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ID：sdrenwu），作者：芝士咸鱼，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原文标题：《专访复旦教授梁永安：我们如何缓解工作之苦？》
你是否会经常思考：每天上班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工作让我们越来越痛苦？
据《中国职场焦虑调查报告》显示，高达64.57%的普通员工对工作有“荒废感”，35.54%的白领人士产生厌倦工作的情绪，长期在压力下工作，对人的身心有极大侵蚀。
既然工作让人如此倦苦，我们可以不工作吗？如果必须要工作，怎样才能缓解痛苦的感觉？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给出了他的看法，梁永安出生于50年代，经历过上山下乡、恢复高考，70年代进入复旦大学文学专业，如今是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在和毕业生们的交流中，他发现生活环境的不稳定、职场竞争力过强、个体在工作中缺乏价值感，会让年轻人普遍感到工作很难，他也因此关注这个课题。
梁永安开拓过一门关于“工作之苦”的课程，他认为，虽然996、内卷、35岁职场焦虑等现象近些年才出现，但工作本身是一种劳动，劳动是人类生存史上被永恒讨论的话题。
月初，“十点人物志”联系到了梁永安教授，聊聊“工作”这个与所有劳动者密切相关的话题，谈工作之苦的根源、形态，以及探讨工作不那么苦的可能性。
工作为什么苦：年轻人不怕苦，怕没有价值
我是复旦中文系的老师，1954年出生，经历过文革，也下过乡，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在复旦大学学文学，后来留校任教，主攻比较文学。
从文学的角度看“工作”，倒是不稀奇的。从19世纪开始，很多文学作品都高度关注工作中的劳动者。狄更斯的小说里，常书写孤儿院里贫苦地、被迫做童工的人，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也写过《推销员之死》，都是在写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追求与幻灭感。
工作本身属于一种劳动，劳动能不能获得应有的价值、人在其中会不会变得异化，成了一个大问题。现代社会是分工社会，每个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所获得的利益和社会认可的差异非常大，不过我们所追求的社会正义与平等，也是从劳动场景里展现的。
关注“工作之苦”这个课题，和我们学校每年毕业生的经历有关。毕业生进入社会后，普遍会觉得很难，其中牵涉很多复杂问题，比如前些年外地学生来上海，需要解决户口问题，很多人为了落户先找个单位定下来，这个单位很可能是自己完全不喜欢的。这样能落户的热门单位，还会有很多人竞争同一个岗位，有时候还挤不进去。
有人只能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待上一两年纷纷跳槽，跳槽后又需要适应期，如何找到自己合适的职位、喜欢的工作很不容易。等到他们毕业几年后，逐渐有了专业积累和工作经验，又会变得有些老练，缺少了点刚毕业时年轻人的冲劲和锐气。
工作对于男性与女性的压力不太一样。我遇到过非常努力的女生，她们一直被提醒“女性走入社会后发展空间比男生少得多”“不努力不行”“不努力就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些女性从小学就开始努力，努力读书、努力工作，进入职场你会发现，很多女性能力真的很优秀，但她们的上升空间很小，到了公司的管理层，大部分都是男性。社会也会对女性施加很多工作之外的压力，生活、成家、生育等形形色色的问题。
很多女性努力到最后，会产生疑问：我的价值感在哪里？
男性同样会感受到工作的压力，如果他在学校成绩优秀，出去（毕业）后想获得社会价值和社会的承认，是一个很长的磨练过程，如果他很有个性，上下级关系处理不好，如果他没有个性，又会平庸化。
男性面临的更多是理想与物质的冲突，如果自己一文不名，他的价值焦虑会很大。
我有个男学生，本科学工科专业，读研学比较文学，他自己喜欢写作。他最大的焦虑是：这辈子究竟能不能写出文学界和社会承认的东西？但这是未知的。
如果顺应市场去写作，他会觉得心里过不去，如果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又觉得很惶惑。结果他不得不去考公务员，边上班边写作，当他成为公务员后，又因为看不惯体制内经常应酬喝酒的现象，被逐渐边缘化。
我也遇到过一个女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可以选择公务员，但她决定不去了，去南方的某家知名媒体，我们在电梯里遇见，我问她为什么这样选，她说，“因为你说过，人这辈子还是要做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我很感动。
前年武汉疫情，她在一线报道，文章写得非常好。她在工作上一定也有很多困难，写作、采访、挖掘选题等等，需要面临很多职业上的拼搏。苦是苦，但她觉得有价值。
人很容易感到价值感空缺。为什么有工作之苦？很多年轻人并不怕苦，关键苦得要有价值感，身体再苦，但内心觉得值就够了。
这个“值”不光体现在金钱上，也体现在她内心就喜欢这个。
人不怕苦，但怕空。今天年轻人主要的“工作之苦”，来源于精神上。
80年代到今天：年轻人往前走，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近十三四年前开始，年轻人普遍因为工作而感到苦闷。物质发展非常显性，全球化过程里，年轻人向往的生活和自己目前的生活间有很大差距。
每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有他们的苦，但这种苦是不一样的。九零后的父母那代人是农业社会最后一代人，从九零后开始的三四代人是过渡阶段的人，从农业文化过渡到现代文化。这是伟大的创世纪，但特别艰苦，苦在前后不搭，文明建设上的空白点非常多，迫切需要“凿空”精神。
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写过一篇《过渡时代论》，讲的就是这种状态：中国几千年都活在过去的格局里，忽然面临世界大潮的启动，社会不得不变革，已经离开了此岸，彼岸却还很遥远。
到了八十年代，那是非常富有激情的年代，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面临改革开放，向往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在内的四个现代化，比较刚性也比较具体。人往前走的时候，努力就行，需要的是一种热情和学习性。
那时，个人理想跟国家民族的宏大愿景结合在一起，个人有很大的宏观性。一个人尽管只是个体，但他可以把自己放在宏观的进程里面体会自己，当时的诗歌和各种各样的文学语言、电影语言都会有这种气质。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市场经济改革，激活了很多能量，不少人选择下海经商，最关键的是推动了一大批有专业知识、人文积累的人尝试市场化。这时候，人努力的背后，同样有很宏大的梦想来支撑。
为什么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更爱追求理想？那时候人们拥有自行车就已经很高兴了，对于物质的要求不是很高；家家户户有了家用电器，开始向往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等，物质条件不断变化，但也还属于基本生活。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产化还没有太大压力，社会普遍处于一个不那么发达的环境中。但随着时代进步，城市化在发展，消费主义也在发展。
渐渐地，一个人的生活理念中，房子、汽车也加进来了。加进来之后，现在的年轻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变多，付出的代价也就非常大了。
基本生活实现了，人的社会处境，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变化。他必须强迫自己靠向这样新的现实主义。那么，中产化的压力就来了。
社会中产化以后，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生活要延伸到买房时，压力一下子变大了。西方国家拥有自己的住房平均年龄是在35岁，而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人们不太愿意去租赁，农村以前有“几个儿子盖几套房”的传统理念。中国青年拥有自己第一套房的年龄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平均是25岁，比西方提前十年。
这时一切资源向着中产化，但不是全面的中产化。真正的中产化是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建立。比如消费结构里面国际旅行、音乐、电影、文学、阅读、社会多种多样的交往、公共空间里面形形色色的文化成分很大。
只实现了资源中产化，人的精神发展空间、艺术发展空间、新型生活方式空间就压缩了，所以过得像个“压缩饼干”一样。整个人生的焦虑都集中在物质上，人的建设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大落后了，他要挣很多钱，要找好工作，要找报酬高的工作，为了解决这些焦虑，爱情和生活空间也被压制住了。
人必须在有限空间里做出选择。你无法自由自在地“挣多挣少都一样”。主流价值还是希望你先有好的工作，再结婚成家。社会环境压力很大，只能在别人的流水线里工作，尽量获得更高的报酬。
这个过程里流失掉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创造性，向往的生活很难实现，你只能去实现老板的理想了。
996与内卷的代价：自由时间的丧失，会造成全面损害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童话《木偶奇遇记》，匹诺曹被骗到岛上变成一头驴，在那里整天干活，被奴役。今天的企业也是这样，如果连员工的基本生命都不尊重，随意支配他的时间，等于把人变成了驴。
一个人不止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人，他也是政治学、文化学等多重层面上的“人”。
如果说今天的年轻人觉得苦，只是因为挣钱少，那太表面了，他的自由时间在哪里，在不停加班的时间里，本来8小时之外，你可以逛书店，可以去跟朋友聚会，心灵的需要原本都该在工作外的时间里展开。
到了现在，年轻人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你向往的生活都没了，活生生地看着，却没法去参与。我们想摆脱当下，但又被当下沉重地压制。
我们今天这一代人，有这么好的营养，这么多的可能性，但是现实活得又那么窄。这种活得很累的状态，跟我们拥有的这么一个时代之间太不相称了。
以前为什么加班少？八十年代国有企业为主的时候，国企有严格的出勤制度。市场化以后，私企雇佣劳动力更大了，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但同时呢，也会产生市场压力下的资本逻辑。企业不光是跟中国市场竞争，也是跟全球市场竞争，工作效率牵扯到企业的生死存亡问题。
理论上，如果一个企业家也是探索者和学习者，这样的话不需要996，同样能在市场立足。现实往往达不到，只好靠劳动量的叠加，变相地让员工单位时间报酬降低，形成所谓的996或内卷。
工人史上没有过大规模的996，以前我在工厂干过两年，很严格地遵循时间上下班。如果工作时间长，一般都是两班倒或者三班倒，这就比较合理。我们今天的996可能更适合两班制，把它切换成两个8小时，或者是两个6小时，才比较合理。
996对年轻人来说最大的损失是自由时间，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特别强调，人最宝贵的财产就是自由时间。
自由时间是指自己能支配的时间，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天赋都是从自由时间里形成，人生需要自由时间，才能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果全国一律不准加班，工时控制在8小时内，社会面貌将会发生很大变化。有个很有趣的例子，1959年纽约突然大停电，忙忙碌碌的人都变得不忙了，外面灯红酒绿也没有了，大家待在家里，这一天生育率大大提高，因为能有个安静的心情了。所以说自由时间的丧失是全面性的伤害，甚至延续到亲密关系、生育率低等各个方面。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就像卡夫卡写的《变形记》一样的，人似乎必须在劳动，一旦不能劳动就失去价值，变成一只甲虫。
闲暇，不是无能或无价值的体现。青年代表国家的未来，如果青年人的生活质量低，会影响他们的方方面面，人格也会高度单一化。
单一化的人，感情也不可能有很多梯度，对世界的隔绝性很强，精神发展、心灵成长、情感发育都会很差。互相只能比收入、比房子、比车，只能是这样。
996影响最大的，不光是年轻人个人的未来，从更大的层面看，整个国家的一代人可能会变得偏狭、比较窄。什么叫窄？就是脆弱，不能接受全世界的丰富多元。多元意味着跟自己有差异，如果你只拥有单一性，多元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会产生强烈的自我维护，从而排斥世界的多样性。这样留下的问题就太大了。
我们社会发展的程度还不够，刚刚走出温饱，城市化也在发展阶段，所以年轻人的艰难，也有很大的历史因素。
工作不苦的可能性：个体可以做什么来缓解痛苦？
有人问，既然工作这么苦，我们可以不工作吗？
不工作是不可能的。工作就是劳动，形态是多样的。哪怕你不去某个企业工作，但在做创造性的事情，也是工作。
现代社会是交换体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益，再去交换购买其他物品和服务。
历史上只有贵族不工作，那是身份社会，人与人天然不平等，一旦你意识到现代社会是平等的，你就必须得工作。
哲学家罗素说，人性有四种欲望：占有欲，竞争欲，虚荣心和对权力的欲望。工作像是一个平台，人把自己的价值和欲望放进去，就会生出很大的推力。人一生总的来说，更大程度上是在精神世界里生活，工作本身给我们带来一种自己的价值感。
我觉得这个社会分为三种人。一种处于时代的火车头，是时代的领跑者，有动力去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另一种是坐在车厢上整天发牢骚，放大自己的欲望。
还有一种人属于火车的车轮，愿意被火车头带着走，轮子也承受着一定的重量。他没有火车头那么强劲的动力，但是他愿意跟着走，很朴素地希望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用劳动获得自己的生活，这类人占了大部分。
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渴求安稳的人，一届届的学生都要找工作，有些人就想找个稳定工作，过自己的小日子。
有些人会把生活看作一个程序，每天都可以预计到自己在办公室里一年年老去，以降低风险来实现安全性，这样也行，无可厚非。但会缺乏一点冒险精神，社会发展充满风险，而风险中还有很多机会和成长空间。
我更主张大家要找喜欢的工作，这非常重要。什么是好工作？是富有活力，能在时代永葆青春的工作。人不是机器，工作质量完全看自己的内心，对工作有深厚的激情，才会有创意。
有些事情你原来觉得不喜欢，深入进去发现里面有很大的创意空间，后来爱上了，这也是专业化的过程。
人对某种事物的热爱要从小建立起来，如果你喜欢文学，文学里的一些书籍作品会成为你的巨大支持，艰难的时候拿出来再读一读，就会成为支撑。如果你喜欢捏彩泥，一旦特别烦心的时候，拿出来捏捏做做，会有情绪释放的作用。魏晋时期嵇康内心不平的时候会打铁，浑身打得冒汗，这也是一种排解。
归根到底，人一定要寻找到建设性的自我支撑，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越发能体会自己内心深处渴望什么，痛苦里面有一种建设性的自我建构、自我疏解，这样才有持续性。
不管是哪个领域里面，你要不断地努力，有自己的生产力。哪怕最后没有特别成功，但是在过程中，你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很好。真正的有为青年，不是获得了社会承认或者得到一笔财富，而是他享受了生命过程，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相遇，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在云南下乡劳动的时候，在山坡上种南瓜，它长个小芽伸出藤来，藤要长好长才能开出黄花，黄花越来越大，花谢了，长出了绿绿的小点，小南瓜出来了，再长上一两个月，最后才长成大南瓜。
年轻人要生产出“大南瓜”来，光是开花的环节，或许就要爬很大一截藤。爬藤是很孤独的，看不见花也看不见果。唯一能体会的是自己内心的向往。前方不是必然开花，也并非必然结果。但很多人是过不去这一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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