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 （ID：WSJmagazinechina），作者：Randy，编辑：陆莹，原文标题：《理解死亡，坦白讲，真的很难》，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假设你有 4 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A.孤老终身
B.突发心血管疾病
C.艾滋病
D.乘坐的飞机在万米高空解体，死于空难
你会选哪个？”
这是南方科技大学近年来最受学生欢迎的选修课之一《理解死亡：哲学、社会与文化》上的一道选择题。
开设这门课的教师袁长庚，是一名极富热情的青年人类学学者。他是文化人类学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人类学、伦理与文化是他很主要的研究兴趣。业余，他常活跃在豆瓣和 B 站等年轻人聚集的社交网站上。
2017 年开始，袁长庚就在南方科技大学开设这门“死亡课”，课和老师一向都颇受欢迎。课堂内外，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袁”。而让他困惑的是，五年来，“死于空难”都是最多学生选择的一项。
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学生，几乎都是当下教育体系里的佼佼者，专精理工科的社会精英。在和学生的交流中，袁长庚得以管窥这一代学生的精神状况，有些时候，他甚至发现“最优秀的学生可能是最虚无的”。而“死亡课”一经开设所受到的争议，也让他反思，在如今的中国社会，“死亡教育是比性教育还要敏感的话题”。
袁长庚观察到，这么些年来，上这门课的学生里有很多人抑郁焦虑双向，有学生一周不出门，只拖着身子来上这一门课。一个重度抑郁的女生，这个学期开始服药，常常有自杀的念头，“好几次刀已经拿在手上了”，用最后一点力气来上了一周的课，然后决定“活下去”。
五年很快过去，袁长庚也准备离开南科大了。去到新单位，大概率没机会开这种“不吉利”的选修课了。
我们电话连线了袁长庚，和他回顾了《理解死亡》这门课，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以及，死亡教育在当下的中国语境里要如何展开，又和更大的意义系统有着怎样的勾连。
一
《WSJ.》：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理解死亡这门课吗？
袁长庚 ：我最初开课的时候有过很多设想，比如说去停尸房太平间之类的，但这门课从第一轮以后，在学校内部就很有争议，还酿成过很大的舆论事件，从那以后就开得越来越小心翼翼，变得跟一个普通的选修课没有太大区别。
它整个课程架构大概是两个部分，前面用三四节课讨论一些比较基础的概念，比如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善终，你觉得灵魂是必要的吗，后面是一个一个的专题，比如安乐死、自杀、临终关怀……围绕死亡的一些问题。
《WSJ.》：一开始的时候会更有意思一点？
袁长庚 ：第一次开课的时候，我期末考试的作业是让大家设计一次葬礼。
我给了他们一个大教室，假设周围有一个同学去世了，你们是年轻人，在校园这个环境里面，怎么样去做一次葬礼。
学生其实是玩得非常开心的，他们当时从淘宝上找了好多卖殡葬用品的店，买了非常多全套的黑纱挽联，把整个教室布置成一个灵堂。
几个小组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有些小组是走社会抗争型的，他们假设要跟校方之间 argue 一些事，有些是异教徒风格的，我还记得有一个现在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他设计的葬礼就像是一个异教徒聚会，大家都穿着黑衣，然后 murmuring 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那次争议非常大，很多学生觉得很惊奇，就把这些东西拍下来，发在他们各自的社交媒体上，这个就酿成一个当时的舆论事件。
我还记得我晚上快 12 点接到学校的电话，把我一顿臭骂。所以那个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都受限制。
《WSJ.》：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开一门生死课，那个契机是什么？
袁长庚 ：我很早就对死亡这个题目感兴趣，因为我母亲去世很早，早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整的人格记忆，所以我一直是伴随着母亲去世的经验长大的。
还没有接触到生死学之前，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她的死亡对我而言，不只是一个悲伤事件，或者说一个童年不幸，它很复杂，影响到我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理解，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轨迹。
但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的家人，从来没有跟我好好地去谈过这个问题。他们不问我你难受吗？你伤心吗？作为一个从小没有母亲的人长大经历了些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
恰巧那个时候，我刚来学校教书，开的都是学院里面最基础那种课，文化研究导论、饮食与文化之类的，但是我开了一个学期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我感觉今天学生对于人文社科类的课程，第一位就是价值观的需求。
抛开那些混日子的学生不谈，真正在课上想要投入其中的学生，其实都有价值观上人生意义上的一些诉求，他不会直接地讲出来，但你能够感觉到他的所有思考都指向他自己，应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应该怎么样建立自己的意义体系。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能不能就把我下一步要研究的题目（开的课程）跟这个联系起来。
二
《WSJ.》：平时上课的讨论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
袁长庚 ：我上善终那个课的时候，通常每一年开场都会做一个很简单的测试。
我跟学生讲，比如说现在你是上帝，可以写你自己的人生剧本，你可以有 4 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你选哪一种？它前面三种都很简单，比如说你是孤老终身，或者说你突发心血管疾病，然后我还写过得艾滋病之类的。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做 4 选 1 的选择题都有一个选项，是非常荒诞、可以明显排除的，所以我当时就凑了一个，我说你乘坐的飞机在万米高空解体，然后死于空难。
我以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最不能接受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在我上课的这 5 年里，这个选项一直都是选得最多的。我说你们是不是故意捣乱，是不是故意不好好说话，他们很多人说不是的，这真的是他们理想中最好的死法。
后来我就问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用这种方式离开，对这个社会而言，是一个非常难以消化的灾难性事件。很多航空专家早就暗示过你在那样一个高度，巨大的冲击力下坠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任何奇迹的可能性。
坦白讲按照专业的角度，（这种死法）哀悼是没有办法真正展开的，所有的哀悼和纪念都要跟死亡的形态联系起来，这个问题要惨烈的多。
我觉得比较惊诧的就是，学生在选选项的时候，好像真的没有意识到有些事情它有多严重，可能会带来多大的冲击。
《WSJ.》：为什么都选这一项？你跟他们沟通过吗？
袁长庚 ：我问过那些学生说，你有没有意识到，如果是死于空难的话，你的父母会怎么处理？余生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
很多学生确实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人生是需要从联系的角度去展开的，就是说你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讲，跟其他人是关联在一起的。
所以其实这个课开到最后，我突然意识到很多问题不是讨论生死可以解决的，在背后大的意义系统已经渐渐开始瓦解，还尚未得到有效重建的前提之下，有些时候你谈的多了，反而有哗众取宠的嫌疑。
《WSJ.》：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一堂课是讲过这个东西的。
袁长庚 ：我在课上就问学生，我说你觉得死亡教育跟性教育哪一个在中国更敏感？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在性教育的问题上，整个社会层面，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些相当有共识的东西，但在死亡教育的问题上还远远没有展开。
中国人是讳言生死的，基本上不讨论死亡的问题。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大多数中国家庭，对死亡的处理方式就是把记忆打包封存，从此以后再也不谈这个问题。
我经常上课问学生，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老人去世？你的家庭是怎么样处理老人去世的，需要哪些步骤和分工？
绝大多数学生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他对社区没有概念，对社会没有概念，对风俗习惯没有概念，对历史没有概念，那就更谈不上他对人的复杂性，对人的创痛，对哀悼这些事情有概念。
所以你怎么能指望一个这样的孩子，突然有一天就能明白说死亡是怎么样一回事情。从家庭内部讲都是这样，我们养生送死，在今天的环境之下，经验都不可传递。这就跟我们 10 年前 20 年前对性教育的态度是一样的，（期待孩子）到那个阶段他自然就明白了。
这些年大众媒体开始讲一些养生送死的话题，比如说像上海电视台做过《人间世》一系列纪录片，包括罕见病这种送别的故事，看上去大家终于开始在一个缝隙里面谈论这些东西。
但实际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谈论生死的时候，基本上还是用一种心灵鸡汤的方式展开，非常惨烈，或者是非常温情，或者是把死亡说得非常的玄，什么你穿越云端，化为了春雨之类的。
我是做人类学的，我知道处理死亡这种事情，它有一系列的技术性问题，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就像有一个开关一样，各个机制会打开，大家平时有知识的储备，观念的准备，有一些社会制度和结构上的因应方式。
《WSJ.》：一个成熟的社会会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大家都有哪些相应的知识储备？
袁长庚 ：我自己其实观察过，比如说，在一个农村社会里面，死亡这件事情是怎么样被接纳的。
假设一个老人已经进入到弥留状态，首先是家人会有一个判断，这个状况可能已经不好了，要去准备后手。就是说在这个老人还没有真正离开世界之前，这个村里面就启动了对他死亡事件的准备。
家人们要考虑，首先是怎么样发通知，他可能儿女在外地，要通知他们做好准备。如果是一个老年男性去世，那么他的伴侣身边会有一个小型的女性构成的圈子，他的子女、亲属、邻居，会环绕他的周围看护他，宽慰他。
比如说后事的主事者是大儿子，那么大儿子马上就要想一个问题，葬礼的规模是大是小，要不要请外面人做饭，要不要请锣鼓班子，谁帮我记账，谁帮我抬棺。
其实简单讲，就是它有一套自发的分工体系，这个分工体系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社会分工，基于专业或者是基于你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位置，它是一套基于我们对这个死亡事件的理解，它怎么样发生，它的结果可能有哪些，然后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社会里面是有一套相应的观念知识储备和社会连接作为应对方式的。
我现在回想我的祖辈，尤其在农村，很多老人他到了晚年，其实会很频繁地谈到自己的死，跟自己的子女讲我死之后应该怎么样，我希望你怎么样。这对他的子女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上的积累。
但我们这一代人，父母已经很少跟我们谈这个问题，更不会主动去谈。如果有一天不幸发生了之后，我们依照什么样的蓝本去处理，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地模糊。
《WSJ.》：为什么好像农村的老人还对死亡比较有准备，或者是之前几十年好像更加能够谈论？
袁长庚 ：我自己有一个不太成熟的理论，我觉得在农村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对生命的理解，不管是个体的生命，还是这个家族的延续，从来都不会是一个线性的累积，明天一定好过今天的逻辑。
而且相对而言，农村人在制度保障上也会差很多，一个老人进入到晚年，会迅速地意识到，自己只能走向一种非常不堪的状态。
我觉得中国城市化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些人，他们会觉得时间的演进，就意味着资源和能力的累积，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有更多的手段和处理方式，人也会更从容，所以他有些时候会悬置这个问题，觉得到了那个时候，肯定就会有更好的方案。
《WSJ.》：感觉 Z 世代是有另一重心理，倒不是觉得明天会更好，前段时间有一部美剧叫《亢奋》，就有一篇文章分析说，Z 世代的问题已经不能够以结构去解释了，跟阶层、种族、性别都没有关系，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无。
袁长庚 ：我自己基本上也同意这个判断，就是说人类意义体系的脆弱和幻灭，从来没有像在过去这 20 年里面这么明显。
一些在学校里面表现非常优异，在各个方面都出人头地的学生，他可能是最虚无的学生。
他拼命地玩好眼前这个游戏，他很认真，什么都想得到，学习他要兼顾，学生工作，文艺演出，社会实践，政治的经济的所有利益他都想揽过来，是因为他并不认为未来有一个东西是值得现在去长线投资的，所以我抓住眼前能看到的东西，玩好这个游戏就可以。
我们收回死亡这个问题，死亡它没有办法脱离每个人对生命本身意义的理解。
回头看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今天人类在讨论这些问题上可能是文化资源最稀薄的一个世代，我们对很多事情都已经祛魅了，但祛魅之后真的迎来了新的东西吗？我自己是很存疑的。
而且我觉得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没有时间做充分沉淀的话，你也很难指望它的这种社会经验能够抽象成为新的伦理标准，因为它确实太快了，快到大家没有办法停下来做一个加工的过程。
《WSJ.》：你在课上会讲到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是怎么去对待死亡这个事情的吗？
袁长庚 ：前几年的时候，我们社交媒体上不是还有过一个特别红的黑人抬棺舞蹈，我问过他们说，你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些人用这种方式去走向死亡？
其实我发现学生还是能理解的，很多人他会意识到或许在人家的文化里面走向死亡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那么悲伤，你只不过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循环体系里面，马上会用另外的方式重新又回到这个世界上。
其实像我们汉族人的文化圈子里面，到今天为止，尤其是农村地区，比如在老人出殡的时候，还会有脱衣舞娘、一些软色情的表演，他们反倒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难理解。
三
《WSJ.》：面对死亡的态度的确很不相同，空难后网上也出现了很多不恰当的声音或态度，你认为它的界线在哪里？
袁长庚 ：我觉得当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态度的非常微妙的差异，就是你愿不愿意把死亡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面向放进来。
整个事件，我觉得比较不幸的一点是，我们几乎全民都在等，等前方调查组在冲击现场发回的消息。我不是说这个消息不重要，而是说空难本身太复杂了，它不是一个三两天能出结果的事。
很多人坦白讲，与其说等的是消息和真相，不如说他其实在心理上不能接受死亡居然有这么无情和残酷的状态。所以他们用一种看上去关切这个问题的方式，实际上是在拉开跟灾难事件之间的距离。
微博上很多人说，每隔几分钟就刷一下页面，看上去我们好像借助社交媒体和技术，时刻在灾难的现场，但实际上，我们离灾难的核心的部分非常遥远。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去谈论这个事情，也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可以在社会大众层面，通过什么样的讨论去消化它。
《WSJ.》：你一直强调死亡是需要有知识准备的，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话，他可以做些什么？从现在开始。
袁长庚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难学，有大量的出版物，大量的讨论，大量的网络资料，大量的电影小说，放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去走进。
一个普通人他真的想去做这方面的准备，恐怕要先问的是，这件事情对于你到底有多么急迫？你真的觉得死亡是个问题吗？实话讲我到现在为止并不觉得死亡对中国人重要，因为大家可能真的像弗洛伊德讲的一样，总是在潜意识里觉得那个人不会是我。
空难事件发生以后，那天晚上我跟爱人说，我打算每隔半年，要把遗嘱写好，把事情都安排一下。其实我自己很早就想做生前预立遗嘱，但那之前我一直没有认真地想这个事情。连我一个开生死学课程的老师，都需要这样一个事件触动才会去想它，坦白讲，我觉得大多数人很多时候就是说说而已。
所以一个悲剧事件，能够留给世界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或许是个契机，能唤醒一些人，思考一些问题，或许这其中就有一个人走向觉悟。
在这个过程里面，首先是它确实需要有一定的氛围，其次它确实需要当事人有一定的真诚去面对自己的生命，思考人生当中真正的紧张感在哪，目前我觉得大家还是焦虑的情绪居多，不太像是一个认真的状态，当然也能理解，但只有这个显然还是不够。
《WSJ.》：其实媒体前几年就有报道，90 后开始立遗嘱、处理数字遗产这样的话题。
袁长庚 ：其实这些年一直有类似的推动，但实话讲，我最近正在跟一个深圳这边推动预立遗嘱的民间组织合作，他们说还是阻力重重。
我觉得争到最后还真就是中国人价值观念上，觉得这个事不好，或者这个事就不应该去讨论。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我们很多问题的根本机理是一致的，你剥到最后那一层，其实就是你到底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想象你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WSJ.》：中国人是怎么想象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袁长庚 ：我觉得想象死亡这件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它要有几个条件，要么你的整个宇宙观里面，觉得此世的生活它不是唯一的，此世的生活它关联到另外一个彼岸世界，要么比如说传统中国人，他认为我活着这一辈子的价值体现在我对于前面人和后面人的交代，对上要养老，对下要养小，放在延续的体系里面来思考。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其实是用一种家庭伦理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死亡问题、意义危机。但是目前尤其是独生子女一代以后，在现代性里面卷得越来越厉害，大家也不会觉得说，我自己背负着大家族的荣耀，负有一定责任之类的。而且实话讲我们现在的代际关系并不是特别和谐，不是说冲突有多严重，而是说两代人之间其实价值体系已经不太匹配了，父母希望孩子实现的东西越来越难以得到落实。
所以我觉得像我父母年龄的人，50 后 60 后这一代，在走向衰老走向死亡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非常孤独。这也是为什么临终关怀这种事我们这代人必须要开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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