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随着首批“00后”男性逐步满足结婚年龄22岁的门槛,“00后”无论男女,都已经开始步入婚育年龄。

“00后”的婚育特点怎么样?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在10-19岁这一年龄段基本都是“00后”,而无论是10-14岁,还是15-19岁男女性别比都超过115(以女性为100)。

从数量上看,在10-19岁中,男性有8466万,女性有7328万。10-19岁男性比女性多出1138万。尽管在采访过程中,不少“00”后年轻男女表示,愿意接受男性比女性大5岁左右,但是由性别比带来的“婚姻挤压”已经非常明显。

“性别比失衡形成 ‘挤压’的这个情况是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以往的人口普查中,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情况其实更严重,现在是经过生育政策调整之后的状况,但历史遗留下的失衡后果会传递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导致一个较为明显的结果,就是在相对低收入的地区,由于女性外嫁等原因,大龄的适婚男性“剩下”的数量比女性多。

情况确实如此。此前的2018年底,湖南省统计局发布《湖南农村人口结构现状和变迁分析》,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湖南省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农村人口中,湖南男性人口占较高比重,其中,适婚年龄段20-40岁的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11.80。适婚人口的男多女少,将导致农村男性寻找配偶的竞争更加激烈,甚至部分适婚人口难以组建家庭。

而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农村的性别比失衡情况确实比城镇更为严重。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在2020年,乡村15-19岁的男女性别比为126.24,20-24岁、25-29岁的男女性别比也超过120。而城市中,进入婚育年龄之后,男女性别比逐步平衡。

“00”后婚育特点如何?

随着首批“00”后男女都步入婚育年龄,是否结婚、和谁结婚等,成为不少“00”后考虑的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后了解到,对于婚育,“00”后的看法更多元,有人不讳言自己是“不婚主义者”。

“我是个不婚主义者。因为我觉得结婚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例如对方家庭教育背景以及将来孩子的抚养和教育等,但如果未来有生育的打算,我还是会考虑结婚。”今年大二的刘瑜(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在成长的过程中,刘瑜切身感受到了“男多女少”的问题,她表示,所在的学校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男生比较多。她所在的小学一个班22人,女生只有7个,初中一个班30人,女生只有11人。

今年大一的王俊(化名)也感受到了“男多女少”的问题,但他表示问题不大,反而更加激励自己努力学习和未来的工作。

也有“00”后男性会明白的表示考虑“向下找”,比如今年正在读大三的何兵(化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他选择伴侣的年龄差距在5年左右。“但这也会造成‘循环’,男性方面,会出现上一代不断的往下一代发展,下一代往下下代找的局面。”

作为人口专家,王广州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00后、90后、95后在人口研究中称做“队列”。不同的队列,对于恋爱、婚育、家庭等看法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以往研究的时候,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认识到现在的变化会有这么大、这么快。

另外一方面,他指出,丁克和不婚的人群增长比率上升较快。

“我们用2005年的北京市终生不婚不育的女性数据与九十年代的数据相比,是百分之三与千分之三的区别,现在七普的相关数据还没有完全更新,但是能观察到尤其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独身独居、不婚不育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王广州表示。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据他观察,“00”后适婚人群很大一部分秉持一种“宅”“婚恋自由”的观念,这是大的环境综合影响下的一个趋势。

“我们能够思考的是在国家政策方面,怎么去设置对婚姻更加友好的条例。比如说,不少国家采取家庭报税的政策,两个人合报税会更优惠,这个政策在我国是缺位的。我认为未来需要有更多的举措,让社会变得对婚姻更加的友善。”黄文政说。

如何应对性别比失衡?

当然,性别比也会明显的影响“00”后的婚育。

早在2014年,湖南省统计局就发布消息称,出生性别比偏高会导致“婚姻挤压”等问题。

这一情况在我国各地都有体现。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在我国各个阶段的年龄性别比中,10-14岁、15-19岁是最高的,均超过115,而他们基本都是“00”后。而之后的“10后”,随着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推进,性别比稳步下降。



王广州指出,“00”后性别比失衡对于婚育的影响非常大,不仅仅影响生育率,还将影响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结构。

“从好的方面来看,发展单身经济可以刺激消费,但是老年的单身经济会给家庭、社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比如说照料成本提升等等,因此这种变化确实需要一个正确的引导。”王广州表示。

黄文政表示,性别比失衡之下,婚姻中除了农村男性受到“挤压”,另一个“受挤压”的群体是城市高学历女性。

“一方面大学入学比例提高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另外一方面是女性在学习上的竞争力是稍强于男性的。这样下来,一些女性不太容易找到跟她们合适的对象,而被挤压的另外一方是农村男性,又不符合其择偶要求。”黄文政表示。

他进一步指出,除了对总体的生育率之外,生育水平与性别比还有另外一层关系。

“一般来说,生育率需要达到2.1,才能维持世代更替水平,但是由于性别比越高,男性越多女性越少,因此在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每个女性平均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才能够维持世代更替水平。我认为中国可能生育率要达到2.15甚至2.2,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黄文政表示。

不过,随着三孩政策的施行,我国的性别比有望进一步恢复平衡。

王广州表示,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实际上对孩子性别没有偏好的人增多,导致整个分母增大,有偏好的人占的比例下降了。

“另外,随着育龄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男孩的生育偏好不会像以往这么强烈。但是实际上偏好还是存在的,特别在农村还存在至少想生一个男孩的情况。”王广州说。

从性别比失衡的角度来看,农村确实相对城镇更为明显。2020年,20-24岁、25-29岁和30-34岁的城市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7.01、106.79和103.26,而乡村为123.09、120.87和116.82。“00”后的情况也类似,乡村在10-14岁和15-19岁的性别比为114.86、126.24,从数据的差距也可以看出,在15岁之后,有更多的女性流向城镇。

王广州认为,农村一些年龄段超过120的性别比失衡,未来是会有所缓解的,尤其在新政策下农村家庭可以生更多的孩子,因此没必要一开始就大力度地去选择孩子的性别。

“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以及国家治理非法人流的力度加强,性别比会朝着正常的方向不断发展,但恢复正常是不容易的。”王广州表示。

他指出,目前我国一方面是高度重视婚育的宣传工作,一方面推行积极的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