中。可常见的声音未必合理，他人的“建议”，也未必要依。
现实生活中，司法审判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即被告人不负有自证无罪的义务，若无证据证实其有罪，则应被视为无罪。
网络社会中，逻辑却恰恰相反，被怀疑者往往需要自证清白，否则就无法洗去嫌疑。
“我怀疑你，所以你要证明一下自己。”这句话听上去是多么霸道而不讲道理，可仍有一些人，将其奉为律例。
“既然你是清白的，那为什么不能证明一下呢？”“拿出证据并不难，你发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份证件就好了嘛。”
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被求证者”是否拥有证据，也不在于拿出证据的动作有多么简单，而在于：我本没有向你出示证据的义务。
可遗憾的是，如此不堪一击的“求证”逻辑，却往往能够使发起“求证”的人立于不败之地。
相对应的，“被求证者”始终只能被动地接受质疑与攻击。
媒体采访中，朱雯琪表示，在自己向转发质疑贴的博主展示学历证明后，该博主并未道歉也未删帖。反倒是另一位数学大V提出了新的建议：做题。对于她的答案和思路，该大V倒是给予了认证结果：“应该是真的”。
可是下一秒，另一群人又围绕着“奖学金”紧随其后地展开了新一轮“求证”。
她的经历，恰好印证了那句“欲加之罪”。晒出证据，不见得会换来认可，即便换来了一部分人的认可，也不妨碍另一部分人趁机添加新的炮火。
在无止无休的“求证”与“自证”里，“被求证者”但凡有任何一环没有照做，那么他曾经所有的配合，就会反过来成为压在他身上的“锅”。
“为什么前面的质疑你都给证据了，现在却拿不出证据了呢？”
所有愿意给出证据的人，希望的无非是换来理解和认可，可遗憾的是，网络审判中的“自证”，并不是沉冤得雪的美满童话，而是一个难有happy ending的荒诞现实。
质疑他人，是对信任缺失的补偿吗？
在被网络审判收编为一种“酷刑”之前，“求证”一直是个实实在在的“积极行为”。
在现实语境中，“求证”行为意味着客观，代表着严谨。当某个结论或者某种猜想，还尚未能被认定为事实的时候，就需要我们通过“求证”的方式寻找支撑。
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求证”行为，往往源于信息的缺失和全貌的未知。
因此，要求他人自证清白的逻辑虽不合理，但也并非每一个“求证”的人都怀揣恶意。对于一部分提出求证需求的人而言，他们所秉持的，实则不过是一种探求真相的围观者心态，希望通过“求证”的方式，来填补存在于当局者和局外人之间的“信息高差”。
比如：海外名校、数学建模，这的确是朱雯琪和身边人的熟悉领域，但在一部分人那里却是知识盲区。
再比如：局外人对她并非知根知底，全部了解可能仅限于那段视频。
正如朱雯琪在采访中自述：那本是一段发到家庭群中的视频。“当时大家都在恭喜我毕业。”
可当这段视频被上传到更多陌生人的社交平台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鼓励就变成了质疑。
因为了解状况的差异，当一个带有私人化经验的个体生活被分享于面向公众的平台时，被误解很容易就会成为表达者的宿命。
不过，分析至此，我们的面前似乎出现了一个新的疑惑：即便存在着信息差异，可为何人们更倾向于质疑既有信息，而非选择无条件相信呢？这就究竟是如“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一般的批判式思维习惯，还是善意消解带来的“反向认知”呢？
带着这种疑惑，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网络社会，就会发现，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漫长而持久的信任危机。
在一次又一次的“翻车”事件中，网络社会的信任被一次又一次透支。就像善意的绸子，被烫了一个难以缝合的洞。
就在几天前，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网红“俄罗斯娜娜”被封号。这位操着一口“俄式中文”的外国友人，被发现其实是中国人利用特效技术假扮的。在网友“不要放过那个娜娜”的声讨中，曾经的“人美歌甜”的评论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了互联网的记忆里。
当人们发现AI可以换脸的时候，曾经的心动一秒，就变成了如今的“社死”一刻。
当人们意识到视频是可以摆拍的时候，曾经为感人小视频流的泪，就变成了如今脑子里进的水。
“视频可以接，道具可以借。”被欺骗后发现的事实真相，就这样成为了人们嘴上和心里不相信网络信息的理由。
不过，倘若所有人都只是因为害怕被欺骗才提出“求证需求”，那么在得到对应的证明之后，“求证”就该到达尽头。可事实，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并非如此。
被异化的“求证”：是固守认知还是逃避现实？
使得“求证”变成一项不可能做完的任务的，是一部分人在求证之前，就做好的结果预设。
“我就是要证明他是假的，因此不管他是否出示证据，出示怎样的证据，我都可以得出我要想的结论。”这样的思路，才是导致“求证漩涡”的源头。
它早已脱离求证的本意，唯一的共通之处仅仅在于：希望获取更多的信息。
只不过，它的目的是想让这些信息服务于自己的逻辑自洽。
因此，被不断质疑的朱雯琪，即便是提供了官网照片，也依旧无法获得一句简单的道歉。
对于一部分不愿意相信她的人而言，“她在说谎”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希望得出的结论，更是一个必须存在的支撑，支撑着他们一直以来相信的所谓的“真理”。
在对朱雯琪围剿式的“求证”中，这些人正在通过证明“她是假的”维护着自己脑海中长久奉行的“律例”。比如，“科研工作者就是没有精力打扮自己的”，再比如“这样的成就应当是男性的专利”。
因此，与其说他们是不愿意承认朱雯琪的学历，倒不如说他们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认知并不合理。
不论是对科研工作者的刻板印象，还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它们都殊途同归地聚焦在了一种认知与现实的矛盾上。
当一种现象与人们的固有认知产生冲突时，人们更习惯于从外部世界找原因，很难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
这与其说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认知，不如说是难以接受真相揭露出的现实。
这些现实包括但不限于：我没有精力兼顾形象和工作但有人可以；科研女性同样可以美美地打扮自己；优秀与性别无关。
不过，他人是否接受这种现实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对于一个装睡的人，我们非得不惜一切代价地把他叫醒吗？
抗争和反驳是有意义的，可却不该背负着“伤害”的前提。毕竟，在这种“扭曲”的求证带来应有的反思之前，它早已给当局者带来了足够多的伤害。
实际上，存在于网络审判中的“求证”行为，不论是源于信任缺失，还是出于固守认知，亦或是为了逃避现实，其本质都是一种自我责任意识的出逃。
正如，网络两端的信息差虽然存在，可填补我们面前的鸿沟，却并非是遥远的他人的责任。又如，网络社会固然面临着骗局丛生的困境，可我们自己的忧虑又何该成为附加在他人身上的审判？而打破陈规正视现实所产生的阵痛，就更是该不交由他人买单。
抛却“律己”责任的“律他”，或许真的更像是一把刀子，而非尺子。
参考资料：
光明网《不存在一种女性叫数学女》
新京报《“牛津数学女孩”改变了“学术青年”认知形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著网 （ID：covricuc），作者：沐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