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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chell Abidor和Miguel Lago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对号称“法国特朗普”的埃里克·泽穆尔正式宣布参加明年法国总统大选表达了担忧。他自己是犹太人，却成为法国宣扬种族主义的急先锋。他对于法国反犹历史的洗白和对移民的疯狂攻击，对法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法国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也是人权的发源地。但同时贯穿该国政治传统的是更为黑暗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在法国式偏执的历史中，似乎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更致命的篇章：一个看似不太可能的赢家。
埃里克·泽穆尔在周二正式宣布参加明年四月的总统选举。他是一名极右翼的辩论家，是如今法国种族主义最响亮和最极端的声音。虽然泽穆尔的民调支持率已开始从今年秋季早些时候的高点下滑，但他备受争议的竞选引起了很大一部分选民的共鸣，他仍是领先的候选人之一。
他抓住了全国的头条新闻，并以多年未见的方式将邪恶的偏见释放到主流民意中。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曾两次被判煽动种族仇恨和歧视的泽穆尔是一个犹太人。他继承并发扬了种族主义者的传统，虽然他正是他们曾经攻击的群体其中一员。他升级了法国最古老的仇恨，将其带入一个新时代。
目前法国极右势力的根源只能从它的以往的历史来理解。
宗教反犹主义长期以来是法国反动思想的主要内容。到了19世纪，它演变成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反犹主义，在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起政治事件与社会运动事件)前后形成了明确的形式。
这起丑闻涉及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他被错误地指控向德国泄露机密并被判刑。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和他的批评者之间的斗争定义了法国政治。
这一时期，法国出现了反犹报纸，比如《自由报》(La Libre Parole)，其报头上的口号是“法国人的法国（France for the French）”，这仍然是法国右翼的最爱。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它以与纳粹结盟的维希政府和法国参与对犹太人的驱逐和谋杀的围捕作为结束。
《自由报》海报。图源：Gallica Digital Library
大屠杀之后，反犹主义不再是一种可行的政治运动，尽管它从未从社会中完全消除。随着来自法国前殖民地的大量移民的到来，反犹太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反黑人，尤其是反阿拉伯的种族主义所取代。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种族主义的政治声音一直是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党，现在改名为“全国集会”党的主要诉求，试图进入主流社会。该党在2002年和2017年两次进入了第二轮总统选举。泽穆尔现在正从右翼包抄它。
不难看出泽穆尔意识形态的根源：他坚称法国正在与伊斯兰进行一场宗教战争，正在与黑人和阿拉伯人进行一场种族战争；主要城市的整个社区都被“殖民”；伊斯兰教是恐怖主义的宗教；必须让法国伊斯兰教徒在伊斯兰教和法国之间做出选择(他认为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
这一切都是二十五年前对犹太人仇恨的升级。
就像过去的反犹分子指责无所不能的、邪恶的犹太人犯下各种罪行，甚至导致塞纳河洪水一样，对泽穆尔来说，没有伊斯兰教徒是无罪的。
劳动者被迫从住得很远的家里开车去上班？那是因为移民“占领”了城市及其郊区。毒品的传播？因为所有无亲人陪伴的移民未成年子女都是毒贩。医院资源短缺？那是因为移民们对自己没有贡献的制度滥用了。
他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就像法国过去的反犹分子一样，他希望减少移民在这个国家生活中的存在。社会住房应该只提供给法国人，他指的是法国白人。他没有解释他如何排斥已归化或在法国出生的伊斯兰教徒，这不是重点。种族歧视是唯一重要的一点。
泽穆尔并没有无视历史遗产。他不仅是一个煽动者，他还是一位作家和通俗历史学家。他经常引用法国历史上的反动政治人物、作家和思想家的话，尤其是德雷福斯事件时期的。泽穆尔对法国历史进行了多次修改，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2014年继续宣称，法国维希政府总理菲利普·贝当在二战期间保护了法国犹太人，只是驱逐了外国犹太人。
菲利普·贝当。图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cassowaryprods/34604146344/
他还篡改了德雷福斯事件的历史。泽穆尔说，法国总参谋部怀疑德雷福斯从事间谍活动是合理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德雷福斯曾在法国总参谋部工作，据说他从那里窃取了一些文件。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然而，更离谱的是，他声称德雷福斯事件的双方都有“高尚的”动机。更不用说德雷福斯被免罪了。泽穆尔说，对他的指控者是出于对国家的担忧。长期以来，那些谴责德雷福斯的人被视为“动机高尚”一直是一种边缘观点。现在不是了。
泽穆尔是一名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他表达这些立场是在展示一种扭曲的犹太同化主义。法国右翼反犹太主义构成的威胁早已不复存在。近年来，对法国犹太人的袭击是孤立的个人、暴徒或恐怖分子所为。当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真正处于危险之中时，那是因为政府是这些威胁的幕后黑手。
今天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泽穆尔的例子中，犹太人以前是法国的局外人，现在成了局内人；即使法国伤害了犹太人，这个局内人也会捍卫法国。
就像整个法国一样，犹太人社区在泽穆尔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从泽穆尔和他最亲密的助手萨拉·克纳佛，到他在知识界的主要对手伯纳德·亨利，竞选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有犹太人。考虑到这种分裂，以及许多其他事情，泽穆尔竞选所代表的就是法国的犹太人同化。
泽穆尔把自己塑造成法国的声音，法国的“救世主”，他的犹太血统很好地服务于他自己和极右势力。他为维希政府辩护，为贝当辩护，为法国殖民主义，甚至像他最近所做的那样，为法国对“阿拉伯人和某些犹太人”的屠杀辩护。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为法国最恶劣的污点开脱，并帮助它在对伊斯兰教徒发动战争时获得新生。
这个犹太人作为反移民种族主义的马前卒，其在公共话语中对种族主义的正常化，是一个新的、令人恐惧的发展态势。这方面的结果是不可预见的，但它们不是好兆头。
原文链接：https://www.nytimes.com/2021/12/02/opinion/eric-zemmour-france-jew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