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持续上涨，过去两周累计本土病例已经破万。
2月16日，有港媒报道指，15人从香港经珠海偷渡，涉广东、湖南、福建多地，其中4人确诊。后有惠州工作人员称消息属实。尽管尚未明确偷渡缘由，疫情或为原因之一。
连日来，离港入境内地人数连日攀升。数据显示，2月1日-15日，共1.98万人次从香港经深圳湾口岸返回内地。
2月1-15日，共1.98万人次经深圳湾口岸离港（本刊制图）
其中，有人因与家人太久没见而选择此时返回，也有人因顾虑疫情安全，选择回内地避疫，即便票价溢价16倍，甚至或被辞职，也要抢票回来。有人预料春节疫情或将扩散，幸运提前过关回内地，也有人虽想回内地，但基于个人情况不得不继续滞留香港。
疫情两年余，香港和内地一直未能通关，往返所需的隔离和健康检测影响不少家庭出行生活。他们对香港疫情和防疫看法不一，有人觉得香港目前防疫进退尴尬，也有人对通关保持乐观，但都盼望早日通关。
离港票价炒高16倍，有人愿以辞职为代价回内地隔离2月15日中午，在内地读大学的香港人李平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他帮父母抢到了2月22日从香港回珠海的票。
大概一周前，李平父母就让他帮忙买票， “我爸觉得在香港太不安全，他们想回内地避一避。”
李平父母均在香港工作，也在中山有住处。近段时间疫情数据持续上涨，两人考虑先回内地住一段时间，等疫情控制住再回香港。
更早些时间，家里原商量着回内地过年，但有消息称香港可能“通关”，即无需隔离检疫来往两地，李家父母就选择先等一等。没想到随后疫情暴发太过迅速，回内地越来越难。
在香港，李平父亲的工作没法居家办公，本轮疫情暴发后，他仍需每天上下班。“我爸很担心坐车，从公司回家坐车一般是坐地铁，港铁会（有）很多人，他比较担心那段路程。”而香港太小，人口密度很大，很难像内地一样，在公共交通里做到保持距离和不交流。
一周前，从香港回深圳名额已经开始紧张。当时，作为深港唯一开放旅检业务的陆路口岸，深圳湾口岸正值离港高峰期，单日返回内地者最多可超2100人，近日才稍有回落。
根据要求，由香港回深圳的人不仅要持有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还要通过“健康驿站”房间线上预约系统预约隔离酒店，但每日数量有限，这也被李平称为“票”。
李平尝试了几天手动抢“票”，发现很难预约上，他又查了香港去往澳门的路线，“有指定的几家给港人的隔离酒店，我查了一家，他说他们（房间）已经约到了4月2号，我就放弃了。”
2月12日，从香港开往珠海的巴士路线恢复开通了，李平没料到巴士票也很快售罄。他印象中是在当天下午6点多收到相关信息提示，因正在吃饭，他打算回家问父母身份信息然后再买票，但过了一个小时再打开购票网页，却发现“那个系统已经崩溃了”。
据李平了解，深圳“健康驿站”的名额是每天放出的，注册后可预约7天以内的房间名额，且无需预约费，而通往珠海的巴士票是每周二放下一周的票，成人票价格65港币。由于抢票艰难，李平求助黄牛。
2月17日的健康驿站预约系统显示，接下来一周已无可预约名额（页面截图）
2月14日，他被告知抢票还要加一定手续费，代抢一个深圳隔离名额要1000元人民币，而抢珠海巴士票则800元一张，是正常价格的16倍多。一天后，由于购票系统崩溃，费时两个小时后，他总算通过黄牛抢到了两张回珠海的巴士票。
2月15日，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的预约系统在放票前十分钟即开始无法进入（页面截图）
求助黄牛离港的人不少，李平留意到有一些人可能被骗了，“黄牛要你先交定金，然后再帮你抢（票），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但有一些人交钱之后黄牛就跑了。”但按现在的抢票情况，他感觉被骗也“没办法，看你自己眼力”。
如果大巴买不到，深圳也回不去，李平一家只能考虑想方设法乘飞机去往广东以外的内地城市，“比如成都，哪怕一张机票已经卖到3000多元，我爸妈还是觉得如果买不到口岸的票，就会选择坐飞机回到内地，隔离完再坐车回珠三角。”
回到内地后，李平感觉父母的工作“肯定会（受）影响”。由于不确定香港疫情何时平复，他估计父亲或会辞职，“因为不是每种工作都能允许你长时间离开岗位，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他感觉这是“辞职换一份工作的代价来换回内地隔离”，但毕竟“钱相对于安全来说没那么重要，哪怕可能损失一笔财产，要确保生命安全得到保障”。
暂时安心下来的还有王钧母女，她们同天也抢到了2月27日的票，再等一个多星期，她们就可以回内地。
不过，王钧选择此时回内地却是出于另外的考虑。
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2019年王钧带孩子去了香港，她的丈夫则因工作一直留在内地。
但2020年暴发疫情后，由于工作繁忙，往来不便，一家人仅团聚过两次。为方便见到家人，王钧父母也从三亚迁到惠州居住。去年7月后，一家人没再见过面。“对于小朋友来说，好久没见到爸爸不太好”，相比之下，她并不是很担心疫情。
考虑到目前孩子只需上网课，预计学校整学期都无法恢复线下教学，王钧自己也在上网课，“我就觉得没什么事情做，还不如回去。”加上香港疫情越来越严重，她也有点担心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封关， 因而决定回内地团聚。
但她也没想到，近几日看票都是售罄，家里人只好找黄牛，并于15日中午抢到了返程票。
有人预料春节疫情扩散提早回内地，也有人无奈滞留相比正努力设法从香港回到内地避疫的人，有人已提早一步回到内地。
林婕就是其中之一。早在2月4日，她就离开香港，入住深圳的健康驿站隔离，现在14天隔离期即将结束。
此前，林婕一直在香港工作，她原计划于去年12月回内地。但她和李平父母一样，因收到可能“通关”的消息而暂缓回程。今年1月中旬，她处理完工作后，和朋友商量， “索性在香港把年过了，不然即使抢到名额，就在酒店里跨年了。”
而那段时间，香港病例连续数日新增破百，有变严重的趋向。“我们当时估计，春节期间很容易暴发疫情，尤其中国人喜欢串门，到了逢年过节，只要一串门一定增长很快，就像之前日本，可能先从百到几千，过几天就上万。”基于预估疫情可能会变严重等考虑，林婕和朋友决定抢过年期间的隔离名额，即“票”。
好在选择过年期间回内地的人不多， “那段时间的‘票’我每天看都很松，很容易抢到。”
即便买到“票”，回程也相当“惊险”。林婕朋友的孩子回乡证过期，加急办了申请，导致回程日期延后了两天。
此外，回程当天仍比预想的人多，她和朋友过关排队5个小时，又等车3个小时，“我（回内地）隔离已经第四回了，这次是最久的一次。”
2月4日，林婕过关花了8个小时，当天过关人数不少（受访者供图）
当天，她还看到约七八十人在闯关，但后来也被放行了。 “那天我问他们海关工作人员分配酒店这些（事），他们说今天是这段时间以来人最多的一天，被我们赶上了。”
林婕身边本来也有抢到大年初三隔离“票”的朋友，但由于大年二十九到正月初二期间，香港很多核酸检测点都未开门，朋友没能做成核酸，无法成行，“结果接着就过不来了，所以我们算是很幸运的。”
过年前，林婕有同事被感染，办公楼都在消毒。而林婕朋友家菲佣的妹妹，所服务的另外一家人则全家确诊，还好朋友没让菲佣出门和妹妹见面，“不然我们如果都中招了，可能就过不来了。”
较之林婕顺利回到内地，研究生阿维则想回而不得。
她去年8月到香港读研，目前在沙田区租住。随着近日疫情暴发，她也有回内地避疫情的打算，家里也想让她回来。但因为她刚通过法考，相关证书需本人当面领取，阿维至今在等发证，无奈滞留香港。
她算了下，若按50个工作日领到证书算，得等到4月，而回内地和再回香港隔离时间加起来估计得40多天，如果利用等证的时间往返香港和内地 “也没有太大必要”。目前她打算继续留在香港，“领到这个证就走。”
近几日，阿维留意到不少港人都决定回内地躲避疫情，“我们小区群里面每天都有人说，有没有人几号飞哪里，或问有没有人几号港珠澳口岸通关。”这或与所在小区出现确诊病例有关，所幸她所在楼栋未有人感染。周边疫情已较为严重，“我之前经常去买菜的一个超市，那边的污水都是呈阳性的。”
阿维对疫情还是有些担心，“第一次觉得疫情离我这么近。”她也不是很认可香港的防疫效果，比方港府虽然推出了限聚令，她觉得效果不好，“大家还是该出去吃饭就出去吃饭。”
但她也认为，“香港政府要是防疫能力不够的话，中央无论如何不会不管的。”
目前，阿维尽量减少出门，除非有非常必要的事情才会出去。学校前几天已发通知，将课程和考试都改为线上，自己也买了好些防护用具，“比如说护目镜、n95口罩，出门都会戴上。”
疫情两年未恢复通关，“港漂”群体最受挫疫情发生至今两年余，香港和内地一直未能通关，港人对此感受不一。
李平感觉这对家人的最大影响还是在于隔离。由于香港入境内地一隔离就是14天，“又要花钱隔离，又没有工作，又要花时间精力，来往很不方便。”
而且他的父母正值中年，长期隔离会很枯燥无聊，“他们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不会打游戏，对青年人来说，隔离14天可能就不出门而已。”
两年未通关对王钧一家影响更大。
疫情前，王钧一般从香港坐地铁到深圳罗湖回内地，现在却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疫情后，她曾带孩子乘巴士回过一次珠海，但 “带小朋友隔离真的很痛苦”。由于隔离期间不得外出，而孩子每天需要大量运动，精力没处发泄，就会有情绪和哭闹，“（处理起来）比你想象的难100倍。”她也顾虑隔离可能影响孩子上网课。她坦言，这次如果不是由于综合考虑，其实不想带孩子回去隔离。
不过，除了家人不能见面，王钧感觉“其他的都还可以”。
目前，王钧所住社区已有四栋楼出现确诊病例，她所在的楼栋也于2月15日出现病例，但她感觉对生活“完全没有影响，一切都是正常的”。比如社区楼下有游乐设施，虽然现在围起来了，孩子仍可以在附近锻炼，她也照常每周末带孩子去爬山或海边。她家附近有一个比较大的超市，前两天有人确诊，超市关了两天后又恢复开放了。
尽管儿童成为近期疫情的一个重灾区，但王钧也未因此感到担心或加强防护，她感觉可能自己还是比较乐观，活动场合也没有近距离接触的问题。而且她已经打了两针复必泰疫苗，打算在回内地前打完第三针，“对疫苗还是比较有信心，所以并不是很恐慌。”
这种乐观也延续到通关问题上，“它不可能一直这样（不通关），我觉得总会有个头，今年或者明年（会实现通关）。”她说。
但随着回家团聚的日子越来越近，王钧还是有些不安。由于近日香港疫情数字持续上涨，还有人提倡“封城”，她不确定一周后这些情况变化会否影响出行，同时也怕过关路上出现感染。
林婕对通关感受更为复杂。
林婕2019年前往香港上学和工作，至今待在当地。在她看来，香港市民对本地疫情和防疫看法不一。
她感觉大部分当地人对疫情的态度是“很无所谓，每天该干吗干吗”。去年香港疫情一度出现高峰，每天新增100例，她当时住在铜锣湾，除每天下午6点后不得堂食，“（自己）也是每天该干吗干吗，大家都是正常生活，没有特别夸张。”相比之下，“港漂”群体更在意香港的疫情和防疫，且认知层面差异很大。
林婕感觉，由于“港漂”群体很多业务分散在两地，能否通关、防疫动向和政策走向都对该群体带来很大挑战。“其实最伤害的是我们这拨人，真正的local（当地人）很少会来内地，恰恰是我们这些港漂，是最受挫的一拨人，也是最无力的一拨人。”
去年圣诞前夕，香港传出可能通关的消息后，林婕的一些同事提早回到内地，她和其他同事当时还调侃他们，“你看到时候我们都过去吃烤肉了，你们还在隔离。”但消息很快转为通关搁置，而后出现离港艰难、过关拥堵，林婕感觉很多人对此再次感到失望。
基于种种，林婕也在考虑接下来的去处。她原计划读书毕业后，把仍在内地的孩子接去香港上学，避免两边跑。但现在，她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