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林辉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编辑:Susu,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丽乡村


在当前中国的农业发展中,存在一对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努力推动农业产业化,投入大量的资源,希望带动广大农民发家致富;另一方面,成功的农业产业化案例并不多见,农民还经常怨声载道。


花村,2000多人口,在中国的中部地区是很普通的一个村庄。幸运的是,在几年前,花村被选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从此迎来了大量的项目资金。这些项目资金主要用于花村的农业产业化建设。


美丽乡村,是国家对农村未来发展的蓝图构想。早在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具体要求。2008年,浙江省安吉县正式提出“中国美丽乡村”计划,提出用10年左右时间,把安吉县打造成为中国最美丽乡村。很快,安吉的实践就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中央的高度认可。2013年,当时的国家农业部全面启动“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并于次年发布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十大模式。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十大模式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产业发展型”。花村在打造美丽乡村示范点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围绕着产业发展展开的。事实上,在接下来中国将大力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振兴”也是作为首要目标被提出来的。


产业振兴?


对于花村来说,传统的产业是以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为主的第一产业。农民很清楚,种植粮食作物是很难创收的,只有经济作物种植才有可能发家致富。早前,当地农民主要种植西瓜,后来市场行情不好,大家又纷纷改种桃子、李子、石榴等。农民跟着市场走,什么水果好卖就一拥而上拼命种,结果市场供给过多反而卖不出好价钱,农民一看市场行情不好,又一哄而下全砍掉。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农民根本赚不得什么钱。


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带动农民将产业发展起来,形成示范。实际上,分散的小农要组织起来发展某种特色产业难度很大,风险也不小,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麻烦的事情。既然农民动员不起来,也不敢去动员,但是又要搞农业产业化,那就只能依靠农业企业或种植大户了。现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大量资源要投放到花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理想的模式是将这些资源集中投放给农业企业,鼓励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并带动其他小农户发展农家乐。


于是,当地政府要求花村的干部必须在短期内把很大一片农地流转给集体,再由集体统一租给农业企业。同时,为了支持花村的开发,政府将农田整治项目,也优先安排给花村,尤其是农业企业所在的项目点。据了解,投入到花村的农田整治费用超过2700万,其中作为农业企业配套建设的投入就超过1000万,包括两个合计800多万的温室大棚和各种水利、道路设施。


此外,当地政府通过整合项目资金,投入3000多万给花村项目点修建景观路。游客中心、干部培训教育基地的几个房子,也是政府投钱建的。农业企业园区里面的沟渠,也是政府支持建设的,花了几百万的资金。


花村发展旅游最大的卖点,是一条贯穿全村的河流,花河。无论是花河的水上旅游项目还是沿河的步道,对水量和水质都有一定的要求。花河的水来自上游的水库,主要是用于农业灌溉。政府为了支持公司旅游项目的开展,跟水库管理部门打了招呼,让他们既要保持花河的水量,同时又不能放太多的水,确保水上游乐设施能够用得起来。


并不红火的农家乐


为了配套乡村旅游的餐饮和住宿,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引导村民搞农家乐,把老旧房子修缮一新,接待游客吃饭和住宿。


虽然政府、企业都投入了不少的资金,农民为农家乐也投入了一大笔钱,但是效果却不甚理想。这几年,农业公司几乎是年年亏钱。虽然公司希望通过市里的旅游公司把客流量引过来,但是说实在的,花村这个项目点并没有什么看头。在当地政府一些干部看来,类似花村这种乡村旅游的模式在周边也不少,几乎都是大同小异,花村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


由于旅客不多,而且很多是来自周边的散客,他们开车来花村看个半天就回家了,很少在村里吃饭。因此,花村的农家乐并不怎么红火,真正赚钱的也就几家。一些农家乐干脆把门关了,安心种田或外出打工。那些继续坚持的农家乐,为了争夺客源,时而也会爆发冲突,原本关系不错的家庭,因为利益冲突而反目成仇。


由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资源主要集中到项目点所在村民组,其他村民组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则很难得到有效满足。比如有个小组长就抱怨说,他们组的一个泵站坏了好几年,虽然一直跟村里申请进行维修,但是根本得不到落实,直接影响到农户的粮食种植。


还有一些农民担心,原本灌溉条件就不太好,现在花河的水量排放为了照顾公司的旅游项目又受到限制,会不会影响下游地块的灌溉呢?


农业产业化的风险


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的花村,其农业产业化的遭遇实际上是近年来中国农村建设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倡导出现于1990年代初期,它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试图依靠龙头企业带动,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现一体化经营的生产组织方式。


最近三十年来,农业产业化被视为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几乎成为中国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理论和政策范式。在实践中,农业产业化主要表现为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引入农业企业、推动三产融合等。然而,从笔者的调研情况来看,农业产业化的效果并不理想,花村令人伤感的发展故事并非孤例。


调研发现,在第一产业的经营上,因为需要大量雇工,农业企业的效率并不比小农来得高;在第二产业的经营上,并不是每个村、每个乡镇都需要建农业加工厂,在哪里建厂,建多少厂,这是由市场自身决定的;在第三产业的经营上,农村能做的主要就是乡村旅游,但是除了少数城郊村以及风景名胜村,大多数偏远的乡村都缺乏乡村旅游的潜力。理性的资本都明白,越往偏远的农村走,资本投入的风险就越大。


实际上,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之所以常常以失败告终,原因并不复杂。从根本上讲,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人地关系格局下,中国农村的资源尚不足以支撑起几亿农民的安居乐业。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家庭发展,主要还是要依靠年轻人在城市的辛勤务工,以及中老年人在村里务农,而不是在政府引进的农业企业中打工。


这种“城乡之间的代际合作模式”决定了,广大农民不可能轻易放弃手中的承包地。这些承包地一方面为家庭经济贡献了接近一半的收入,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如果有一天城市经济不景气或者自己年纪大了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回到农村至少还有一块安身之地。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在城市务工的广大农民并没有感到特别焦虑的根源。他们提前返回农村或推迟回到城市,无非是过了一个更长的春节假期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依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尤其是城市化建设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中央也不会轻易改变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正是这一制度确保了农民在必要的时候能够“退回农村”的权利。如果大规模地、强行地推行农业产业化,尤其是大规模土地流转,很可能切断农民和土地的关联,不仅农业产业化自身很难成功(就像花村一样),而且很可能给中国农村社会埋下不稳定的因素。


回到农业基础设施


因此,在农村发展的政策设计上,我们需要更多地聚焦于如何满足农民种田的便利性,提供更为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这才是广大农民最主要的需求。


农地整治是最核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围绕着农业耕作的便利性,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应倡导适度规模经营,将原本碎片化的农地整合成大田,使得农户可以集中在一两块农地上耕作。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仅次于农地的农业基础设施。大宗农作物生产最困难的地方在于产中环节,尤其是水利灌溉。一方面,要加强中小型水利设施的修缮和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农田水利合作,这也许是比水利工程更为关键的问题。我们在某些产粮大县调研发现,因为基层水利合作难以组织起来,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甚至都发挥不了作用。


除了土地和水利之外,道路交通和机械化对于农业生产来说也非常重要。目前村村通公路已基本实现,但是村庄内部的道路以及农田中的机耕道依然是比较落后的,不利于农民将生产资料运到田间地头,也不利于农民将农产品运出来。事实上,道路交通和机械化发展情况与农地和水利的格局关系密切,一般来说,农地平整程度高、单块面积大、水利设施规整,那么田间机耕道就容易布局,也有利于大型机械作业。


另外一项重要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技术。近年来,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农民种田完全依靠自身经验甚至是靠天吃饭。农民该种什么品种,如何套种,如何防治病虫害,如何减少土地污染,等等,实际上都需要有一套完善的农业技术支持体系。在很多乡镇,原来专门提供农技服务的部门已经形同虚设,根本发挥不了技术引领的作用。


概言之,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围绕耕作便利性展开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农业产业化,才是他们最为关切的利益所在,这也是中国坚持稳健的现代化道路的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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