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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发表文章,虽然辞职潮已经成了疫情尾声时期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是,根据数据分析,历史性的辞职潮并没有出现,现在离职的工人并没有选择离开职场,而仅仅是趁着就业形势大好选择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已。
即使工人们确实对薪资待遇、工作时间等因素颇为不满,他们的抱怨也只停留在Reddit留言板上,面对现实的生存问题,大部分工人还是相当理智的。
1919年,随着西班牙流感的影响逐渐减弱,西雅图的工人们开始骚动,许多人受够了长时间的工作和低工资,尤其是在高通胀时期。船厂工人举行了罢工,其他人也放下工具以示声援。报纸上充斥着机械师、消防员和油漆工辞职的故事。西雅图事件引发了全国其他地区和大部分富裕国家的劳工骚乱。老板们担心,工人已经成为了不愿工作的反资本主义者。
现在,西雅图似乎再次成为工作关系大转变的起点。10月,当地木匠工会为了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了长达数周的罢工,酒店和商店仍然人手不足,当地的科技公司由于担心员工流失,自2020年以来已将平均工资提高了近5%,其中的微软公司在今年早些时候声称,全球46%的劳动力正计划进行“重大改变或职业转型”。
西雅图似乎是德州农工大学的安东尼·克洛茨所说的“大规模辞职”(great resignation)的一个例子。这个令人难忘的术语已经迅速成为企业界的流行语,在公司的收益电话和鸡尾酒会上大肆宣扬。
它在网上也掀起了波澜,社交媒体网站Reddit上的一个“反工作”(anti-work)留言板充满了反对贪婪老板要求的长篇大论。这个论坛现在每天产生的用户评论比“华尔街赌注”(WallStreetBets)版块的还多(华尔街赌注在今年早些时候推动了股票市场)。
这个词的定义很灵活,但本质上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这种疫情引发了一种文化转变,工人们开始重新评估他们生活的重点。从事低端工作的人不愿意再忍受低工资和恶劣的条件,而白领阶层则对长时间工作的想法嗤之以鼻。
有些人变得更闲散或想要更多的权利,有些人想尝试新事物,有些人对金钱的渴望减少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了简单生活的乐趣。据称,这导致了辞职和退学的大浪潮。然而,有一个问题:这个理论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它。
“大规模辞职”论在美国和英国似乎最为强烈。9月,创纪录的440万美国人辞职(见图1)。在今年第三季度,近40万英国人在递交辞呈后从一份工作转到另一份工作,也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的辞职率创历史新高,数据源:劳工统计局
有间接证据表明,雇主也在对进一步的离职威胁作出反应。根据高盛银行编制的一份跟踪报告,这两个国家的工资增长异常高(见图2)。12月3日发布的美国疲软的就业报告似乎证实了,职位空缺仍然接近历史高点,寻找员工变得十分困难。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11月只增加了21万个工作岗位,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55万个。
英国(深蓝)、美国(红色)的工资在疫情期间有所提高,各国(浅蓝)和日本(粉红)的反而下降了,数据源:高盛集团
然而,在富裕世界的其他地区,却很难发现巨大的辞职现象。当然,数以百万计的人退出了工作岗位是事实。我们认为最合理的猜测是,富裕世界的劳动力比没有新冠时少了3%,即为2000万人的缺口。然而,在美国和英国之外,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反映了更多人退出。
10月,9.6万名加拿大人在过去一年中因为“不满意”而离职,低于疫情暴发前的13.2万人;在日本,因辞去前一份工作而失业的人数接近历史最低点;新西兰关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数据看起来完全不值得注意;在意大利,有迹象表明辞职人数略有增加,但在整个欧盟,从工作转向休闲的人数比疫情之前要少。
而且在许多地方,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工人们变得更大胆(你可能会认为这种大胆是辞职人数增加的原因),澳大利亚的工业纠纷数量继续呈下降趋势。根据最近一期的《日本劳工问题》杂志,集体劳资纠纷正“面临消亡”,如果这场疫情真的改变了工人的世界观,那只能说他们隐藏得太好了。
那么,其他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劳动力的减少,许多人仍然说他们害怕感染新冠病毒,因此可能会避开公共场所,比如说,移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即使辞职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仅在英美出现的现象,是否有证据证明在这两个国家辞职的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工作?尽管有Reddit帖子,但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在英国,有十分之一的工人说他们希望工作时间更短,工资更低的工作,这个比例与长期的平均水平是一致的。美国盖洛普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作为工作满意度的粗略代表,“员工敬业度”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这与越来越多的人急于寻找其它出路的观点难以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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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有两个更普通的解释来说明辞职率的飙升。一个是与空缺职位有关。当有很多职位空缺时,人们对递交辞呈感到更有信心,即使他们相当喜欢自己的工作。
他们也可能被挖走,现在的空缺率很高,部分原因是疫情导致新行业的需求激增(例如,网上零售的仓库)。哈佛大学的杰森·弗曼对美国的分析和求职网站Indeed的帕维尔·阿德里安对英国的分析表明,辞职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大量的空缺职位中进行选择。
然而,弗曼和阿德里安的分析可能低估了辞职人数激增的真正原因。在这两个国家,在2020年中期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辞职人数下降了,许多想在去年离职的人可能现在才鼓起勇气离职。考虑到这些“被压抑”的辞职,最近的回升看起来并没有那么不寻常。
真正的“大规模辞职”会出现吗?这可能需要更彻底的文化变革。整个家庭需要一起做起决定,他们未来的消费需求,以及他们的必要收入,都会大大降低,这意味着不再有国外度假,减少外出就餐和家用电器。这也意味着圣诞礼物的减少,今年在西雅图或其他地方参观过黑五促销活动的人,都会很快打消这种转变的念头。
原文链接: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evidence-for-the-great-resignation-is-thin-on-the-ground/21806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