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到首博的镇馆之宝伯矩鬲,1974年,两座大墓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走入公众视野,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也被考古工作者揭开。时隔40余年,这两座墓葬又有新发现。



12月7日,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琉璃河遗址考古重要成果: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铜簋,与40余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为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证据;利用最新的文物保护技术和科技手段,考古人员精细发掘、还原了西周墓葬棺椁,对研究墓葬随葬器用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新出土铜簋下葬时盖身混淆一错3000年



12月7日上午,记者在琉璃河遗址考古现场看到一个巨大的圆形“深坑”,这是这次发掘的M1901号墓葬,其实它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1970年代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发掘的253号墓。

“40余年前,这里出土了迄今为止北京地区一支最大的大青铜器堇鼎。”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当年由于地下水位高,两座墓葬没有发掘完整,一些细节没有完全揭露出来,今年,为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者对编号为M1901和M1903的两座西周早期墓葬进行再次发掘,“这次,我们在老一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发现了新的惊喜。”



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趣事。M1901号墓葬新出土的铜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器盖内铭文为“白(伯)鱼作宝尊彝”,器内底铭文为“王于成周,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



“据铭文推断,这两件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应是混淆了,一错3000年。”王晶说,时隔40余年,两器重聚首,也证明了(伯)鱼和圉实为同一人,为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的证据。



同时,该墓葬新出土的青铜面具、兽面形铜饰、成组的铜车马器、镂空有銎铜戈,纹饰精美、细节丰富,均为首次发现,表现出多元的文化因素。



M1903号墓葬出土了多件漆器,包括三角纹簋、豆等,“漆器的发现,弥补了上世纪现场文物保护技术有限的遗憾,对于墓葬随葬器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王晶说。

发现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墓葬头箱盖板

考古现场,墓葬的细节也被考古人员精准还原。



王晶介绍,为填补以往田野发掘的空白,进一步研究西周墓葬的棺椁规制,考古人员首次采用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的“破壁发掘法”,对重点现象和出土器物进行清理,重点痕迹留取剖面。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现象,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席纹等,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精准还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为还原下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考古人员还利用最新的测绘手段、信息记录手段和文物保护技术,对文物进行了精细化的发掘。



新发现的M1902号墓发现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头箱盖板,在北方地区也较少见。箱内有铜提梁卣、铜尊、铜爵、铜鼎、铜剑、漆器、陶器等,组合丰富。棺椁及人体骨骼均保存良好,椁板上有整只殉葬狗,与狗同出了一件铜铃。

“该墓是难得一见的完整材料。”王晶说。

遗址保护区域范围远超此前认知

通过科技手段,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范围有了新认知。



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web-GIS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坐标信息、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逐层进行绘图、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考古人员完成了重点勘探面积约32万平方米,抽样勘探面积45万平方米,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3平方公里,远超过此前对遗址的认识。

考古人员还确定了居葬合一和单纯墓地两种墓葬类型,对墓地结构和族群分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城内新发现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4处,大型水井7处。大型夯土保存之好、范围之大,在西周考古中属于前列。其中,最大型水井的井圹夯土宽度超过30米,深逾10米,分布在包括城南区域,说明西周燕都“穿井治城”的水平已经相当发达,大型水井的附近存在高等级建筑的可能性很高。这些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城内功能区的分布,了解燕国始封地的规划理念、组织模式和治理能力。



此外,考古人员本次厘清的西周墓地范围超出原有认识的墓葬区边界,表明琉璃河城外存在小型聚落,就近埋葬的情况,对进一步了解琉璃河遗址辐射范围和族属分布具有价值,为遗址公园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原标题:北京考古曝重大发现!3000年西周大墓下葬时曾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