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林辉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编辑：Susu，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丽乡村
在当前中国的农业发展中，存在一对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努力推动农业产业化，投入大量的资源，希望带动广大农民发家致富；另一方面，成功的农业产业化案例并不多见，农民还经常怨声载道。
花村，2000多人口，在中国的中部地区是很普通的一个村庄。幸运的是，在几年前，花村被选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从此迎来了大量的项目资金。这些项目资金主要用于花村的农业产业化建设。
美丽乡村，是国家对农村未来发展的蓝图构想。早在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具体要求。2008年，浙江省安吉县正式提出“中国美丽乡村”计划，提出用10年左右时间，把安吉县打造成为中国最美丽乡村。很快，安吉的实践就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中央的高度认可。2013年，当时的国家农业部全面启动“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并于次年发布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十大模式。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十大模式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产业发展型”。花村在打造美丽乡村示范点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围绕着产业发展展开的。事实上，在接下来中国将大力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振兴”也是作为首要目标被提出来的。
产业振兴？
对于花村来说，传统的产业是以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为主的第一产业。农民很清楚，种植粮食作物是很难创收的，只有经济作物种植才有可能发家致富。早前，当地农民主要种植西瓜，后来市场行情不好，大家又纷纷改种桃子、李子、石榴等。农民跟着市场走，什么水果好卖就一拥而上拼命种，结果市场供给过多反而卖不出好价钱，农民一看市场行情不好，又一哄而下全砍掉。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农民根本赚不得什么钱。
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带动农民将产业发展起来，形成示范。实际上，分散的小农要组织起来发展某种特色产业难度很大，风险也不小，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麻烦的事情。既然农民动员不起来，也不敢去动员，但是又要搞农业产业化，那就只能依靠农业企业或种植大户了。现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大量资源要投放到花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理想的模式是将这些资源集中投放给农业企业，鼓励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并带动其他小农户发展农家乐。
于是，当地政府要求花村的干部必须在短期内把很大一片农地流转给集体，再由集体统一租给农业企业。同时，为了支持花村的开发，政府将农田整治项目，也优先安排给花村，尤其是农业企业所在的项目点。据了解，投入到花村的农田整治费用超过2700万，其中作为农业企业配套建设的投入就超过1000万，包括两个合计800多万的温室大棚和各种水利、道路设施。
此外，当地政府通过整合项目资金，投入3000多万给花村项目点修建景观路。游客中心、干部培训教育基地的几个房子，也是政府投钱建的。农业企业园区里面的沟渠，也是政府支持建设的，花了几百万的资金。
花村发展旅游最大的卖点，是一条贯穿全村的河流，花河。无论是花河的水上旅游项目还是沿河的步道，对水量和水质都有一定的要求。花河的水来自上游的水库，主要是用于农业灌溉。政府为了支持公司旅游项目的开展，跟水库管理部门打了招呼，让他们既要保持花河的水量，同时又不能放太多的水，确保水上游乐设施能够用得起来。
并不红火的农家乐
为了配套乡村旅游的餐饮和住宿，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引导村民搞农家乐，把老旧房子修缮一新，接待游客吃饭和住宿。
虽然政府、企业都投入了不少的资金，农民为农家乐也投入了一大笔钱，但是效果却不甚理想。这几年，农业公司几乎是年年亏钱。虽然公司希望通过市里的旅游公司把客流量引过来，但是说实在的，花村这个项目点并没有什么看头。在当地政府一些干部看来，类似花村这种乡村旅游的模式在周边也不少，几乎都是大同小异，花村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
由于旅客不多，而且很多是来自周边的散客，他们开车来花村看个半天就回家了，很少在村里吃饭。因此，花村的农家乐并不怎么红火，真正赚钱的也就几家。一些农家乐干脆把门关了，安心种田或外出打工。那些继续坚持的农家乐，为了争夺客源，时而也会爆发冲突，原本关系不错的家庭，因为利益冲突而反目成仇。
由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资源主要集中到项目点所在村民组，其他村民组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则很难得到有效满足。比如有个小组长就抱怨说，他们组的一个泵站坏了好几年，虽然一直跟村里申请进行维修，但是根本得不到落实，直接影响到农户的粮食种植。
还有一些农民担心，原本灌溉条件就不太好，现在花河的水量排放为了照顾公司的旅游项目又受到限制，会不会影响下游地块的灌溉呢？
农业产业化的风险
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的花村，其农业产业化的遭遇实际上是近年来中国农村建设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倡导出现于1990年代初期，它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试图依靠龙头企业带动，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现一体化经营的生产组织方式。
最近三十年来，农业产业化被视为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几乎成为中国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理论和政策范式。在实践中，农业产业化主要表现为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引入农业企业、推动三产融合等。然而，从笔者的调研情况来看，农业产业化的效果并不理想，花村令人伤感的发展故事并非孤例。
调研发现，在第一产业的经营上，因为需要大量雇工，农业企业的效率并不比小农来得高；在第二产业的经营上，并不是每个村、每个乡镇都需要建农业加工厂，在哪里建厂，建多少厂，这是由市场自身决定的；在第三产业的经营上，农村能做的主要就是乡村旅游，但是除了少数城郊村以及风景名胜村，大多数偏远的乡村都缺乏乡村旅游的潜力。理性的资本都明白，越往偏远的农村走，资本投入的风险就越大。
实际上，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之所以常常以失败告终，原因并不复杂。从根本上讲，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人地关系格局下，中国农村的资源尚不足以支撑起几亿农民的安居乐业。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家庭发展，主要还是要依靠年轻人在城市的辛勤务工，以及中老年人在村里务农，而不是在政府引进的农业企业中打工。
这种“城乡之间的代际合作模式”决定了，广大农民不可能轻易放弃手中的承包地。这些承包地一方面为家庭经济贡献了接近一半的收入，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如果有一天城市经济不景气或者自己年纪大了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回到农村至少还有一块安身之地。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在城市务工的广大农民并没有感到特别焦虑的根源。他们提前返回农村或推迟回到城市，无非是过了一个更长的春节假期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依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尤其是城市化建设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中央也不会轻易改变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正是这一制度确保了农民在必要的时候能够“退回农村”的权利。如果大规模地、强行地推行农业产业化，尤其是大规模土地流转，很可能切断农民和土地的关联，不仅农业产业化自身很难成功（就像花村一样），而且很可能给中国农村社会埋下不稳定的因素。
回到农业基础设施
因此，在农村发展的政策设计上，我们需要更多地聚焦于如何满足农民种田的便利性，提供更为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这才是广大农民最主要的需求。
农地整治是最核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围绕着农业耕作的便利性，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应倡导适度规模经营，将原本碎片化的农地整合成大田，使得农户可以集中在一两块农地上耕作。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仅次于农地的农业基础设施。大宗农作物生产最困难的地方在于产中环节，尤其是水利灌溉。一方面，要加强中小型水利设施的修缮和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农田水利合作，这也许是比水利工程更为关键的问题。我们在某些产粮大县调研发现，因为基层水利合作难以组织起来，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甚至都发挥不了作用。
除了土地和水利之外，道路交通和机械化对于农业生产来说也非常重要。目前村村通公路已基本实现，但是村庄内部的道路以及农田中的机耕道依然是比较落后的，不利于农民将生产资料运到田间地头，也不利于农民将农产品运出来。事实上，道路交通和机械化发展情况与农地和水利的格局关系密切，一般来说，农地平整程度高、单块面积大、水利设施规整，那么田间机耕道就容易布局，也有利于大型机械作业。
另外一项重要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技术。近年来，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农民种田完全依靠自身经验甚至是靠天吃饭。农民该种什么品种，如何套种，如何防治病虫害，如何减少土地污染，等等，实际上都需要有一套完善的农业技术支持体系。在很多乡镇，原来专门提供农技服务的部门已经形同虚设，根本发挥不了技术引领的作用。
概言之，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围绕耕作便利性展开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农业产业化，才是他们最为关切的利益所在，这也是中国坚持稳健的现代化道路的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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