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牵动着每一个人,也关系着每一个人。 但今年一些代表的建议,着实有点让人看不懂了。 3月5号,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提出“建议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很快就被网友吐槽上了热搜。



 评论区3万多条评论里,被点赞到最前面那些,没有一条是支持这个建议的。普遍认为进工厂不仅工作时间长,工资还低。

 

打工人赚钱本来就不容易,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都是用脚投票。为啥进工厂,为爱发电吗?

离谱建议不止这一个。 7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史伟云,建议18至45岁近视人群做激光手术。



史代表此建议是为让大家“远离角膜感染,守护眼睛健康”,这个初心当然是好的,但仔细看看,史代表自己不也正戴着眼镜吗?

 

与此相比,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这个钱从哪里来,以及是否会有后遗症?近视眼手术小2万块钱,并不是每个人都出得起的。 还有代表建议:“第三孩高考加10至20分”,以及“对第三孩免除高中三年教育费用”。  下面直接有人说,“建议这种人不要建议”。


正如微博上一位网友的评论:有些代表的建议你说不出哪里不对劲,但总有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像是为了提而提。

那么,像这样张口就来的代表是今年的个例,还是说一直都存在的呢?


01

说实话,像张兴海、史伟云这样的代表每年都有不少。

2020年5月,全国人大代表李翠枝在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名为《将“一生饮奶计划”纳入国家重要战略,为全民健康保驾护航的建议》。

李翠枝表示,疫情爆发后,中国老百姓的健康可马虎不得呀,必须得通过饮奶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为此,李代表呼吁把“一生饮奶计划”纳入国家重要战略!

建议由卫健委牵头,联合各级政府、行业协会、乳制品企业等,启动全民“一生饮奶计划”,并将其写入国务院文件,制定具体方案和措施,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进行实施推广。

当然了,既然都纳入“国家重要战略”了,那肯定得和芯片一样不能被国外卡脖子。

于是,李翠枝进一步建议:把跨境电商税率与一般贸易税率等同,将婴幼儿配方奶粉从跨境电商清单中剔除。

意思是给进口奶粉卡卡脖子,涨涨价,让老百姓尽量只能来买咱国产奶粉。

李翠枝不愧是人大代表,每天忧心忡忡,为老百姓的健康心操得稀碎。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李代表有另外一个身份:

某奶业公司质量检测控制中心主任。

好家伙,原来家里是卖牛奶、卖奶粉的啊?

照这个逻辑的话,那是不是茅台的代表来了就要提“一生喝白酒计划”,腾讯的代表来了就要提“一生玩网游计划”,“酷玩实验室”的代表来了就要提“一生看文章计划”?

我建议把每天更新的文章也列入“国家重要战略”。图片

这听起来像个玩笑,但真这么干的绝不止这一家。

2020年,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促进个人电脑消费升级,充分发挥生产力和创新工具作用的建议》。

杨元庆在建议中称,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现阶段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充分挖掘和激发内需潜力,实现消费升级,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在促进消费升级方面:

“我建议针对个人电脑这一生产力和创新工具,国家作为战略必需品,出台相应的促消费扶持和保护政策。”

我建议杨董事长也没必要这么含蓄了,您脸皮还是太薄,干脆直接说建议把联想电脑作为“战略必需品”得了。

如果说这部分奇葩建议是有人别有“用心”导致的,那另一部分奇葩建议,可能就要归结于有些代表不做调查,开会前一个星期在家里一拍大腿就敢搞个“大新闻”吧。

比如,2014年政协委员王某建议:不要鼓励农村的孩子上大学。

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

2010年,一位代表在聊到年轻城市夫妻面临房价难时建议:

“如果20岁左右女生们的男朋友买不起房子的话,就应该去找那些能够起房子的40岁左右的男人结婚。20岁左右的男生,可以等到40岁再去找20岁的女生结婚。”

能提出这样建议的干部,你说他没脱离群众我是不相信的。


02

虽然像这么离谱的发言这几年已经很少了,但今年依旧有看起来不像是认真做过调查的建议。

比如,7日上午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演员巩汉林建议:

“公务员考试考硬笔书法,你是个国家公务人员,你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你不称职。”



这听起来像个玩笑,但真这么干的绝不止这一家。 2020年,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促进个人电脑消费升级,充分发挥生产力和创新工具作用的建议》。 杨元庆在建议中称,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现阶段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充分挖掘和激发内需潜力,实现消费升级,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在促进消费升级方面: “我建议针对个人电脑这一生产力和创新工具,国家作为战略必需品,出台相应的促消费扶持和保护政策。” 我建议杨董事长也没必要这么含蓄了,您脸皮还是太薄,干脆直接说建议把联想电脑作为“战略必需品”得了。 如果说这部分奇葩建议是有人别有“用心”导致的,那另一部分奇葩建议,可能就要归结于有些代表不做调查,开会前一个星期在家里一拍大腿就敢搞个“大新闻”吧。 比如,2014年政协委员王某建议:不要鼓励农村的孩子上大学。 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 2010年,一位代表在聊到年轻城市夫妻面临房价难时建议: “如果20岁左右女生们的男朋友买不起房子的话,就应该去找那些能够起房子的40岁左右的男人结婚。20岁左右的男生,可以等到40岁再去找20岁的女生结婚。” 能提出这样建议的干部,你说他没脱离群众我是不相信的。 

02

虽然像这么离谱的发言这几年已经很少了,但今年依旧有看起来不像是认真做过调查的建议。

比如,7日上午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演员巩汉林建议: “公务员考试考硬笔书法,你是个国家公务人员,你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你不称职。”



我觉得评论里第一条说得挺好,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了装点门面的。硬笔书法对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帮助呢?

 

书法好的同志就是好公务员吗?起码就近几年的新闻来看,二者并没有必然联系吧,反而看到有不少落马高官是书法协会的。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主席写过这样一段话: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

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

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有网友曾总结了一份代表建议的“出炉”过程。可以看到,在确定“建议方向”后,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走访、调查和了解”。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巩汉林代表能拿出相关调查数据,证明“硬笔书法不好的公务员是不称职”吗?

反观毛主席是怎样提“建议”的?

1927年3月5日,为了回答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中国农村局势分析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文章开篇第一段写道:

“(我)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

连毛主席提“建议”都需要先调查,有些代表是不是该好好反思了。

对于“建议”背后的真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没有调查,不知底里的张口就来,这可不是优秀共产党员的作风啊。

用毛主席的话:

“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03



每年两会,总有一些“奇葩”的声音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让人忍不住吐槽:人大代表是不是不代表人民了?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叫申纪兰。

1954年9月,25岁的申纪兰扎两根大辫子,穿一身蓝色卡其布新衣,骑着小毛驴从西沟村出发,一路颠到县城,再转班车、赶火车,一直走了4天才到北京。

她要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申纪兰在报到表上签字

在此之前,申纪兰只是西沟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不识字,只会埋头干活。

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工分制,只不过干同样的活,男性一天计10分,女性只有5分,还是计在丈夫名下。

没有人觉得这样的安排不妥当,在传统思想中,“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一个“好”女人的一生,不应该离开灶台、炕台和碾台。

申纪兰偏不服气,“我也是个人,你也是个人,为什么妇女就挣不上工?”



她联合几个妇女积极分子一起向社里领导提出要求,要求同工同酬,甚至组织男女劳动竞赛,放羊、耙地、撒肥、间苗一轮又一轮比下来,女性丝毫不弱,就连社里评出的21个劳模,9个都是女性。

随后,西沟村农业合作社经过讨论,确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分配办法,也成为全国第一家男女同工同酬的合作社。



事迹被传开,全国妇联在西沟村考察了一年,人民日报也以《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为题进行了报道,由于“男女同工同酬”巨大的影响力,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1200多个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来自工农兵的“底层”,他们和申纪兰一样识字不多,却代表了那个时代真正的“人民”——为了让所有人都明白这次会议的内容,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特地请人把所有的流程读过一遍。


从左向右分别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

歌唱家郭兰英、代表李辉,申纪兰

最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82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随后,妇女能顶半天天的口号响彻全国,被封建礼教束缚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女性终于得到真正解放。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

2005年12月,都市快报发表《杭州西北700公里——一个村庄留守娃娃的调查》,将“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带到了大众视野。



进入千禧年,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启动,很多偏远地区的农民纷纷外出务工,但出于各种原因,将未成年的子女留在家中,由长辈或亲戚代为抚养。

有专家推算和保守估计,当时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至少在4390万以上。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总数中所占比例已高达18%-22%。

由于父母的教育角色缺失,留守儿童面临的是一系列的问题:

由于监护不力,留守儿童普遍面临着厌学、失学的问题,14周岁留守儿童的在校率仅为88%。

由于缺乏陪伴,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自卑、孤独的心理,甚至会怨恨父母,走上犯罪道路,据统计,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70%。

由于疏于照顾,留守儿童也更容易受到意外伤害及不法侵害——2008年,仅广东省审理的猥亵、强奸女童的案件就有300多宗,其中大多是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是工业化、城镇化的产物,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下一代的教育,关系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2006年,“留守儿童”第一次出现在国务院相关文件中,并多次成为两会热议话题。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执法检查时,专门把留守流动儿童问题作为重点问题。

2016年全国两会前夕,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不仅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障,还要求从源头上改变“儿童进不了城,父母回不去乡”的无奈现实。



随着随迁子女、乡村扶贫创业等政策的实施,到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为1289.7万人,而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规模达到1429.7万人。

尽管前路依然漫长,但只要开始,就是进步。

两个故事,一个是妇女权益,一个是儿童保障,关照的都是社会相对弱势的群体。事实上,全国两会关注的,除了妇女儿童,还有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同时也有各行各业的困境,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发展,比如“离婚冷静期”、“个税改革”,比如“35岁考公限制”,比如“取消商品房公摊面积”。



目前,全国有近3000名人大代表,超2000名政协委员。

而2021年,国务院部门共办理代表建议8666件、委员提案5718件,分别占建议、提案总数的96.4%和93.4%,去年吸纳代表委员意见建议4300多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1600多项。

也许有的建议无法被采纳,有的提案无法落到政策层面,但丝毫不要怀疑,人民代表大会,一定是代表人民的。

尾声

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国两会分别于5月22日、21日在北京开幕,这是自1998年全国两会形成固定日期以来,首次延期举行。

为什么宁愿推迟,也一定要开两会?

因为两会是观察中国发展的窗口。

每年两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带着建议、提案而来,代表的是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呼声和利益,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汇聚起来,通过全国两会的讨论审议,每一项议题都关乎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80年代的改革开放,90年代的市场配置,后来医疗改革、正风反腐,如今的养老、内卷,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两会的议题也不尽相同,但围绕的中心始终只有一个:人民。



尽管每年都会出现很多看似“奇葩”的提案、建议,但同样也有更多的建言推动了制度改革,成为维持社会发展的螺丝钉。

热热闹闹的两会议题中,藏着你的衣食住行,也藏着社会发展的密码。

真理越辩越明。只有多参与,多讨论,让更多的声音被听到,才能做出更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