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 （ID：WSJmagazinechina），作者：曾于里，编辑：王妙甜，原文标题：《职场版“黑镜”：当上班与下班完全分离，我们会更开心吗 ？》，题图来自：《人生切割术》
Apple TV+ 的新剧《人生切割术》（Severance），以一个高概念设定，帮我们完成了“工作与生活完全分离”的设想。在一个充满规整、秩序和科技感的未来世界里，一家叫作 Lumen 的大公司可以帮助雇员完成一个脑手术，即“Severence”（“分离术”）。它在雇员脑部植入一个感应芯片，当雇员进入公司的分离层时，雇员就自动失去了生活中的全部记忆；当雇员离开公司的分离层时，雇员就自动失去了职场的全部记忆。生活和工作的记忆，彻彻底底相互切割了。
雇员由此拥有了完完整整的八小时以外的休闲时间。记不得工作的内容，不会因为职场上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下班时间就算跟烦人的领导面对面你也完全记不得他了……看上去，“人生切割术”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我们总寄望于科技进步，能够帮我们从工作中解脱出来，可《人生分割术》试图告诉我们事实刚好相反。它给出悲观的结论：科技越发达，“狗屁工作”越多，资本的奴役与自我的异化也就越深。
主人公 Mark 经历了丧妻之痛，为了让自己有八个小时的遗忘时间，他接受了 Lumen 的分离手术，进入一个叫做“宏观数据精检部”的部门工作。一听名字高大上，但工作却无聊可笑：员工对着电脑上漂浮着的密密麻麻的数字，凭借直觉挑选出那些令他们感到恐慌的数字，放进回收站里，就 OK 了。职员每天八小时就是周而复始地挑选数字。
看不出这个工作有什么意义，从事它也不需要什么技术门槛。进入 Lumen 以前，Mark 可是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下了班失去工作记忆的他，还以为自己在 Lumen 应该大有作为，他不会想到他的工作内容就是挑数字。职员完成 KPI 后的奖励也非常幼稚：干得好就是奖励一些橡皮擦、手指玩具、漫画像，季度最佳员工会有一个华夫饼派对。这可真像幼稚园小朋友过家家。
依照人类学作家 David Graeber 一个著名的说法，Mark 等人在宏观数据精检部从事的其实就是“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无价值、无意义、对社会生产无帮助、枯燥无味、甚至是有害的。1930 年，John Maynard Keynes 曾经预言，到了世纪末，在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科技的进步足以实现每周工作十五小时的成就。如今已经是新世纪又过去二十年时间了，Keynes 的寓言并没有实现。或者更确切地说，Keynes 的寓言技术上实现了，只不过资本不会容许人们只工作十五个小时，于是就要发明各种各样的“狗屁工作”来填充雇员的时间。
这与人们的常识似乎有些相悖：资本干嘛雇人做“狗屁工作”，把劳动力都给省了，不就省去了人力成本吗？
David Graeber 以更高的站位指出，资本家发明“狗屁工作”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持秩序稳定。他尖锐地指出：“答案很清楚无关乎经济：这是个道德与政治问题。宰制的阶级很清楚，一群手上有自由时间，幸福快乐又有生产力的人，是致命的危险。另一方面，‘工作就其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价值’，以及‘任何不愿将清醒时间大半奉献给某种高压工作纪律的人，活该什么都得不到’的想法，对他们来说也非常实用”。
换句话说，让一批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闲下来”，反而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发现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平衡，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推翻了资本家的剥削机制，大家都没得玩。捣鼓出一些“狗屁工作”填充大家的时间，资本家是花费小钱以便维持剥削机制的长久运转；与此同时，“充实地工作”又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都习惯地将“狗屁工作”合理化了，人们不会去怀疑工作本身，而是担忧自己如果不够努力，配不上工作给予的“福报”。所以科技越是发达，社会分配越是不公正，低效和不必要的“狗屁工作”也就越多。
《人生切割术》里的 Lumen，从不担心员工成本，公司给了员工非常好的福利，它担心的是员工辞职，一旦有人成功离职，就会有人跟风，对员工的控制就会失效。新职员 Helly 很快就发现了工作环境的压抑和工作的无意义，她想要申请辞职，却发现自己陷入“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Lumen 规定，想要辞职必须“工作的我”和“生活的我”同时提出申请。但“工作的我”和“生活的我”是完全分割的，她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彼此的想法。Helly 试图让“工作的我”携带信息出去并转给“生活的我”，但公司明令禁止，公司电梯里安装了识别文字符号的扫描仪器，就算你把纸条放肚子里它也能识别出来。
科技进步了，我们并没有因此更自由。人们处于无所不在的奴役中，资本的控制只不过是换了个更精致的皮囊存在。
在《人生切割术》中，“生活的我”一直过着悠哉乐哉的生活。八小时之后，他就可以充分享受，他没有任何工作中的记忆，也不会有任何工作烦恼。但“工作的我”则始终处于梦魇中，因为他一直拥有的就只有工作的记忆，下班的记忆完全不存在，他仿佛无时不刻在工作。
“工作的 Helly”提出强烈的抗议。为了给“生活的我”传递辞职的信息，她想出极端的做法：威胁着要用长柄裁纸刀切断自己的四根手指。Helly 满意地带着录有辞职信息的光盘离开，以为自己解脱了，可过了一会儿，电梯打开，Helly 拿了另一个光盘又回到了分离层。接下来是令人悚然的一幕，光盘中“生活的 Helly”对着屏幕外“工作的 Helly”说：“我是一个人，你不是，做决定的是我不是你。如果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你记住了，我会让你后悔到生不如死。”
这就像《黑客帝国》里的红蓝两颗药丸所代表的两种生活，选择蓝药丸的人明明知道所沉浸的“美丽新世界”是假的，但他们甘愿沉浸其中。他们拒绝成为一个真实、具体、丰富的人，他们走向了自我的异化。“生活的 Helly”明明知道分割术是不道德且残忍的，但她无视“工作的 Helly”的痛苦，只要生活中的那个 Helly 充分享受“闲暇”。
而环顾我们周围、检视我们自身，这样的自我异化何其多。我们明明知道那是“狗屁工作”，但我们一边抱怨一边兢兢业业做好；我们明明知道“内卷”是无意义的竞争与对彼此的消耗，我们却争相成为“卷王”。
但服用蓝色药丸的人，享受的是真实的美好吗？并非如此。
就像《人生切割术》中，那些没有工作记忆的人下班之后，拥有的也是一种“空洞”的闲暇。“劳动-闲暇”是 Karl Heinrich Marx 人类解放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组概念。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榨取，也意味着对工人闲暇的榨取；劳动的解放，也意味着劳动者的闲暇解放，工人可以经由闲暇获得自由时间，满足自身的生存性、享受性、发展性需求。但“美丽新世界”中的闲暇，早就被消费主义浪潮下的各种虚假的需求满足，被片面、庸俗化地理解为以各式各样舒适的享受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变成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消费行为。一边是闲暇加剧了自我异化，另一边是闲暇逃离不出资本的消费陷阱，资本在工作中剥削了我们一回，在闲暇中又剥削我们一回。
从虚假中挣脱是何其难，独木难成林。当反抗是个体行为而非集体行动时，个体就要独自承受所有的代价——这往往是不可承受之重。如同大家一起反抗“内卷”时，内卷才会打破，一个人试图独自对抗内卷时，他反而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如何召唤集体的力量，并非这篇小文能够提出答案，但《人生切割术》已经又一次警示了奴役和异化的危险，你还想继续做个装睡的人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 （ID：WSJmagazinechina），作者：曾于里，编辑：王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