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还真是我们开拓眼界的渠道。
就比如，现在看到日新增病例数超100万的新闻，大家都波澜不惊。
美国虽然不兴戴口罩，但兴吃他们心中的新冠“特效药”——维生素C.
疫情初袭时，老美把维C货架抢购一空，其他药品几乎无人问津，维C是当之无愧的“顶流”。
不过美国人估计做梦都没想到：
全球有90%的维C都产自咱们中国，他们手里拿着的维C，就可能made in China.
这种冲击，不亚于告诉中国人，板蓝根是美国造的（当然不是）。
不过，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前，中国在维C这个小小的药片上，仍然在被国外咬住脖子吸血。
那么，中国是如何打破欧美国家长达半个世纪的“维C垄断”，用几块钱一瓶的维C从大国扼杀中一路逆袭，成为全球的“维C大佬”的呢？
众所周知，维生素C对人体而言至关重要，但我们无法靠自身合成这种元素。
如果缺乏维生素C，就容易患上坏血病，一系列的症状，如牙龈萎缩、牙齿脱落等，也会找上我们。
这一度成为了航海时代众海员的梦魇。
这个僵局，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得以扭转。
1933年，化学家塔德乌斯·赖希斯坦（Tadeus Reichstein）发明了维C的工业生产法，简称“莱氏法”。
“莱氏法”共有五道工序：发酵、酮化、氧化、转化、精制。
这个划时代的生产法，很快就吸引了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制药公司的注意。
那会儿的维C，还仅限于用来治疗坏血病。
1940年之后，医学界开始讨论起了维C的功效：有人相信能治疗心脏病，还有人甚至相信能攻克癌症。
一时之间，维C成了真·“网红”。
这么大块肥肉，自然是谁都想来啃一口。于是，德国巴斯夫公司、日本武田公司纷纷入局，与罗氏组成了“维C联盟”，他们的目标是：彻底垄断国际上的维C市场，以后维C卖多少钱，他们说了算。
也确实如他们所愿，维生素C的价格从1973年的4美元/公斤，飙升到1994年的18美元/公斤，飙涨了350%。
“维C联盟”的目标客户不是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
就算发达国家不买维C，他们也有大把的新鲜水果来补充这种元素，所以需求量较少，“维C联盟”卖不上价。
但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需求量极大。这其中就包括咱们中国。
建国之后，一穷二白的中国本来外汇就少，每年还要拿出一部分用来进口维C。于是，一些中国人开始想着如何破局。
1958年，东北制药总厂沿用“莱氏法”，设计了一套年产30吨的维C生产线并投入使用。30吨看着挺多吧，可1958年的中国，有6亿多人口。
无法自给自足之下，用外汇进口维C的日子，还在继续。
没有技术，任凭强国如何抬价“割韭菜”，中国也只能受着，但这种任人吸血的日子，显然不是中国人想过的。
就在1971年，出现了几位改变游戏规则的，关键人物。
“莱氏法”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是首个维C的工业生产法，但并不代表没有缺点。
相反，它有诸多缺点——
工序繁复、耗费大量易燃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环境、对原材料要求高、实操难度大等等。
以尹光琳为首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院士们，加入到了维C生产的改良中。
尹光琳（左）在实验中
可搞科研，不是一拍脑袋的事，需要非常精准的参考和试验结果。
但在当时，科学家们没有详细资料，没有试验菌种，没有实验设备，就连具体计划都没定，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抹黑探索出一条路。
在这种环境下，不仅要从0做到1，还要摸索出世界一流的新技术，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且，除了要兼顾科研之外，当时的厂里还规定，这群研究员要和工人同吃同住，一起轮班，从打扫卫生、刷瓶子到看发酵罐，样样都得干。
条件那是无比艰苦。
北京制药厂位于朝阳门外，从中关村到厂，乘公交车路上就得花费2小时。
每个星期只能回一次家，其他时间都待在厂里搞科研，搞劳动。
但咱中国人，有的是坚毅和决心。
大家干劲十足，上班动手操作，下班后整理记录，分析结果，再定下步计划，往往一天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最忙的时候，更是废寝忘食地连上了9个夜班。
在厂里保存的原始实验记录，叠起来足足有几尺高，但因为种种限制，这些结果全部不能归研究所所有，尹光琳他们就硬生生的用手一个一个字地抄了下来。
课题结束时，手抄资料有350多页，这也为以后的进一步科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可即便这样，科研的前7个月，数十个科学家的日夜奋战，也没有换来哪怕一丁点收获。
研究员们只能用最苦的方法攻坚克难——
先用摇瓶做条件试验，不管工作量多大，都是交叉进行，一旦有好的结果，立刻将这结果用到发酵罐上，然后在罐上反复试验。
短短三年时间内，几位科学家分离了上千个样品，筛选了几千个菌株，摇瓶条件试验将近60批，发酵罐（1750立升、300立升和175立升）和种子罐试验将近100批。
正是这个最“笨”的方法，让中国最终拥有了当时世界最领先的生产维生素C的“二步发酵法”。
相较于“莱氏法”，“二步发酵法”简化了生产步骤，缩短了生产周期，还节约了大量易燃、易爆、有毒的化工原料，大大减少了“三废”处理。
“二步发酵法”还减少了工业用粮和生产设备，就比如当年北京制药厂年产150吨维生素C车间，采用“二步发酵法”后，每年可节约丙酮297吨，相当于节约了237.8万斤粮食。
237.8万斤粮食在上世纪可不是个小数目，可以养活上万名中国人。
“维C联盟”的垄断，几乎将其他国家跻身维C赛道的路全盘封锁，但中国硬是在尹光琳等科学家的带领下，生生自己开辟了一条新跑道。
降低了生产成本，产量自然就有了质的飞跃，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能吃到如此便宜的维C片。
中国首创“二步发酵法”的消息，很快就在国际上不胫而走，没多久就传到了“维C联盟”那儿。
目的是垄断的强国，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买下这个专利。
“维C联盟”财大气粗，一张口就喊出了550万美元的高价。
咱们也确实卖了。
因为当时的国内资金困难，无法充分发挥新工艺的作用，而且，这550万美元的外汇实在太诱人，是建国以来成交额最大的一项技术出口。
最重要的是，这一举动还能让中国在这一技术领域一炮而红。
要知道，在我国1万余件药品专利中，80%为国外研究机构和企业所有，其中又有90%以上为发明专利。所以这个外国向中国购买专利的新闻，很快就轰炸了国内外的微生物学界。
落后就要挨打？落后也可以逆风翻盘。
不过，幸好聪明的中国人还留了一手，我们只出售了专利的境外使用权，也就是说国内依旧可以使用这个专利来生产维生素C.
事实上，罗氏将中国这个专利买下后，并没有马上使用，还是继续用他们的“莱氏法”。
花550万美元买了放那儿不用？图啥呢？
为的就是买断技术，不给竞争对手用。
可中国还可以生产啊？罗氏难道不怕吗？
他们不是不怕，而是打心底里傲慢地觉得，中国不可能靠这项技术对庞然大物的罗氏造成任何威胁。
可事实证明，罗氏错了。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纷纷利用新技术上马维C项目。
1990年，我国维C生产厂家增加到14家，年产量6050吨，还拿出了2/3来出口。
大家还记得吗，1958年我国用“莱氏法”时，一个制药厂的年产量，只有30吨。
1992年，日本海啸让“维C联盟”之一的日本武田等维C企业停产，维C市场出现供应缺口，价格也随之暴涨，中国紧紧抓住机会，继续利用技术优势增产。
那年，我国维C生产厂家猛增到26家，产量达2.6万吨出口23万吨，生产能力占世界的40%以上，出口量为世界贸易量的45%左右，位居世界第一。
现实给罗氏上了一课：轻视谁也不要轻视中国。
眼看着国际市场即将被中国收割，以罗氏为首的“维C联盟”打起了价格战——
1995年10月，罗氏突然宣布维C降价20%，并且以后每个月都平均降价10%，以前14美元/公斤的维C，一路降到了最低4美元/公斤。
这不讲规矩的一招，直接导致全球的维C企业都受到牵连，中国自然也无法幸免，26家维生素C药厂被迫关闭了22家，最后只剩下了四大巨头（东北制药、石药维生药业、华药维尔康药业和江山制药）还在苦苦挣扎。
罗氏自以为万无一失的一招，反手就被美国司法部以操控价格为由给告了。
“维C联盟”也跟着遭殃，最后罗氏被罚4.62亿欧元，高管锒铛入狱，巴斯夫被罚2.96亿欧元。
元气大伤的罗氏和武田制药，最后都将维C的业务转卖了出去。
估计罗氏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用于制裁中国的损招，最后直接把自己的维C业务给玩崩了。
坚如磐石的“维C联盟”解体，中国则看准时机寻找机会“反杀”。
2001年，国内维C四巨头召开了一次行业会议，协商各自的出口量，初步形成了中国维C垄断集团。
2002年底，非典阴霾袭来，引发了亚洲的维C抢购风潮，维C价格飙至16美元/公斤。虽然危机散去后，价格再次趋于稳定，但彼时的国内维C四巨头已经占领了全球维C产业90%的份额。
挺过寒冬，风生水起的国内维C四巨头，再次招来了美国的眼红。
2005年，美国一些企业以价格共谋、形成垄断为由，对国内维C四巨头进行了指控，张口就要15.7亿元人民币的赔偿。
这是美国对中国发起的首个反垄断诉讼案。
美国是判例法国家，首例反垄断诉讼案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其他中国企业类似案件的判决。也就是说，如果四大药企败诉，之后所有出口美国的企业，都可能面临相同的命运。
所以，这场“战役”，只能赢，不能输。
应诉初期，美企来势汹汹，甚至还在2008年修改起诉状，将维尔康的母公司华北制药公司追加为被告之一。
因为诸多原因，除了维尔康和华北制药之外，其他三家药企先行同意和解。
维尔康和华北制药一审败诉，但不屈不挠的中国企业选择提出上诉，继续战斗。
哪怕一度败诉，被判赔约1.53亿美元。
已经成为全球极少数能够生产全部维生素品种国家之一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被轻易撼动。
这场持续近17年，历经一审、二审、再审和重审的维生素Ｃ反垄断案，最终迎来了胜利！
那些一心想着抱团垄断国际市场的企业，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生产的维生素C占世界总产量的90%以上。
那个嚷嚷着要制裁我们的美国，进口维生素C原料的80%都来自中国。
半个世纪前，一穷二白的中国连生产维生素的基本条件都没有。
半个世纪后，中国不少维生素品种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
在这场博弈中，中国从来没有想过要垄断。
我们只是不断地埋头苦干，采用新技术、进行工业革新，专注于挖潜降耗，使生产成本降于国际平均水平以下。
自然就成了消费者的最佳选择。
或许，一些国家需要学会正视这个踏实、崛起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