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ID：WSJmagazinechina），原标题《杨全强：成为中国出版界的“赔钱树”意味着什么？》，作者：学习奴隶，编辑：Poseidon，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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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杨全强的出版清单，几乎成为了人文社科阅读的一把尺子。他曾策划出版鲍勃·迪伦、多丽丝·莱辛、阿特伍德、米歇尔·福柯、阿兰·巴迪欧、让·鲍德里亚、齐泽克、特里·伊格尔顿、詹姆斯·伍德、汪民安、孟晖、包慧怡等人文思想、文学艺术类作家学者作品500种以上。
过去二十多年，杨全强策划过许多现在看来都极为不俗的选题，包括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鲍德里亚的《冷记忆》，汪民安《身体、空间与现代性》等等。但在那个年代，很多后劲强势、甚至不断加印的好书在刚面世的时候都会暂时遇冷。
其原因多种多样，一言以蔽之，可能是因为这些书，“读的人还是太少了。”
去年七月，古巴作家因凡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Tres Tristes Tigres，范晔译）终于面世，这本“稀奇古怪”“晦涩不羁”、成就不亚于《百年孤独》的拉美文学，让出品人杨全强等待了整整八年。
这本书由于古怪的内容，满天飞的误用标点和错别字，还曾引发了一些读者的质疑和愤怒。前阵子出版方收到《三只忧伤的老虎》的一封来信，标题为《给被宣传误导的读者看，倘若这都能被接受，沒人发声，那我们作为读者也是有一部分责任的！》。编辑部只能出来澄清：这些错别字和符号确实是作者有意而为之，译者是下了大力气去还原古巴语境中本身的措辞和原意。为此，编辑菲毛虎写了一篇回应性质的书评《倘若有读者提了如此饱含激情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回答，那我们作为出版方也是有一部分责任的！》。
在国内的现有出版机制下，能耐心等待这么多年，去出版这种人人望而却步的书，和出版人杨全强的行事风格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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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从南京大学文献情报学系毕业之后，杨全强差点进入国安局，至于最终并没有去的原因，他开玩笑说道：“因为长得太显眼了。”
1998年，硕士毕业之时，他为找工作走遍了整幢江苏出版大厦，向各家出版社投了简历，最终落户于江苏人民出版社《光与影》杂志，从此进了出版行。巧合的是，后来这个文献情报学系也在学科上被划为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科”。那段时间很清闲，杂志是双月刊的，才九十六页，且多半是摄影作品，可想而知作为其中一个编辑的工作量了。由于时间很多，他平时K歌，也打网球，但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没有特别突出的个人意识与体验。很多想法都不彻底。”只是在“游手好闲，是个flâneur。”
但是，在1994年的时候，他还在南京一家电脑公司卖电脑。公司同时还跟当时的南京交通专科学校的计算机专业合办着一个电脑培训班，就是教一帮社会人用DOS、五笔字型打字、存文件。他是培训班的辅导老师，有次帮学员拿了一包结业证出学校门，一抬头，突然看见长江后街马路边上的法国梧桐树的绿色。他说：“这种忽然性（瞬间性）是令人错愕且触目惊心的。”
那个时候，杨全强在公司卖过一种智能通讯卡，叫TEL-Link（天羚），据说这种卡可以完成最早形式的QQ对话功能。两张智能卡分别插在两台电脑上，两个人就可以打字通话。如果他当初在计算机一行做下去，他的生活状态或许和现在不一样。他似乎碰到了数字世代，或称电子迷一代的开启，但他似乎完全与此无关。做人文社科类图书出版是偶然的，但它可能也是一种必然。他说他本来很有可能去做教辅的，但最终肯定会离开教辅。问他为什么肯定自己会离开的时候，他说，不知道，但肯定会。
现在，杨全强已经是出版品牌新行思的主编，知名出版人。读库前副主编，也是同杨全强一起创立新行思的合伙人杨芳州说：“都说出版行业是夕阳产业，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夕阳下山。”而在这颗夕阳里，甚至还有一片“穷乡僻壤”，就是小众文学和严肃学术类的书籍出版。行思的同事Phoebe说：“阅读有个深水区，但是像他这样的出版人就一直在这样的地方生存。”而杨全强说他不同意纸书有什么朝阳夕阳的说法：“它是人类的一种本质需要，仅此而已。人类始终需要深邃的思想，你一定需要一定长度的文本。有很多问题，一条微博的长度是解决不了的。”
杨全强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一本书——艾柯和卡里埃尔的对话录《别想摆脱书》。托纳克为这本书所写的序中表示，“在这个对话过程中，最让人愉快的也许在于对愚蠢致敬，愚蠢默默守候着人类巨大而固执的劳作，绝不为偶尔的专断而自咎。”
对于文学出版，可见的、局域的忧虑是选题质量本身，利润考量却成为一种全域的、时刻旋在编辑心头的咒语。无论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配得上怎样的荣誉，它终归要受到销量的审判。电子书原本不为纸书带来任何变化。但在国内，一切电子书形式为读者降下的福音，由于盗版压力、议价能力以及利润分配的原因，和预期中普及书籍的效能相比，内容泄露和越发微薄的收益反而让出版者无所适从。
杨全强说：“做了快二十年出版，写过无数选题报告，但一直以来最怕写的就是选题报告。一般来说，选题报告是用来说服选题论证委员会的，是让人觉得你这本书是值得做的。其实那些个宣言，还有这个那个经书布告书之类，说白了就是选题报告。但我常常困惑的是，我介绍了一本书的内容，介绍了这本书好在哪，就能说服委员会了吗？他们为什么要相信我说的？我总觉得我写的无数选题报告，实实在在是无法跟这本书可以做这个结论划上等号的。尤其选题报告上还要填预期利润，往这一栏填数字的时候，我往往是做贼一样的感觉。”
三
2018年，获得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编辑的杨全强接受了单读访谈，那个话题是“现在谈出版还有人关心吗？”。几年过去了，互联网行业起起落落，但是杨全强的选书风格到现在也没有变过。对于一个好的策划编辑而言，也许最重要的就是眼光。但尽管他发掘了许多作者、译者和设计师，也从零开始规划了许多现在证明是非常优秀的选题系列，却不认同“编辑成就作者”的说法，反而说“一个好的作者首先自己就是一个好的编辑。”
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杨全强在南大出版社期间规模引进了布朗肖的作品，比如《未来之书》《灾异的书写》《死刑判决》和《无尽的谈话》。当时，杨全强看到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中，评价布朗肖的文风“就像雪飘在表盘上”，令他印象深刻。于是，他当下便写了一点“简单的材料”，问学校“要了二十万”来做布朗肖的书。
在南大出版社期间，他创立的精典文库001号《柏林童年》直到现在还在常销，他开辟的书系以及选书风格也被不断沿用下来。但好景不长，2013年，七年之痒后，他离开南大社，接受河南大学的邀请，来到北京，从零建立上河卓远品牌。期间他做了一套四十多本的彩虹书系列（人文科学译丛），不仅包含了德勒兹、阿甘本等学者的重要著作，也引进了让·吕克·南希、唐娜·哈拉维等学者的首部中文著作。
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杨全强有过赔钱的挫败感，他也不曾矫正、治疗自己，时常在行业不看好的情形下，以自己的标准去做一本书，无论它面对的结局是怎样的。就在这种前提下，他竟然也曾中过奖，这个宝贝不是一个“作家”，而是鲍勃·迪伦。瑞典学院把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歌手、词曲作者鲍勃·迪伦，理由是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十年前，杨全强就首度引进了迪伦的《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他自己历时三年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唯一回忆录，河大版书名为《编年史》。那时候杨全强就曾写下：“或许十年之后迪伦会获得诺奖。”
这种判断在当时多半会被认为是夸张的，而且这本身或许也是造成意见分岐最大的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但杨全强自己早就认为“诗人并非来自一个叫做诗人的行业，艾略特（卡夫卡、海子）是学法律的，史蒂文斯是公司高管……那么唱歌的玩乐器的里面出一些诗人就更显得理所当然了，而诗歌史走到二战以后至今，由歌手来接管诗歌创作这一人类事务，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人们呵来吧，来聚在一起
不管你在哪，承认吧
那围困你的水，它又往上涨啦
过不多会儿，还必须接受
你会湿透，一直到骨头
假如你的时间
值得你挽留
最好现在就开始游
免得变成沉底儿的石头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迪伦/作，李皖/译）
多和田叶子是另一个未在中国引起读者看重的作家，是杨全强任上河卓远品牌总编辑时引进的，当时印数极少，人们兴趣寥寥。可是几年后，作家的能量终于得到了爆发，陆续有读者开始机缘巧合地发现这位作者，并受到她文字的冲击。当时的责编曾经感叹：“多和田是在语言的沟壑中前行。”而现在的行思编辑Simonoth则在读到放在公司角落的多和田样书时感到大为震惊，并在豆瓣写道：“阅读多和田叶子《飞魂》的过程像化身一条鱼游在密集的深水炸弹之间，猜到几个，引爆几个。”当人们看见她的时候，才发现她一直都在。时间不会废去，过去和现在始终连接在一起。杨全强也曾经在评价阿特伍德引述一个火星人的故事时写下：“所以，我们在读小说时，其实不要问作家去哪里了。他（她）已经被我们各种各样的心意融化得无法分辨了。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也就是，一千人没有哈姆雷特。”
四
可惜的是，在创立上河卓远五年后，由于社内的领导换届，业务进行了战略调整，所以上河业务忽然停摆，从此名存实亡。那时，他曾在公众号上写：“这两年工作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我自己也在努力调整。只是这个调整的周期因为某些原因延续得比较长了。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不少朋友，怎么说呢，就是那种许多方面溃塌的感觉，而我由于各种力不从心，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种溃塌持续地发生。这两年，最常做的事就是解释，一次次地。希望从现在开始，能认真地简单地写每一个字，也能尽量不再有需要解释的事。这算是一个大的目标吧。”
杨全强没有停下。他和业界好友杨芳州共同创立了出版品牌行思文化（品牌现已改名为新行思）。行思很快做出了一些成绩，它出品的《三只忧伤的老虎》获得了2021年豆瓣年度好书奖，其译者范晔也荣获新京报年度译者的奖项。
杨全强创立的两个品牌“上河卓远”和“新行思”，其slogan分别是：“读，就是不断地成为”和“阅读即行动”。这两个开放性的标语也似乎也像拒绝定义自己的因凡特一样，是在拒绝承认自己“做书”。它们都没有强烈的去创造书、去通过创造书来改造世界的语境，所以它们并不怎么广为流传。但从中不难看出，作为出版品牌，它们确立的基本方针都是尊重写和读的两方，尊重各方认知的成形，而把作为出版方的可见性缩小到不可察觉的程度。与此同时，他也向读者屏蔽了出版方与书商、制度等各方势力的联系，以及它所面临的，从利润到审查等各个部分的艰难抉择和重重压力。
迫于种种原因，杨全强的出版生涯一直在不断地重新来过。其中一个能够不必勉强去承认的原因是做书意志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而另一个即使勉强也恐怕很难去承认的原因，可能是一种近乎梦幻的我行我素，还有他行事风格中暗藏的一种道德气候。
2021年，杨全强曾经在微博上公开发文，帮助自己合作过的设计师和译者向出版社讨薪，不惜与一片坚固的水泥穹顶为敌。事情引发了关注，而他也扛住压力，让事情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想到就在年底，行思又遭遇冲击，再度面临解体——这次是编辑们选择和他站在一起。他们决定以新的面貌重新开始，原团队就地创立新行思，把手上的书继续做下去。
杨全强的办公室不大，有一个墙壁高的书架，一张被堆放的书和稿件围堵起来的大桌子（这些是手边常常翻阅的书），人坐在桌子后面，几乎只能看见一个头顶，它可以是一个存固已久的堡垒，也可以是无重量的沙塔，可以随时装箱流走。除此以外，办公室便没有其他的财物。参观这些书架的时候，只要你的眼睛在某一本书上稍微停留了一下，他就会笑眯眯地说：“送你好不好。”然后，又会极快地补充一句：“这本书我有两本。”其实书有没有两本可能无所谓，这句话有个功用是保障你能充分正确地去拥有它。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2》中有很多他在慢跑的镜头，但实际上他说他曾鄙夷热衷这项运动的人群，认为任由自己发胖落拓才符合他的人生哲学。但“那几年生活和工作状态都有点低迷，作息极无规律……因为啤酒喝得过多，饮食既不规律也不健康，也没有任何体育锻炼，几年下来，整个人像被啤酒泡得肿胀了一大圈，于是决定开始跑步。”而“既然自己加入其中，那种鄙夷也便自然消失了。人的美学主张的改变也太容易了，我毫不怀疑，若干年后我会出现在跳广场舞的队伍行列中。”当时纪录片拍摄了出版品牌关门的场景，他又在其中有意无意地说“有时候不是你不想跑了，可能只是条件不允许了，外面的道路不好了。”
道路可能真的不好。但他却还是会在自己的公众号写道：“鲍德里亚说，你可以拦住一匹疯马，却拦不住一个慢跑的人。是这样的。我要是给自己设定了十公里的任务，那么在中途是根本不能停下来的，停下来前面跑的就不算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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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清晨，两扇关闭着的绿漆大铁门，有些地方锈蚀剥落着，旁边是一道绿漆小铁门可以供人出入。大铁门前两个中年男子，穿着灰棉袄灰棉裤，都双手插在裤兜里。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十岁的少年。其中一个中年男子用脚尖轻轻推了一下地面上挨着大铁门的一个毛乎乎灰乎乎的小东西，跟少年说，’来看。’ 轻推了两下之后，那个小东西忽然飞起来，在空中划了个弧，然后飞走了。原来是只蝙蝠。”
这段文字是杨全强在帮一个故友写书序时提到的一段童年回忆。1980年的冬天，看见这只蝙蝠的杨全强还只有九岁，那时候他才从数十里外的农村小学转到县城小学。诗人朱朱曾经说作家刘立杆写作短篇小说集《每个夜晚 每天早晨》是“一个人悄悄回到1980年代”，在另一篇文章里，杨全强借着这句话对自己写过：“我们这些虚度半生、终于被迫学会与世无争、把自己的身体占据的公共体积缩至最小的投降了的中年人，谁没有曾经‘一个人悄悄回到1980年代’？”
无论是杨全强还是很多的编辑，可能都有过压抑自己表达欲的时刻。这与他们的工作性质有关，编辑是为书本和作者服务的，即便有再大的困难，他们也常常不怎么去出声。今年年初，他和新行思的同事们几乎跑遍了北京朝阳区每一个租金尚可的地方，为了给编辑部找到一个安身之所。新行思的标志是一只鸮鸟，它也是一只毛乎乎灰乎乎的小东西，“来看。”
也许有天它也会忽然重新飞起来，在空中划出一个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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