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是农民的根，即使农民去外地务工了，依然会与家人家乡有着割舍不断的牵连；即使“农民进城了，村庄人情依然火热”；即使“村庄空心了，但形散神不散，农民依然能够组织起来”。种种迹象表明，农民进城并非是断了农村之根的城镇化，而是依然维持着与乡村社会的种种关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张欢（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编辑：Susu，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春节期间，天南地北的朋友们返回各自离别已久的家乡，在朋友圈晒出了各具特色的“家乡”。对于已经在城市扎根的人而言，故乡承载着他们许多快乐而美好的童年或青少年记忆，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返乡情结，甚至不少人还有返乡建别墅的梦想。
然而，对于我的家乡（赣西北）而言，农民返乡只是城乡往返主旋律中的一个环节，近十年来家乡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农民进城，小县城承载着农民美好生活的愿景。
一、进城，进城
我对家乡最早的记忆要追溯到90年代中后期，那时的村庄面貌以低矮平房为主，家门口即菜园子，只有少数农户开始建起两层砖瓦楼房，但仍然是泥泞小路，家家用原始茅厕，户户建有猪圈；那时的农民大都生活在村庄里面，即使进城也只是少数人离土不离乡的外出谋生，主要还是围绕着农业生产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与社会交往。
那时的农业生产都是牛耕人拉、肩挑人扛，只有很少的半自动小型农业机械，土地按亩产量被分成多个等级，并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双抢农忙之际往往需要亲朋好友之间互相帮工换工，是一种典型的传统农村样态。
直到2005年底，家乡发生5.7级地震后，传统的村庄样貌才渐渐发生实质性变化。由于地震导致村庄不少建筑物墙面都有破裂，恰逢国家当时提出新农村建设以及对灾区建设的政策支持，加之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开始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大量农民被动员起来积极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
一方面许多农户热衷于重建或翻修房屋，尤其是家家户户刷了白墙，建了新式卫生间和厨房；另一方面村庄内部的公共空间也进行了合理规划，比如村组主干道铺上了水泥路，路边也栽种了统一的桔子树、枇杷树、桂花树，祠堂前后建了一个大大的篮球场以及其它健身器材等等。
这样一来，整个新农村的卫生环境得到大大改善，村容村貌上发生了全新的变化，村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除此之外，农民生产方式也发生巨大的变革，即农民生计模式在这一时期逐渐从90年代的“农业生产为主、副业为辅”转变为2000年以来的“外出务工为主、农业为辅”。
如果说，新农村建设时期是家乡农村风貌和农民生计模式的一次重大变迁，那么近十年来家乡农村的最大变化就是农民进城了、村庄空心了，扎根小县城成为家乡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愿景。地震过后，家乡就开始有农户去县城买房。
大体而言，农民进城买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居住在山里、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户，他们买房的一个重要动因在于交通不便利，城乡公交车并不通往大山，当时私家车也尚未普及，他们外出务工或子女上学，常常需要步行很远或搭上拖拉机才能回家；
第二，居住在山外、交通相对便利、经济条件稍好的农户进城买房，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小孩在县城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第三，对于那些有孩子到了适婚年龄的家庭，他们进城买房则更多的是因为买房往往成为子女结婚的刚需条件；
第四，当村里有不少人进城买房之后，谁也不想落后于谁，于是一部分人进城买房或许是迫于村庄竞争的压力，否则面子上不好看。
外婆家的村子属于山里，交通不便，目前大部分村民基本搬离大山了，村里只剩三五户老人。笔者老家的村子属于山外，交通相对便利，村子前面有一条可以通往湖北的省道，距离县城大约12公里。
2010年之后家乡兴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农民进城买房潮，但真正把房子装修好并住进县城还有几年的过渡期，直到今天村里90%的农户都已经在县城买房，家乡以买房为基础的县域城镇化基本成为一种社会事实。
伴随着进城买房潮而来的还有一股进城陪读潮，对于60后、70后而言，相当部分既是进城买房的主力军，也是孙辈们在县城接受教育的陪读群体，不少人尤其是妇女都以在县城生产生活为主。
对于2010年后陪读成长起来的小孩而言，他们童年记忆中的家乡已然不同于他们的80后、90后父母辈了，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出生在新农村建设之后，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农业生产和完整的村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主要在县城接受教育，也基本上不会使用方言，常常是在人情酒席、传统节日祭祖、春节返乡时跟随家人回一趟老家，家乡似乎成为了一个仪式性和功能性的存在。
应该说，这代人正在经历的是跟随长辈们不断地在城乡之间往返的生活，那么将来在这代人的记忆中，家乡可能不再是某个具体的村庄，或许就是一个城乡紧密关联的县域城乡社会。
二、一只脚踏进了县城
然而，农民进城买房只是农民进城的第一步，仍处于“一只脚踏进了县城、但仍未立足县城”的“半城市化”阶段，如何在县城维持一种稳定的就业与生活就成为进城农户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不同于东部沿海地区有着发达工业基础，中青年人主要从事体制内工作，中老年人也有充分的非正规就业机会，农民家庭资源积累能力强；而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一个普通小县城而言，不仅工业发展能力薄弱，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有限，具有低生产、高消费的特征，是典型的消费性县城。
从生产层面来看，县域经济主要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体制内就业等四类经济形态。
第一类是农业，由于县城在一定程度上是广大农村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农业也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家乡农村目前的农业形态既有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以70岁以上、身体尚好的高龄老人为主；也有面向市场的规模农业，以流转土地的中农为主。
第二类是工业，家乡小县城也在努力招商引资，建设规模化的工业园，但对于大多数进城农户尤其是留守县城的群体而言，他们主要的家庭角色是陪读，这与工业园严格限定时间的工作要求产生冲突，只能从事工业园溢出的一些可居家且以计件为主的零散性工作。
第三类是体制内工作，在县乡政府、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国有农场等体制内的就业，一般而言这类就业机会往往是返乡大学生有更大的机会，进城农民往往是难以企及的。
第四类是服务业，比如大中型超市、各类服装店、副食小店、美容美发店、餐饮店、出租车行业等等，其实进城农民在县域内的就业空间主要集中在这一类面向城乡居民日常消费的服务行业。
总体而言，县域经济中，进城农民的就业空间有限，生产性不足。
从消费层面来看，进城农民家庭在县城的消费支出压力越来越大。进城农民家庭消费支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县城日常生活方面，由于县城距离土地距离较远，农民无法像农村一样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作为补充，生活资料大部分商品化。母亲说一个陪读奶奶带着两个小孩生活花费至少要2万元/年，增加了农民家庭的现金消费支出。
第二，在县城陪读方面，不仅需要一个家庭劳动力在县城陪读，陪读这一身份就意味着一个家庭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35岁的邻家姐姐放弃了在大城市7000～8000元/月的工作，回到县城陪读预计只有3000～4000元/月的收入，这显然具有生产性弱化、消费性强化特征。
第三，在县城教育方面，在新教育理念、教育竞争和培训市场的综合推动下，小孩子越来越多地被送进各种培训班，往往一个小孩同时上两三个培训班，农民家庭2～3万/年甚至5～6万/年的教育费用已经成为进城农民家庭最不堪重负的一笔消费支出。
第四，在人情礼送方面，虽然农民进城买房了，但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民家庭仍然是有根的城市化，是与农村紧密相联的，因此进城农民至今依然维系着原来在农村的人情关系，坚持在城乡往返之间进行人情往来，这块的消费支出并不因农民进城而弱化，反而因为不少人在县城办酒席成本增加而要随更多的份子钱，数量因不同家庭而异。
此外，还有看病就医、保险、房贷也是重要支出等等。这次春节返乡，不少亲朋好友感慨到，“钱好像也能挣到一些，但就是存不到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消费比重不断增加。
总而言之，目前大量农民家庭如果仅仅依靠县城的零散性就业，显然难以自力更生地维持在县城的美好生活需要，甚至很多时候会陷入一种“收支倒挂”甚至“贷款消费”的危机。
虽然当前农民仍处于“一只脚踏进了县城、但未能立足县城”的“半城市化”阶段，但现实表明中国农民并非消极不作为地等待着美好生活的到来，而是正在践行一种渐进式的、有根的县域城镇化，为了维持在县城的美好生活需要，农民家庭采取了新的适应策略，充分展现了中国农民的主体性与坚韧生命力。
三、农民家庭的适应策略
为了更好满足在县城的美好生活需要，农民家庭的应对策略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继续前往大城市务工，而陪读妈妈或奶奶则在县域范围内就业，老人则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在城乡之间形成“大城市务工+县城陪读就业+农村老人农业”的新型家计模式，也是一种最有利于家庭资源积累的家庭分工模式，由此以农民家庭内部之合力，共同维持进城农民家庭在小县城的长期稳定生活。
首先，对于在大城市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而言，他们在大城市务工长期积累的家庭资源是农民家庭得以在县城买房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自90年代末以来就前往长三角地带从事家政服务行业的工作。在大城市务工积累了近10多年的时间，大部分农户直到2010年前后以“首付+按揭贷款”的形式在小县城买房，2015年左右进城陪读并长期生活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近年来，家乡的家政服务行业有了新变化：
一是服务范围从家政服务延伸到了市政工程，因此农民工的组织模式不仅仅是夫妻分工或代际分工的家庭模式，还出现了工程老板和老乡员工之间的团体模式；
二是服务地点从长三角主阵地向南北城市转移，可能的原因是长三角等地服务需求趋于饱和，城市规范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工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利润空间也不断被压缩，所以逐渐向江苏、云南、河北、江西等地转移，当然一些较大规模的市政工程公司的服务地点并不固定而是在全国多个城市之间流动；
三是服务工具的智能化、科技化应用，这就要求农民工群体不断提升自身适应市场的能力与素质，也因此一些教育程度更高、懂得网络广告运作、电脑操作机器人、考取B类驾驶证、市场适应能力更强的“第二代农民工”也加入了这个行业。
然而，之前农民通过外出务工形成资源积累进城买了房，但是现在农民为了立足在县城，实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仍然继续通过“老乡带老乡、亲戚带亲戚”的关系在大城市打拼，从而以在大城市的资源积累支援整个家庭在县城愈来愈大的消费支出，比如房贷、消费支出等。
其次，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进城陪读群体而言，她们也并非消极依赖在大城市打工的家人支援，而是试图在县城寻求谋生之道。然而，如前所述，县城就业空间有限。对于年轻陪读妈妈来说，她们更愿意去商场服装店、美容美发店、蛋糕奶茶店一类的服务行业工作。而对于陪读奶奶们来说，她们的就业空间就更小的，更多的是各种打零工。
以59岁的周姨为例，近年来她一个人陪孙子孙女在县城上学和生活，其县域社会的谋生经历不可谓不丰富，展现了一个普通进城农民坚韧的生命力。在农业方面，周姨不仅在城郊亲戚家刨了一块地种各种蔬菜；在零工方面，周姨常常和同小区的几个阿姨一起去县城工业园找活干，但周姨因为接送小孩没有时间，而且“工业园超过45岁就不要了，即使我们年纪大的比那些年轻人干得又快又好，也不要你”。
不过，工业园还是有一些可以带回家干的计件零活，周姨去年一年干过的计件零活种类繁多，包括缝棉鞋、缝中药包、玩具配件、电灯泡安装、玩具配件等等。其中为了缝中药包，周姨花了800元买了一台电缝纫机，她高兴地说，“上半年挣了4000块钱，下半年挣了3000块钱，机器本钱早就挣回来了”。
另外，旧衣回收也是周姨感到很骄傲的一个工作，她在抖音上发广告，常常一天之内可以用电动车在县城各大小区回收数百斤旧衣服，今年就这一个零活就挣了将近1万元。
此外，周姨还经常干一些移动餐馆酒席端盘子（100元/天）、辅助交警（即穿黄背心在十字路口维持交通秩序，100元/天）、钟点工等服务行业不太稳定的小零活。
回顾2021年在小县城的打零工经历，周姨说“我一个人挣的钱，基本够我和两个小孩的日常生活了，不要向在外打工的家人伸手”，这是她一年来感到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但如果再加上教育培训、人情礼送、三病五痛那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由在大城市打工的家人共同承担。
“年过完了，钱也花了，新的一年，只要身体好，就要继续干”。周姨在县城陪读时期的零工经历表明了，进城农民家庭县城生计的兼业性、非正规性、社会嵌入性等特征。
最后，对于那些留守村庄的老人和中农群体而言，他们依然与进城农民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情感关联与人情互动。比如老人平时主要留守在村庄，还耕作着一点菜园子和小块土地，过年期间晚辈们会接到县城小住、与子孙们一起吃团圆饭。
又比如中农群体流转的土地很多都是进城农民的承包地，每年大年三十一年一度的村民小组会议上，中农向村民们结算土地流转费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事宜。
还比如在村里办酒席，县城住的本村人也会赶回村里送礼，在县城酒店办酒席，村里住的村民也会去往县城送礼等等。
四、嵌入乡土社会的城镇化
根据笔者之前的返乡观察，家乡是农民的根，即使农民去外地务工了，依然会与家人家乡有着割舍不断地牵连；即使“农民进城了，村庄人情依然火热”；即使“村庄空心了，但形散神不散，农民依然能够组织起来”。
种种迹象表明，农民进城并非是断了农村之根的城镇化，而是依然维持着与乡村社会的种种关联，县域城乡社会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农民一方面在努力进城追求并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又因为家庭资源压力大而不得不继续依赖农村，依赖农村土地的保障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农民虽然进城了，但仍然是嵌入乡土社会的城镇化，是有根的县域城镇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借助国家资源下乡契机更好地回应县域农民的美好生活需求？显然，乡村振兴并非仅仅村庄的振兴，而应该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乡村振兴；县域城镇化也不应仅仅是基于农民买房的城镇化，而应该是一种有根的城镇化。
一方面，继续保护农民在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等基本保障，保证进城失败的农民还有退守农村的权利；另一方面，应不断完善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为农民家庭再生产与农民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让农民在县域社会过上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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