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女士和陈先生结婚于2015年，婚后育有1子。王女士成了全职主妇，照顾全家人衣食住行。陈先生外出上班，家中事情全部不参与。2018年，两人产生矛盾分居，孩子跟着妈妈生活。
2021年，陈先生提起诉讼离婚。王女士要求分割财产，并提出物质和精神损失赔偿。法院审理后做出判决：“孩子由王女士抚养，陈先生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双方平均分割共同财产；另外，陈先生需要再付5万元“家务补偿”给王女士。”
图自央视节目《法制的精神》
这是我国第一次在离婚案中适用家务补偿。结婚五六年，获得5万元家务补偿，说起来真的不高。但这也是历史性的进步，意味着全职妈妈的家务劳动，终于不再是无偿且应当的。
千百年来，女性在家庭的付出，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在男女平等的当代，女性做家务的时间也远远高于男性。
2010年，北大社会学系教师刘爱玉等人做过社会调查，发现男性平均每天做家务时间是45.1分钟，而女性高达106.9分钟，是男性的2.4倍！这些家务内容包括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卫生、日常采购、照顾孩子、辅导作业、照顾老人等。
而与此同时，男女外出工作的时间却几乎接近。男性每天工作492分钟，女性工作473分钟，相差仅19分钟。
图自网络
不可否认，当代男女平等程度越来越高了。但在家务劳动时间上的差异，依然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每次社会进步，都是无数人大声疾呼的结果。在家务劳动上，女性向来深受其苦，却不知该如何改变这一切。
或许，我们可以看看日本女权主义者上野千鹤子的故事，她用一生对抗男女不平等，赤裸揭开家务育儿背后的性别剥削，只为追求“一个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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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个人私愤，为家庭主妇“报仇”
1948年，上野千鹤子出生于日本富山县，她的父亲是个医生，母亲是家庭主妇。她的父母关系不好，母亲还是忍气吞声地照顾全家人。上野自幼目睹母亲的辛苦与心酸，坚决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当时的日本，是女性理所当然地成为主妇的时代，婚后育儿家务都是分内事。即使外出工作，女性也是作为男性的辅助，负责倒水、协助整理物品等。
图自纪录片《上野千鹤子的最后一课》
上野千鹤子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上大学。但是女性上大学非常不容易，她申请了23个学校，终于进入京都平安女学员短期大学。
她的父亲表示反对，认为东京不是一个女孩子该去闯荡的地方。但上野坚决要去，父亲就听之任之了。上野认为父亲会干涉儿子的升学方向，而放任女儿自由选择，根本原因是对女儿不抱任何期待。
19岁那年，上野千鹤子独自去往东京，读社会学。
图自纪录片《上野千鹤子的最后一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正经历学生运动，上野千鹤子也参与其中。
本是追求梦想的激昂青春，却让上野看到了太多不公。在那场运动中，女生只是辅助角色，负责在后方给男性提供补给、慰藉。女生以为男生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结果只被当做“女人”。
出于对男性的失望及反叛，上野千鹤子开始以女性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整个社会。她想研究的群体是家庭主妇，但出乎意料的是，日本的学术研究中根本不存在“主妇研究”！因为，主妇就是女性人生的终点和最高点。
结婚——生养——成为主妇，就是日本当时中产女性的模范人生。
图自纪录片《上野千鹤子的最后一课》
上野千鹤子对此感到愤怒。毕业后，她到短期大学任教，同时开始自发研究，查资料，写论文，写书。她的第一本书叫做《读懂主妇论争》，而后又花了10年时间，写下《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
图自纪录片《上野千鹤子的最后一课》
上野千鹤子首次将“无偿劳动”的概念引到日本。认为家庭主妇的“家务”，也是一种劳动，而且是没有得到报酬的无偿劳动。因为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得不到任何尊重，才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
图自纪录片《上野千鹤子的最后一课》
此论点一出，迅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争议，反对者众多，其中呼声最高的竟然是当时的家庭主妇群体！她们认为，自己做家务，完全是出于“爱的行动”，需要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待，而不是简单用金钱来衡量。
图自纪录片《上野千鹤子的最后一课》
上野千鹤子从社会学家的角度给出解释：“评判一种行为是不是劳动，有一个简单的定义标准，那就是第三者标准。能够转移给第三者的活动，就是劳动。而家庭主妇大部分的劳动，都可以交给别人去做。”
如果将家务全部交给保姆，要支付的报酬何其多！而如果有主妇自行承担，就是无偿的。
图自纪录片《上野千鹤子的最后一课》
1996年，在联合国要求下，日本经济企划厅提交了一份报告，名称为“你的家务劳动值多少钱？”。报告指出，一个专职主妇家务劳动的价值为每年276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4万）。
这个价值要远远低于日本人平均工资。但事实上，没有人会为这部分劳动买单，男性不可能为家务、育儿、看护等家务付钱。
图自纪录片《上野千鹤子的最后一课》
上野千鹤子的理论，解开了隐藏在家庭里的性别剥削。当她的书陆续出版，并引起人们思考时，她觉得终于为妈妈复仇了。
领导“美玲争论”，为职场妈妈发声
上野千鹤子认为，要改变女性地位，首先要勇于发声。很多事情，即使说出来也没有解决办法，但不说出来很多人甚至意识不到问题。
1986年，在日本发展的华人歌手陈美玲，生下幼儿三个月后复工。她住在横滨，要去东京参加电视台节目录制，往返需2个小时左右。为解决孩子哺乳问题，她决定带孩子一起工作。
陈美玲和电视台做好了沟通安排。工作时，她的团队帮带孩子，休息时自己抱孩子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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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在当时的日本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那时日本的女星，多在怀孕生子后选择隐退。有媒体记者问她是否考虑退休。她否认了，并解释说：“在中国，很多妈妈都工作的。还可以带小朋友一起上班呢！五百名以上员工的工厂，很多都有托儿所啊！”
记者报道了她的话，并附上她和孩子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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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玲迅速招来了骂名。有人骂她没有职业素质：“怎么能把婴儿带到工作场所呢？这样会扰乱工作秩序！”
也有人骂她不是好妈妈：“竟然将婴儿带到嘈杂的环境中，真是不负责任！”
还有人认为她作为女人太失败了：“女人就该做女人本分的事儿。有了孩子还想出来赚钱，真是不要脸啊……”
就是舆论一边倒地反对时，上野千鹤子站了出来，她向《朝日新闻》投稿撰文，极力支持陈美玲的行为：
“陈美龄的问题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在外工作的父母都必须显示出职业人的形象，好像孩子不存在似的，而带孩子需要付出的劳力和心血却不会因此减少。”
图自《东京大学入学式致辞》
这件事沸沸扬扬讨论了两年半，也被称为“美玲争论”，成为日本主妇维护权益的源动力事件。
后来，在强大的舆论支持下，日本通过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还制定了《育儿休业法》，用来保护妈妈们的产后复职机会。
图自纪录片《上野千鹤子的最后一课》
上野千鹤子总是以最犀利的方式，说出自己的看法。她出版了许多女性主义研究专著，知名的如《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等，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许多言论甚至会挑战稳定的社会秩序，自然招来很多质疑与谩骂。不过，她并不在乎。
面对种种不公，上野千鹤子说：“如果没有人扔石头，平静的水面就不会翻起波浪，只要翻起了波浪，被影响到的人就可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把它传播下去。”
向东大新生硬核致辞：
"努力也不一定得到回报"
上野千鹤子现在是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2019年，她在东大新生入学仪式上，讲了当代女性被歧视的事实，引发激烈讨论。
在东大新生中，女性比重约在20%左右。之所以女生人数这么少，并不是因为男生更优秀，而是因为很多父母存在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儿子需要上大学，而女儿上短大就可以了。”
在生活中，很多父母都认为，女儿不必太优秀，因为毕竟是女孩子。在这种思想潜移默化下，女孩儿很小就会被折了翅膀。
图自《东京大学入学式致辞》
东京大学是日本一流学府，按说考上的学生都应该很自豪。但是在和其他学校联谊时，女生如果被问：“你是哪个大学的？”女生通常会犹犹豫豫地说：“东京的……一所大学。”因为如果说是东大的，对方会觉得女生太厉害，瞬间退避三舍。
但东大的男生完全没有这个忧虑，他们很自豪地说自己来自最好的大学。
上野千鹤子认为，女生之所以不敢大声说自己的学校，是因为女性的价值和优异的成绩不能轻易画等号。女生从小就被期待“可爱”，而可爱意味着被疼爱、被选择、被保护，潜藏的另一种意思就是“不能太强大”，至少绝对不能威胁到对方。
图自《东京大学入学式致辞》
现代社会，表面上男女是平等的，但实际还是有很大不同，比如就业、育儿、家务，再比如“母职惩罚”、“父职奖励”、“丧偶式育儿”……有了孩子后，每个女性都会面临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困扰，而男性很少因此受到影响。
上野千鹤子认为，很多女性依然面临这种困境：“即使努力了，也不一定会有公平回报。”听起来很残酷，但无奈现实社会就是这样。
该怎么办呢？上野千鹤子认为，我们不必逞强，勇于承认自己的弱点，与他人相互支撑着活下去。当在现实中遇到困境时，我们只做那些能做的事情，设立好小目标，一件一件做好，从而在内心构建成功体验。
建立一个弱者也能生存的社会
上野千鹤子有一句流传度很广的话：“‘男女同权’的精神要义，绝不是说让女性像男性一样行动，也不是让弱者变身为强者，而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
图自《东京大学入学式致辞》
我们享受的权利，是无数人拼命努力得来的。面对不公，女孩儿们也要继续努力，哪怕个体力量再微弱，也要勇敢发声。无助时可以大声寻求帮助，有能力时也要帮助身边的弱者，不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水面原本平静。只有石头投下去，才可能激起涟漪，甚至波浪，从而产生更大的回响。坚持发声，世界就有改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