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乡村笔记BTC（ID：xiangcunbiji），作者：乡村笔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 浙江农村有多豪华：欧式别墅小洋房，是十年前的标配
2020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930元，其中宁波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9132元，仅次于温州和嘉兴，位居全省第三。
在2016年，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宁波市乡镇地域范围内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占30.6%；100%的村通公路；99.7%的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
全市100%的村通电，100%的村通电话，100%的村安装了有线电视，99.7%的村通宽带互联网，42.2%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
可以说，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宁波的村子已经走在了大部分中国乡村的前列。
9月28日傍晚，山中的空气清凉而芬芳。这是位于宁波市奉化区的一个村子，四周环山，车行其中宛如在森林公园中穿梭，左手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农田，水稻的秧苗被点染上金黄，低垂的稻穗在微风过后齐刷刷地跳起舞来，一畦畦青菜长势正旺。
右手边则是高峻的山岭，深深浅浅的绿色相互交融，目之尽头，绵延不绝。虽然进村后的道路有些许蜿蜒，但整体上还是非常笔直挺括的，与其他地方七拐八弯的颠簸山路截然不同，平稳到我不禁在车上打了个盹儿。
这里没有稻草、炉火，也没有跑山鸡在村里奔跑。但这里的确是乡村。
大片的农田里零星种着玉米苗、樟树、茶树苗、稻谷以及部分蔬菜。越往上走就会看到更多大规模、装修风格独特的庄园式建筑，大理石铺就的外墙和明亮的落地窗，呈浅灰色或红褐色的砖混结构独栋房屋，或呈圆柱形、或呈方形地层层堆叠，垒成碉堡般严密的建筑。
越往村里走，建筑就越密集、颜色越古老，高度不断降低，但那些恢弘精美的石雕却彰显着户主人在村里的地位。
城堡虽然是古老的东西，但现代人并非没有见过。地中海沿岸山脉上的圣山和军事堡垒，莫斯科恢弘的宫殿，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的绿洲中盛唐或民国时期的古堡……如今都成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可眼前这座老宅，绝对别具一格。
外侧的院墙全由白色的砖块砌成，仔细查看的话会发现每一块砖的侧面都刻了细小的花纹，是种类繁多的动物。两颗狮子头造型的雕刻镶嵌在木门上，口衔铁环。建筑主体一共三层，白墙黑瓦，白色的墙面上绘着田野和农民耕作的水墨画。
走进屋内，整个大厅都弥漫着柏木熏香的气味，让人的神经不自觉地放松下来。门口的鞋柜边上是一座木柜，上面摆放了崭新的汽车模型、几块玉石、毛笔与笔架，还有三世如来的金像。
屋子的男主人是一位六十岁的王姓大哥——之所以说大哥，是因为当我在村里篮球场遇到他的时候，看到这位西装革履、乌黑短发、身材健硕的男人从一辆SUV上抱着小孩下来，以为他是带孩子来打篮球的父亲。但实际上，那小孩是他的孙子。
每隔两三天，王大哥都会开车带孙子去距离家三公里左右的隔壁村篮球场玩耍。在镇上一家机械厂工作的他每天上下班都在村和镇之间往返，村里的房子是座三层别墅，在五年前建成。
当我说起村里房屋的豪华时，王大哥不以为意地摆摆手说：“我们这边基本都这样，况且乡下建三层还比不上大城市的一层呢。喏，看那边”，他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连排房屋，“那是前年新建的房子，比我们的房子好，干净漂亮，还有户外游泳池。”
在王大哥的村子，从十多年前开始，建别墅几乎是每家每户的标配，王大哥家的房子也是在原来的房屋基础上重建的。
早在2006年末，浙江省农村居民平均每户拥有住宅面积175.5平方米，宁波市拥有1处住房的农户占87.93%，拥有2处住房的占9.92%，拥有3处及以上的占0.85%。76.71%的农户使用水冲式厕所，只有少数农户还在用旱厕或其他类型的厕所。有80%以上的住房类型是楼房。
当然，村里也并非没有一层的平房，但数量极少，居住在里面的多是子女外出打工的老人。王大哥带我去了附近的“豪华地段”——几乎可以用“庄园”来形容。
入口处是木质栅栏或带有花纹的铁门，门前被茂密的藤蔓包罗环绕，搭建出一个绿意甚浓的长廊，古诗词中的“庭院悠悠”一下子有了实感。
只不过，这里更多了一份雅致与神秘。在围墙和绿植的交相掩映下，只能瞥到房屋建筑的一角，却足以见得装潢的精致考究。
王大哥说，这几家并不是本村人，是从市区跑到这边来的，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回来休闲。
在这几座“庄园”和王大哥家的房子之外，是近两年在政府住宅规划区建的新房，样式都是整齐划一的三层高别墅，二楼和三楼各有一个向外突出的小阳台，四根柱子撑起一个三角的拱顶，有点像宫殿的一角。
外墙可以按照主人的喜好被漆成各种颜色，以白色居多，此外还有红色和黑色。每户都有一个被铁栅栏围起来的小院落，种着绿植、花卉和果蔬，有户人家的柿子树枝桠伸出了围栏，高举着一朵朵金黄的柿子。
“乡下什么都好，”王大哥说，“就是在购物和娱乐方面还跟不太上。”在逛遍了整个村子后，我发现村里只有两家小型便利店，有一家还是用自家别墅的车库改造来的，柜台后的货架上放着酱醋盐等厨房调味品、三五种饮料用水和几包辣条零食，柜台里摆着两排烟，旁边躺着一个冰柜，种类和数量都少得可怜，只能满足村民最基本的日常需求。
附近的村镇都没有集市，最近的集市在十公里之外，来往相当不便。王大哥常在镇上和村里来往，所以能及时采购家庭生活所需物品，不过对于村里独居的老人来说，只能是每隔五六天的时间，坐公交车到镇上或者区里购物，买些新鲜的肉禽蛋类、蔬菜水果和日用品。
当然，每家每户的自留地是日常最直接的蔬菜供给来源。这边搭着的藤架结满了鲜嫩泛紫的扁豆荚，那边从地里钻出来的生菜长得水汪汪的，再栽上几棵解馋吃的玉米苗、调味的辣椒秧，小小一块菜地也变得活色生香。自给自足的种菜模式古今通用、城乡并行。
和十年前相比，现在村里的生活有了更多手机、电视、车和空调，在村里网购也能收到快递，一户家庭可能拥有2处及以上的房屋，但并没有太多跨越式的变化。
在2016年，宁波99.6%的农户拥有自己的住房，其中，拥有1处住房的占82.6%；拥有2处住房的占15.9%；拥有3处及以上住房的占1.1%。2019年，浙江农村农户拥有的单栋楼房比例达到了89.4%。
在所有农户住房里，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的占96.0%。平均每百户拥有小汽车39.5辆，摩托车、电瓶车118.3辆，淋浴热水器92.2台，空调146.2台，电冰箱103.7台，彩色电视机180.9台，电脑56.9台，手机224.6部。
今年九月份时，常年被饭圈、时事包围的微博热搜，赫然出现了一条名为“浙江的农村有多豪华”的话题，引发1.6万人讨论，累计2.6亿阅读量。话题下的浙江人晒出的无一不是花园别墅洋房，再配上“这不是农村标配吗”“十几年前就是这样的房子”的评论，直接惹得人眼红一片。
如今亲自到浙江农村走上一遭后，我的体会也更为强烈：走过那么多地方的村子，浙江足以称得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间、农村建设的领跑者。那么，为什么浙江的农村建设得这么好看？为什么浙江人爱回农村老家造“豪宅”？
2. 浙商神话造就的经济奇迹
任何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是经济规律的体现，雄厚的经济基础是根本前提。
“浙江人有钱”，几乎成为一种共识，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几乎每个市域有自己的特色产业，比如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被誉为“塑料制品王国”的台州，还有靠“江南皮革厂”一夜爆火的温州。
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最新数据，浙江的民营经济占到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当中的96席，连续22年居全国各省首位。
更重要的是，浙江大多地区都就地发展民营经济，把厂房建在乡镇或者市区边上，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甚至还有住在市区的人每天往返于乡下上班。
如此一来，村民们不必抛下老人和孩子到城市务工，当地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本地人就业，也吸引了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从而拉动了乡村现代化的变革，乡下与城里真正形成了经济命脉的共同体。
在王大哥生活的村庄，主要的产业是水蜜桃产业，最开始只是几个农户在十几年前的小规模尝试，到最后推广成为全村人的致富秘籍，尤其在成为水蜜桃种植示范村以来，伴随着生产、保鲜、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更新迭代，“桃经济”也被赋予新的内涵：“春赏桃花夏卖桃、秋吃桃胶冬品酒”，借力于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逐渐从单一的桃业种植延伸出深加工产业、文旅事业等全产业链条。村民的腰包鼓了，路修通了，房子自然就盖起来了。
2020年12月发布的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榜单上，浙江以24席的数量居于首位，其次是占23席的江苏。从收入情况来看，2020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930元，排名第二，仅次于上海。经济的发达离不开浙江人渗入骨子里的经商思维。
自古以来，江浙一带就多经商人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本身的自然地理环境所造就。浙江多山、少耕地，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频发的自然灾害也让浙江人意识到单靠传统的农耕文明行不通，开始探索起“做商贩，走四方”的商业文明，经商的传统就此在这片土地发迹。
春秋时期被尊奉为“商圣”的范蠡，就出身于定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市)的古越国，“三致千金”的经历令他成为浙商的典范，重商的越国也成为浙商最早的发源地。
此后更有数不胜数的浙商名人：来自湖州的明初首富沈万三，来自宁波的“五金大王”叶澄衷，来自湖州靠创办丝起家的南浔“四象”……近代以来浙商一举崛起，与徽商、晋商、粤商并称为“中国四大商帮”，敢闯敢拼的创新精神在一代代浙江人的血脉中传承。
改革开放后，他们更是先人一步搭乘上民营经济的春风，凭借多年累积下来的资金和技术资源，让非公有制企业遍地开花。
直到今天，浙商依然是不可复制的神话。《2020胡润百富榜》中，共有308位浙商上榜，比2019年增加70位，连续三年蝉联第一，这里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网易创始人丁磊，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以及首次上榜便位列第三的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前十榜单中，浙商就独占四席。到2021年，最新的福布斯实时亿万富豪榜显示，我国排名前三的富豪均来自浙江。
也许你会说，这只是浙江头部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不具有普遍性。实际上，从全国范围来看，浙江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都相对较小，并且也在逐年缩小贫富差距，是一个能打造“共同富裕”的好地方。比如2020年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比上年缩小0.05，连续8年呈缩小态势，也是自1993年以来首次降至2以内。
浙江不仅富裕，而且富裕得很均衡。乡村配套的公共服务建设也不比城市差，比如基本每个村都会配备农家书屋、文化礼堂、卫生服务站等。当某些城市商品房还在用“150米内基本商店齐全”“绿化覆盖率达35%以上”的噱头来招揽房客时，这些在浙江的新农村已经基本得以实现。
乡村发展得好，自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大城市的虹吸效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埋头往外跑，而是主动回到家乡，开启了在家创就业的新潮流。
3. 根植血脉的乡土传承
当收入提升时，不少人会咬牙在市区买上一套房，再不济也会选择县城。那么为什么作为中国经济最富庶地区之一的浙江省，反而会背道而驰、跑回乡下造房子呢？这就要归结到江南地区深厚的宗族观念上。
浙江是全国宗族文化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对于血脉传承尤为重视，几乎村村有祠堂、支支有家谱。在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总目》著录的全部52401种谱牒中, 浙江省的谱籍数量居于全国榜首，占存谱总数的25.9%。在浙江温州，有着“三世不修谱，当以不孝论”的说法，这里的修谱工作也从未中断。
从古至今，在宗族观念的强弱划分上，一直有着“南强北弱”的态势，这与南北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都密不可分。
一方面，不同于北方依靠平原形成用水较少的旱作农业，南方则因多山多水的自然环境形成了稻作农业，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劳动力协作灌溉生产，势必会带来人群的聚集，最终走向大家族化和宗族化的趋势。同时因为地理环境相对闭塞的局限，这种秩序得以维持与强化。
另一方面，历史上北方多战乱，南方多太平。中国古代多建都于北方，直到宋朝才开始逐渐南下，统治者在辖管区域多会削弱族群力量以维系自身权势，此外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入侵者多集中于北部，战乱的频繁更加冲击了原有的宗族秩序。
不少北方先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南下逃难。比如五胡之乱中，晋朝的世家大族纷纷南逃，史称“衣冠南渡”。安史之乱引发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经济中心也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
逃至南方的世家大族，为了与本地士族抗衡，往往会聚族而居，同时南方原有的宗族也对这些北方移民充满警惕，这些都在客观上刺激了南方地域宗族认同的传统。
久而久之，江南地区的人们聚族而居，依靠在一个完整的宗族组织中，通过规范的宗法制度和儒家礼仪管理和团结族众，生根繁衍并不断枝繁叶茂，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宗族体系，一个个血缘村落便是宗族文化传承的见证。
历史上的宁波曾经历过多次移民浪潮，尤其在金军大举入侵、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率众南迁，建立起南宋，许多百姓也随之南渡，形成中国古代第三次人口大迁徙，宁波也一跃成为浙江十州中人口最多的州府。
作为历史上的高移民地区，宁波多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单姓古村落，这些村落往往以宗族中的大姓或最先来到此地的移民姓氏来命名，比如张家、杜家、许家、楼家岙、印家坑、倪家山等，据统计，宁波市内有1000多个以“家”命名的行政区划。这也足以看出当地浓厚的宗族文化传统。
在现代，浙江省的当代宗族自改革开放后迅速复兴，传统的族谱、祠堂、祭祀、庙会等被重新激活，比如初期的温州地区在编修宗谱和修建祠堂上几乎到了村村普及的程度，大的家族修谱花费数以百万计的也不在少数。
我的一个义乌朋友曾对我说，义乌人遍布全国各地做生意，因此在全国各地都会有房产，但逢年过节还是会回老家农村，因为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老家还有房子根就在，老家没房子的就像断了根的浮萍。“浙江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义乌的乡愁情结是很浓的，在这里出生的最后也要在这里结束。”
于是在浙江的农村，你可以看到不少新建或者正在建的小别墅，或许房子的主人也并不是每天都居住其中，但血脉中流淌的宗族文化无时无刻不在牵引着他们，一定要与家乡保持联结，而房子，便是最好的纽带与载体。回村里养老安度晚年，或许也是每一个出身农村的浙江人，最为朴素的心愿。
建筑设计师王澍在谈及乡村振兴时曾说过，未来的乡村，其实也是一种“隐形城市化”的状态，有山青水绿的生态环境，有文化传统的滋养，有现代化的生活。
那么在浙江的农村，我仿佛看到未来乡村的影子，它是充满活力的，在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助推下飞速成长。它也是保持本真的，浓重的乡土情结依然在一代代人的血脉中流传着，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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