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曾有诗云：读书不求做官。这在扩大科举的北宋朝，貌似显得和主流价值格格不入，甚至与儒学经典“学而优则仕”的教诲有违。但在作者看来，这正反映了两宋之间，以及宋元变革时，思想观念的重要变化。士人流向多元化，北宋潜流，南宋显影，元代定型。在中国历史即将迎来帝国巅峰的前夜，某些儒家之外的“现代”因素，悄然埋下了种子。
本文原载于《读书》2022年3期，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王瑞来，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王瑞来：读书不求做官》，题图来自：《赤狐书生》剧照
苏轼有首五言诗，是写给他的两个侄子的，诗的开头四句为：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
诗有多联，清人王文诰在其辑注的《苏轼诗集》卷三〇《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这首诗下施以按语说：“起四句该通篇之意。”王文诰的理解准确，的确这四句概括了全诗的主题。诗的意思很直白，不难理解，就是说，经营家业谋生计不追求巨富，读书不谋求做官，就像饮酒处于不醉的状态，才最为适意。
在这四句中，让我最为注目的是“读书不求官”一句。北宋从太宗朝扩大科举规模，这一在各种综合背景下持续技术操作的客观效果，形成了士大夫政治，打破了官场的贵族或武人垄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为了吸引知识精英都加入到宋王朝“彀中”，从皇帝开始，便有《真宗皇帝劝学》所讲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利益诱导。社会宣传也应和这种诱导。
北宋成书的《神童诗》开篇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功地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范仲淹还如是劝谕乡人：“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政坛所呈现的，也是如南宋张端义在《贵耳集》所描写的那样，“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确，读书求官，不止在宋代，甚至也是传统社会的主流。
明代一个文人在《重刻梦溪笔谈后序》就写下过自己的经历：“吾少喜聚书，十年来既无志进取，益聚书为乐，家有刻板，专用以新易故，每僦居迁徙，累日不能尽，家人辈潜相诋诮：‘读书不求官，多奚以为？’”意思是说，你读书不求做官，要这么多书有什么用？
苏轼和他的父亲、弟弟也正是通过科举登第走出巴山蜀水，成为士大夫的翘楚的。苏轼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士大夫政治成为主宰的时代里多数士人的必由之路。通过读书求得官位而走上仕途的苏轼，为什么还告诫他的侄子们“读书不求官”呢？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与时代潮流相悖，甚至与儒学经典“学而优则仕”的教诲有违呢？
运用学到的知识参与政治，体现了回馈社会的责任感，这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也没有错。“读书不求官”，苏轼的这种认识看上去与主流认识颇为疏离，其实是折射了时代潜在的变化。南宋政治与经济重心合一，商品经济发达，地域社会强盛，平民文化繁荣，仕途行路难导致士人流向多元化，诸种因素，让南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一轮社会转型——宋元变革。
然而，任何社会转型都不是在一个早上突然发生的变化，一定经历有相当长时期的潜流运行。就像北宋造成士大夫政治的科举规模扩大，其实也是适应了唐末五代以来崇文的潜流一样，开启于南宋的宋元变革，在北宋便逐渐积蓄了各种变革的因素，最后才终于在各种契机交织的综合作用之下得以形成。
各种变革的因素也包括观念的变化。“读书不求官”，便体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观念变化。士大夫政治所呈现出的社会流动，让读书所追求的目的变得过于单一狭隘，而社会的需求其实是多种多样的，人生的选项并不仅仅是从政。或许苏轼是出于对侄子们科举落第安慰的用意，但“读书不求官”无疑折射了读书应当拥有多种面向的意识。这种意识不会仅仅是天才的苏轼灵光闪现，而是基于他对社会观察所形成的思考。
苏轼观察到的正是包括士人流向多元化在内的在南宋显像化的各种因素的北宋潜流。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诗句讲“读书不求官”的，并不仅仅是苏轼一个人，与苏轼同时代的文同也在《崔觐诗》中写道：“读书不求官，但与耕稼亲。”文同的诗与苏轼完全相同的表述，则反映了当时对这一认识认同的普遍性。由此可见，除了读书做官的主流选项之外，读书还有许多目的取向。这些潜流意识，到了时代变革的南宋，便应和社会转型的气候，获得了显著的共鸣。
社会意识一定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南宋吕祖谦受孝宗之命编《宋文鉴》，他在苏轼众多的诗作中，居然也选入了“读书不求官”这一首。这可以看作社会意识被朝廷主流认识所认可。这是朝廷主流认识的认可，那么社会下层是如何接受的呢？
南宋中期，曾经撰著过有名的笔记《独醒杂志》的曾敏行在樊仁远《浮云居士曾公行状》中被这样记载：“年二十遇疾，弃举子业，叹曰：‘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东坡此诗似为余发也。’于是博观群书，上自朝廷典章，下至稗官杂家、里谈巷议，无不记览。访收法书、名画，多所订正。字画祖米元章，人谓得其笔法。又仿章伯益飞歧墨戏，亦曲尽其妙。颇喜阴阳五行推测吉凶之说，如郭景纯、李常容所论著，研深尤精。假日纵谈，逆定时人穷通得丧，皆如其言。”
从记载看，放弃走科举之路的曾敏行，从事各种文化事业，也包括了给人打卦算命这样的下层职业。他说苏轼的“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这句诗，就像是写给他的，可见苏轼“读书不求官”的影响力了。
南宋后期，与文天祥同乡的刘振道，一生未曾入仕，被称为“隐君子”，元代大儒吴澄在为其写的墓志铭中记述道：“酒酣兴适，浩歌东坡‘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之句，拊掌击节，殆不知世间有荣辱事。”未曾入仕，并不妨碍他与宰相章鉴、文天祥等名流交往。
南宋士人地方化的趋势，既模糊了士人与士大夫的界限，也淡化了仕与不仕。与政治的疏离，让苏轼的“读书不求官”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南宋陈模在《怀古录》中评价“读书不求官”等佳句为“立意高卓，而辞又足以达其意”。说苏轼辞达其意，其实更是陈模以当世的感怀，在说苏轼道出了他的心声。
《宋元学案》记载南宋的士人余芑舒，“临卒，口吟东坡‘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之句，以告后人”。临终不是对子孙交代后事，而是吟诵“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可见苏轼所传达的观念，在南宋人那里已经是刻骨铭心的浸润了。
元代长时期停废科举，进一步促进了士人流向多元化，因而“读书不求官”更变为已然之事实。不过尽管不求官，但书还是依然在读。这样读书的目的反而更为纯粹。元代王恽的《贤哉霍生行》，以一个教书先生的口吻记载了一个商人之家，其中有云：“读书不求官，此语闻大苏。譬如饮不醉，陶然欢有余。贤哉霍君心，能与坡意符。因之训二子，此诗不可无。”
诗中直指“读书不求官”来自苏轼。写这个商人请先生，买诗书，希望孩子能够跻身于士人之列。他认为这种做法很符合苏轼的意愿。这是对儒学的向往，也是对知识的崇尚。王恽的《商鼎歌序》还记载过一个北方人“燕士张君文季读书不求官，治生不务富，稍有赢余，即购求古器、书画为事”。
元人刘敏中也在《题燕山许文仲余欢堂》诗中写道：“生不治而馁，书不读而愚。此外富与官，有命不在吾。一堂俯仰吾愿足，不羡六印归来金钱撑破屋。”这首诗实际是反过来说，治生是为了温饱，读书是为了避免愚昧。在这一目的以外，能否富与官则是命数。
恬淡的心态，让士人有一室安居便可满足，并不钦羡高官与巨富。这首诗有诗人自注云：“取东坡先生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之诗也。”在宋元社会转型的时代，苏轼的这句诗让读书拥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
曾代表元廷到江南征辟宋朝士大夫入官的程钜夫，在《真乐亭》中也这样吟咏道：“读书不求官，为乐得其真。”读书为了自娱，精神的充实会不在意身份的低贱与财富的匮乏。从求官的单一追求中摆脱出来，读书的天空便变得更为广阔。
元人程端礼的《送戴与善》这样写友人戴与善：“客有戴与善，家世今移居。读书不求官，富贵浮云如。”游览山川，著书立说，苏轼或许不曾想到，他写给侄子的诗句，在后世宋元社会转型的潮流中，改变了很多人的世界观。
从地域上看，一代文豪苏轼的这句诗也超越了宋朝的疆域。金朝人杨云翼也有诗云：“名利走朝市，山居良独难。况复山中人，读书不求官。”
从时代看，苏轼的这句诗在身后上千年间一直有着遥远的回响。清诗云：此意吁可知。”人张问陶《赠吴寄庐》“读书不求官，从《曾国藩全集》所载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甚至还可以看到晚清名臣曾国藩对苏轼这几句诗的补作：“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通过补作，曾文公对读书作文进行了更为意义深远的道德阐发。
尽管有社会变化潜流影响作用其中，但在士大夫政治鼎盛时期，读书人纷纷涌向读书做官的上行路途之时，苏轼能写下“读书不求官”的诗句，颇有些惊世骇俗。宋元变革，是传统中国走向近代的滥觞。苏轼“读书不求官”之句，从南宋历元到明清，在士人流向多元化的社会转型背景下，获得了更为广泛和长久的共鸣，改变了许多读书人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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