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十个人里，有九个人会回答：上海。
上海的防控，让我们看到了国内“最小”的中风险区，1月14日通报的疫情，1月16日就不再有新增。
上海交出的一张张“满分答卷”，让所有国人心服口服。
但其实，直到1988年前，上海的传染病防控工作还并不尽人意。
因为种种失误，甚至还造成了全市31万人的感染...
1988年1月，农历龙年即将到来。
整个上海都被一股浓烈喜庆的年味所包裹着。
菜市场刚上了一批新鲜肥美的毛蚶，因为价格便宜，购买还不需要粮票，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
胡阿姨的丈夫将烧熟的毛蚶端上桌，因为烧得太熟，喜欢生吃毛蚶的胡阿姨只吃了几个便放下了筷子。
可即便只吃几个，发烧、上吐下泻、浑身乏力、脸色蜡黄这些症状还是找上了胡阿姨。
胡阿姨赶紧就医，接诊的是一名很有经验的女医生。
“你脸色这么黄，肯定是得了肝病。小便是什么颜色？”
“不得了，我小便颜色像酱油一样。”
“赶紧化验！很可能是传染病！”
果不其然，胡阿姨第二天就被确诊患上了甲型肝炎，随后被隔离。
1988年甲肝暴发期间的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其实早在1987年12月中旬，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谢丽娟，就嗅到了不祥的气息。
这天，她突然接到了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的电话。
“出事了！最近医院里突然多出了不少腹泻的病人，您快来看看！”王道民的声音有些焦急。
谢丽娟不敢耽搁，立马赶到医院与众人汇合。
经过调查询问发现，医院收治的病人，都吃了毛蚶。
随后，腹泻病人的粪便里检测出了痢疾杆菌，在毛蚶之中也检测到了——它们所在的河道受到了粪便的污染。
与此同时，医务人员也在毛蚶身上检测到了甲肝病毒。
这个检测结果非同小可，几乎可以作为一个直接证据，证明这些毛蚶和病例之间有关联。
华山医院毛蚶门诊
官方立马采取措施，着手全面禁止运输、销售“病毒中介”毛蚶的工作。已进入菜场的通通作为污染物填埋，有些则直接被倒进垃圾箱。
同时，发布公告，警告公众食用会引发腹泻。
但注意，此时并未提到会传染甲肝。
1988年1月5日 《解放军报》
于是，虽然大部分市民都遵守了相关规定，但还是有部分民众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并未将此当一回事，仍有商贩在偷偷贩卖毛蚶，甚至还有人到垃圾箱里捡拾刚丢弃的毛蚶，带回家吃。
毛蚶早已成为上海人民的“盘中餐”，而甲肝传染性极强，潜伏期在一个月左右。这意味着，上海即将在1月中下旬迎来一场甲肝大暴发。
可直到1月18日，官方的通告，才姗姗来迟。
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刊文警示毛蚶可能携带甲肝病毒
从12月中旬陆续有人腹泻，到1月中下旬，这中间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甲肝早已在上海“遍地开花”。
1月18日，上海新增43例甲肝患者；1月27日，上海新增5467例甲肝患者。
数字呈几何倍增长，一发不可收拾。
到了2月1日，上海甲肝病人的数量，已经激增到了19,000多例！
防止传染病扩散的最有效方法就是隔离。
但当时的上海，卫生条件差、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方米，显然不具备隔离条件，反倒还成了病毒传播的温床。
80年代末的上海住房密度很高
半个月不到的时间，上海就有了近4万人确诊甲肝，并且病例数还在每天以万为单位增长。
而当时上海所有医院的床位加在一起，只有5.5万张，简直杯水车薪。
巫善明所在的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只有290张病床收治甲肝病人，即便将会议室、浴室、礼堂、自行车棚、病房走廊通通拿来征用，“相当于开了四家医院”，床位数还是很快捉襟见肘。
看来，还得另想办法。
大部分民众并不知道甲肝的传染途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有人走路都不敢扶楼梯扶手，精神上备受折磨。
病人和家属蜂拥进医院，排队办入院手续，“有的人排队排到一半晕过去了，没有力气排队，我们看到他晕倒了，就把他抬进来。真的很可怕，真是排山倒海的。”
后来人们干脆不排队了，看到有空床位就直接抢，上海城陷入一片混乱。
1988年1月28日，黄浦区广东路地段医院门口，化验肝炎的病人排长队
作为分管卫生的副市长，谢丽娟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一切努力让病人得到隔离和治疗。因为只有把病人一个不漏地收进隔离，才能切断病毒传播。
为此，谢丽娟做了一件事：
24小时之内找到更多“病房”，收治病人。
当时的上海没有“小汤山”，但有人民这座大山。
国企腾出库房、街道将空余空间利用起来、一些小旅馆干脆关门作为临时医院、还有一些刚造好还没有分配的居民住宅、放假中的学校的教室和宿舍都被动员起来，作为临时病房。
最后，在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市累计开设隔离点1254个，肝炎病床11.8万余张，家庭病床2.9万余张。
将病人集中隔离、治疗，与社会隔绝开来，是不是有点像“方舱医院”的雏形。
短时间内，床位可以增，但医护人员没法说增就增。这就意味着，现有的医护人员，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
据统计，当时上海全市十多万医务人员中，有六万多人扑到了防治甲肝的第一线。
他们日以继夜，稍作休息都是奢侈，春节全部在医院里度过。
有一次，一位病人向前去走访的谢丽娟大声抱怨道：“我从早上发烧进来到现在，一口水都没有喝上。你们就忙到这种地步啊？”
事实上，医护人员的确是忙到没有时间去给所有病人倒水，更不用说自己去喝一口水。
回想到这些，谢丽娟至今仍会鼻子发酸，她没办法去责备那些医务人员，只能安慰疲惫不堪的他们说：“我们尽可能地去做吧。”
这一场从上至下众志成城的奋战，很快就浇灭了甲肝汹涌的火花。
1988年2月15日，上海市区的肝病发病人数开始下降，到了2月23日，上海市甲肝日发病人数比最高的日发病人数下降了80%。
可即便如此，上海暴发甲肝病毒的消息，还是传遍了全国。
那是一段“谈沪色变”的日子。
没人敢接触上海人，开会上海人有“专座”，人们还互相叮嘱，在外地不要讲上海话。
原本响当当的“上海”两个字，现在变成了“甲肝”的代名词。
1988年3月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报道
1988年2月10日，一专列从杭州驶入上海，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来到这座甲肝肆虐的城市。
他不光要在上海过春节，还要参加上海除夕的迎新春联欢会。
“这一次小平同志在看完文艺演出后，就请他不要上台和演员们接触了，演员们也不要到台下向小平同志问好。”谢丽娟千叮万嘱道。
2月16日17点30分，84岁的邓小平走入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他没坐专用电梯，特地走的台阶。
演出结束，邓小平居然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
他还走到杂技小演员面前，俯身亲了对方的脸蛋。
邓小平的表率，让很多人都放下了对上海的芥蒂。
也就是从1988年开始，邓小平连续七年在上海过春节。
政府、专家、民众，每个都是打赢这场战役不可或缺的环节，是他们让原本预计在三月出现的甲肝第二轮暴发绝了踪迹。
这场“甲肝风暴”，让上海三十一万人患病（当时上海总人口为1250万），病死率为万分之一，远低于国际上甲肝千分之一的病死率。
而这场世界上都史无前例的甲肝大流行，留给上海人们的，除了久未消散的恐惧外，更多的是深刻的教训和经验——
自那之后，毛蚶从上海人的餐桌上消失，市民的健康意识加强。
上海很快成立了卫生促进委员会。次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上海乃至全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都得到完善。
防患于未然的上海，从未停止过精进的脚步，几乎每隔个10年，在控制传染病上，都会有一个质的突破。
在1998年成立的上海市疾控中心，是全国第一家省级疾控中心，也是全国最早转型专业从事疾病预防控制的中心。
2008年，上海建成了由市级疾控中心、区级疾控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干的三级疾病预防体系。
各级防控网络层层密织，将上海环绕在坚实且安全的臂膀之中。
这三十余年，人类与病毒的斗争从未停止。
公共卫生网络保护着申城，每一次的战疫，又让这张网络更加坚不可摧。
上海这座英雄城市，从没向任何困难挑战屈服过。
2002年12月10日，距离春节还有45天。
在广州一家餐馆当厨师的黄杏初突然发起了烧。
经过病情恶化、几经转院后，折腾了近一个月的黄杏初才终于出院。
出院后他才知道，自己感染的是人人闻之色变的非典型肺炎，SARS.
SARS就像一个极其冷静的杀手，在世界一派和平，人民毫无察觉的时候，给了我们致命一击。
随着非典的警报声在广州市拉响，一场席卷全球的“抗击非典”战役，开始了。
其中，疫情在北京、广东、香港多地迅速蔓延。
这三地感染人数均超过千人，广东死亡人数超过50人，北京超过100人，香港达到300人，且感染者中，很多都是一线医护人员。
2003年5月，防疫人员在北京火车站消毒
但是，国内常住人口最多（2003年统计数字为1700万）的上海市，在整个SARS疫情暴发期间，仅有8人感染，2人死亡。
并且，无医护人员感染、无社区传播、无群体暴发。
上海，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2003年4月2日，上海确诊了首例非典病例。
世界睁大了眼睛，等着看上海如何应对。
有了1988年的甲肝疫情教训，这一次，整装待发的上海谨慎迎战，不敢怠慢。
上海是幸运的，有广东、北京的“前车之鉴”，并且首例病例也没有瞒报病情。
但如果光靠幸运打赢硬仗，那便不是上海了。
从1998年起，上海的疾控网络又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改建。
早在首例病例出现的两个月前，上海就进入了备战状态，警报一响，应急机制立即启动——
4月2日，也就是首例病例确诊的当日晚10点，徐汇区疾控中心两位工作人员就摸黑找到了患者在徐汇区的住处。
这次来，除了要安抚惶恐的患者家属之外，工作人员还肩负起了解情况，向徐汇区委、区政府层层上报的重任。
彼时，SARS预防监测系统已经覆盖整个申城，上海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加入到了战斗，全市508个检测点，每24小时都必须逐级报告疫情情况。
非典警报拉响后，第一个出现在病例面前的，一定是疾控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护人员。
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徐汇区4天内连续出现了2例疑似病人，区疾控中心防疫科竞夜无眠，其中一例疑似病例接触人员多达168人，全部都被他们在24小时内找到，并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了医学观察。
监测报告系统的完善，让上海没有出现任何漏报情况。
但只有「监测报告系统」一条线就想防住病毒，是远远不够的。
很快，上海市卫生局就成立了由20名各科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对疫情形势进行分析，并制定防疫策略，专用实验室24小时运作。
这其中的专家，就有我们前文提到过的时任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院长，巫善明。
那段时间，巫善明时常出现在电视机前，耐心地向上海人民讲解，什么是非典，我们又该如何防治非典。
1988年的甲肝疫情，正是因为“信息不透明”才导致的大流行，所以，这次的上海绝不能再走上那条老路。
专家委员会有了，这个城市最主要的构成企业、市民，也是抗击非典的重要一环。
非典大面积流行期间，最缺的就是口罩。不少企业没有犹豫，“半路出家”改做起了口罩。
就比如海螺集团。做一件阿拉伯大袍能卖40美元，而口罩每个才1.5元人民币。
但，国难当前，没人算自己那笔小账。
满大街形形色色的口罩也成了人们当年的最深记忆；“消毒”成了那会儿最时髦的词汇；上海的餐厅开始实行起了“分餐制”；公共交通的客流量吓退不少人，上海市民纷纷骑上了自行车...
以市民为代表的社会链，以政府部门为代表的制度链，以医学专家为代表的医学链，各自都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缺一不可。
2003年5月15日的下午1：30分。
浦东周家渡齐一小区4号楼前缠绕了整整13天的隔离带缓缓落下，全体居民一起走出大楼，隔离楼解禁了。
那一刻，传得最响、最远的便是一句：我们胜利了。
但，“非典”匆匆闯入，又悄然离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从未真正战胜它。
人类与病毒的斗争，仍在继续。
2019年12月31日，上海市疾控中心的潘浩接到一通“不速来电”：
“我收到一个情报，说武汉那边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传染，你们马上收集些情况，尽快将对我们上海可能造成的影响出份报告给我！要快！”
打电话的是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所有专家都敏锐地“嗅”到了一丝不安的气息。
“有人以为武汉离我们很远，直径距离有760多公里！可我当时算的时间是武汉到上海高铁全程运营时间是2小时58分钟，也就是说，只要不到3个小时就可能到了我们上海。”潘浩很是担心。
当天下午4点之前，潘浩就和同事们一同递交了报告，此时距离上海首个新冠肺炎病例确诊，还有20天。
元旦假期，上海疾控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一刻不敢松懈地，盯紧武汉以及自己的地盘。
1月3日，假期结束，上海就已经开始了对80名市级流行性病毒调查人员的培训。大家像网一样撒在各医院的发热门诊，寻找着有没有从武汉来的发热病人。
对于千万级人口的上海来说，漏掉一个，都是巨大的隐患。
1月15日的晚上，一辆私家车顶着蒙蒙细雨向医院驶来。
56岁的陈女士下车后，直奔发热门诊。
“我发烧了……”陈女士说道。
“来，测一下体温。”于医生一边给陈女士测体温，一边看着那张“自费卡”问道，“你不是上海人吧？”
“武汉的……”
这个让上海严阵以待的病人，出现了！
于医生立马将情况汇报给了医务科科长，在他回到值班室的那一两分钟里，科长已经通知了感染科启动相关流程。
不一会儿的工夫，陈女士和两个陪同的家属已经被纷纷隔离，全副武装的潘浩也和同事出现在了陈女士面前。
0点20分，流调结束，凌晨3点多，流调报告写完后，潘浩立即通知消毒组，带上家伙去虹桥车站消毒。
从发现疑似病例到递交流调报告再到虹桥车站消毒，这中间只过去了几个小时。
陈女士从口中说出“武汉”那两个字时，上海那一套有条不紊的疾病控制预防网络，就已经运作起来了。
时刻准备着的上海，每一步都走在病毒前头。
这轮疫情，无疑是检验上海公共卫生体系是否成熟和健全的一次大考，但上海不负众望地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上海是第一个开始在流调中隐藏个人信息的城市；
上海从来没有进行过全市规模的核酸检测；
上海是唯一一个可以边看烟花边做核酸的城市；
在精准防控之下，上海可以在快速扑灭局部疫情的同时，平衡市民的正常生活；
上海也没有因为疫情关闭过商场、电影院等场所，尽可能地保障了小商户的正常经营；
上海也是最早按照“小汤山模式”，建成专门收治医院的城市。
有不少人都将上海做得好，单纯归结于有钱。
但上海的快、准、狠和温度，没有一个仅仅跟钱有关。
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其实早在195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就已经决定了要建立上海的疾病预防控制三级网络。
而大家现在看到的从容的上海，是数十年不断摸索，与病毒荷枪实弹的交手，摔过跤后又一次次站立的上海。
上海的疫情防控，还不得不提到支撑着这套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2400万的上海人民。
大家自觉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理解并配合着上海的防疫政策，健康素养极高。
张文宏曾经说过——
「上海这座城市，不仅仅是医生、护士，乃至居委会干部、民众、警察、海关、道口，是无数的抗疫民众组成的免疫屏障，阻挡了疾病的蔓延。每个人都是战士，都是英雄，这才是真正的群体免疫。」
主页君觉得，这里的上海，也可以替换成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名字。
战“疫”，没有局外人。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防疫最出色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
等疫情结束了，那胜利的奖杯，每个人都有份。
病毒，一直在跟着人类共同进步。除了天花，人类从未真正消灭过任何致病病毒。
我们没有办法去预计，下一个病毒，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但我们可以从这些暴发的流行当中吸取经验，从而团结一致地对抗病毒。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战无不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