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梁文道，内容编辑：苏小七，监制：猫爷，题图来自：《平原上的夏洛克》
11月18日，是今年的世界哲学日。
这个本来没多少人留意的节日，今年有些不大一样，前几天还真有一则跟哲学相关的新闻，引发了很多的人的关注。正好在这天，一篇题为《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的文章几乎在社交媒体刷屏，传播甚广。
这个题目本身就很吸引人的注意力，把一位20世纪影响力巨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跟一位代表阶层身份的“农民工”放在一起。
这位叫做陈直的工人很喜欢读哲学，在这么多年的打工生涯里，每到一个地方打工，他都会充分利用当地的图书馆，去钻研他心爱的哲学书籍。
陈直喜欢哲学，喜欢到了什么地步呢？就在今年8月，他把美国一本还算不错的海德格尔的哲学导论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发表在豆瓣上。如陈直所述，他喜欢哲学并不是要逃避现实生活，纯粹是因为对哲学问题太感兴趣了。
除了这篇报道，陈直在豆瓣上的自述帖文和翻译内容，也都被网友看到，引发了不小的讨论与争议。
*原帖：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52177590/#7821197GvrdC26
1. 每过一段时间，好像就有这样的故事被追捧
看到陈直这个案例最近几天所引发的讨论度，其实我们放大一点，刷新一下自己的记忆，回想一下过去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好像都见过一些类似的故事。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种跨越阶层的文化碰撞故事，那些我们心目中处于阶层底层的人，在某方面的文化表现却很让我们震惊，然后在媒体上掀起了一轮热潮，甚至轰动，跟着大家都还会有种种溢美之词，又谈到说我们要如何去反思。
就在去年，2020年，有一位来自湖北的工人吴桂春，他在东莞打工17年，结果因为疫情原因工厂关闭，所以他要离开东莞，临离开时他去东莞图书馆留言，感谢图书馆这么好的地方，让他17年来能在那好好读书。
然后被媒体发掘了这件事情，吴先生主要的业余兴趣跟活动就是去图书馆看书，他也看了相当多的书，后来东莞好像还把他请回去工作，可以使得他继续在东莞图书馆好好看书，这一时传为佳话。
再回想一下，2019年8月，我在《八分》第一季的时候也聊过沈巍，他是一位50多岁的街头露宿者，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流浪汉”，披头散发却被人发现他有着相当不错的国学修养，对于中国文史说起来那是头头是道，颇有一番自己的想法。
当时他红了以后，很多“网红”跑去跟他直播，有人在镜头前说我要嫁给他，有人说要认他做师傅，甚至有人在镜头前表演向他下跪，要认他做干爹，后来还有人真的跑出来说，其实我是他儿子。但现在我们还记得他吗？
再往前一点，2017年北京皮村，这是北京很多打工人聚集的郊区村落，这里有许多相当不错的打工文化群体，有几部纪录片拍摄了他们的故事，这里有各样的文化内容，还有很多新人在这里发展事业。
参与这些工作坊中的一位就是来自襄阳的育儿嫂范雨素，她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是范雨素》，走红一时，很多出版社都想跟她签约，让她出版作品。因为那篇文章写得是真的好，提到了一位打工人的心路历程，她的生命，她生活中的种种，那是我们都不一定熟悉的事情。
但后来，这些人是不是都几乎被我们淡忘了？在今天这个时代，昨天的新闻就听起来已经都像去年的事情，我记得只有今年3月，《南方人物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还分别回去采访了范雨素，谈到她现在的情况。
同样的，在对于陈直的报道发出以后，也有许多人去谈论陈直的一些个人问题，很多人就觉得他会不会太自恋，还有很多人觉得他对自己的妻子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
但报道是根据采访内容所改编成的自述稿件，我们是不是应该轻易地根据这些采访里的一些片段，比如他说“对儿子没太大感觉，跟妻子没话说”，就因此去判断他家庭生活有很严重的问题，或者这个人好像性格上有些不完整等。
我觉得我们对一个人下判断是很困难的，我不太容易依据这样的一些片段，就定论说一个人就是怎么样，甚至他的夫妻、他的家庭生活，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其他方面的（细节）。
我想说的是，我们可能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但是每一个故事背后的个体其实都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个体对于自己处境的想法跟感受，也都是截然不同的。
2. “小人物逆袭”的叙事
为什么我说他们都是同一类型的故事，因为他们都在媒体上引起了类似的传播效应。大家对于这些人的事迹感知来说，他们都是一类人，这些个体是处于我们心中比较“底层”的状态，他们或许是“民工”，是打工阶层的人，也或许是位流浪汉。
另一方面，这些人又在我们认为的社会上比较“高端”的文化领域中有所表现，比如对于中国文史的认知，对于读书的热忱，对于哲学的爱好，对于文学的表现力等等。
当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好像总觉得不太匹配，因为这不符合我们心中的一般想法。我们一般对于一位民工的刻板想象，他们不太会喜欢在假期或者休闲的时候跑去读书，更不要说读哲学了。
正如陈直自己在访谈中说到的，他跟其他工友们谈话并不“透气”，很少谈到自己的事情。一来主要是因为环境，在宿舍里大家都已经很累了，出出入入的，彼此之间话并不多。二来他们万一要说话，谈的也大都是“吃喝嫖赌”一类，这些事情跟民工尤其是男性民工联系在一起，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很正常。
我们好像有这样一种文化接续，一种假设，你的工作跟你的社会身份是相匹配的。
某个阶层的人就该应该喜欢某类休闲生活方式，某个阶层的人就应该特别容易向往某种文化爱好或者消遣需要。我们心中大概总有这么一组相当固定的版图分布，所以在这些事件一出现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很震惊，它天然就具有在媒体上传播的属性。
再引申下来，我们一般之所以关注这类消息，是因为它又符合了我们大众文化中一种角色类型，那就是所谓“小人物的逆袭”。这种类型想法符合我们一般人心里都有的一种带有民粹主义的向往，或者说渴望。另一方面，我们在社会上和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太多赢家通吃的情况，所以我们总会渴望看到一个小人物能够出头的故事。
如果今天拍一部电影，讲一个富二代含着金汤匙长大，他越做越好，终于又做成了世界首富，这样的故事你想看吗？肯定不想看。如果是一个流落街头的流浪儿，透过自己努力奋发向上，经过命运重重打击，他不屈不挠，最后成为了世界首富。
这样的故事哪个能够拍成电影，又会更受欢迎，显然后面的几率更大。同样的，为什么我刚刚说谈到的这几个人物，也符合这种“小人物逆袭”的故事，并不是说他们在商业、在权力上获得了多大的得益，而是说在文化上他们贡献了，或者说进入到了一个我们平常认为不属于他们的领域与世界中。
这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盼望，这种盼望会加上去，比如说在沈巍走红的那两年，很多人就说，沈巍这段话不得了，看看一个流浪汉都比清华北大教授厉害多了、讲得到位多了。但这种说法坦白来说，稍微推敲一下，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
沈巍固然是对于他所读过的书，他所知道的文史有一定的看法，但是不是就到这样的程度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渴望他有这么厉害，于是会这么来夸赞他。正如陈直对哲学的看法，他所翻译的海德格尔导论，我们也会期盼，他原来要比一个大学教授，或者博士后在读的人所翻译的还要好。
我们会有这种想象，希望它是真的，但很多时候，“It's too good to be true.”（它已经“好”到不真实了。）
第三个原因，我们对这类故事感兴趣，或者大家会关注的理由是什么？那是我们都知道今天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布还有很大的问题，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情况。
我们透过这些阶层的自我描述，比如范雨素写她在皮村的故事，就更能够让我们真切感觉到，我们社会真实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阶层分化，甚至贫富悬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就带来了另一面相当正向的影响，能够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些普通的、平常社会中不容易被媒体注意到的人物，他们的真实处境。
但重要的是，当我们热衷于追寻和发掘这些人物故事之后，这些故事背后的每个个体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遭遇也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就很容易把他们归类成我刚才说的那种故事类型。
我们都喜欢这样的故事类型，但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批判地思考。
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在中国有2亿多灵活就业的人，比如说开网约车，或者送外卖、送快递的人，还有流浪汉，住在皮村里的人，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这些人的故事，这都不是大众媒体平常会关注的。
但我们也知道这不只是媒体导向的问题，它也关乎于我们个人的兴趣，我们是否真的想看这些故事，关注这些人的想法？
3. 文化与阶层，是个太复杂的议题
这就牵涉到在学术界或思想界里，一个常年已有的、比较左翼的角度争论，我大致非常粗糙地整理分类一下，有一类想法是这样的，比如用去年吴桂春在东莞打工去图书馆看书的事情，来论证公共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的重要性。
这让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心目中所谓比较“高端”的文化休闲生活，比如说读书、音乐，艺术表演等等，也应该要普及给所有人，它不应该是有阶层的。去听古典音乐会，它的票价就不应该那么贵，去听歌剧就不应该每个人都穿得那么精致，它就应该是公开给普罗大众的。
所谓的高雅文化它应该是普及的，应该去掉“高雅”这个形容词，就像那篇文章讲，我们不应该觉得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不正常的事，它应该是向所有人开放的。
海德格尔不只是念大学或者是有能力念好大学，专门花时间去读哲学的人才会思考的一个问题，它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至少有机会能够接触的。
当然也有人反驳，比如现在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图书馆，真正成为一种向所有人普及的国家政策，是在英国先开始，大概19世纪之后，在英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休闲活动，包括音乐会、博物馆比如大英博物馆等，它们的阶层色彩逐渐减弱，开始向全民开放。
为什么呢？有一些历史学家分析认为，假如工人们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可能会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没有意义。这就容易产生很多想法，一不小心他们可能就要闹革命了。
身为一个打工人，在流水线上消耗自己的青春与身体是一件很不值得的事情，那就给他们看莎士比亚，然后他们就得到心灵的满足，心灵满足之后在现实中就不会搞革命了。所以有一种左派的思路，认为所谓高雅文化的普及化，其实背后也包含着资产阶层的一个野心。
再来就有人认为，我们为什么要认为这种高雅文化应该普及化，是不是也还是带着一种阶层观念？其实那些在历史上不曾被我们记载的普罗百姓，或者说不曾被我们重视的所谓“底层人民”，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休闲方式，也有自己的思考，这本身其实就很有意义，很值得被尊重。
我们之所以不记录他们，之所以瞧不起他们，是因为我们带着一种文化上的阶层偏见。比如我们在工地上、市场上所看到民工们玩的一些东西，比如街头式的卡拉OK，觉得这些东西太俗了、不够高雅。
我们不用关心他们、不用研究他们、不用记载他们、不要把他们当回事，类似这样的想法很常见，但是否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会不会也能在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里找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20世纪早期的大思想家葛兰西（Gramsci Antonio），他告诉我们，身为革命知识分子，要做的就是怎么样介入一种所谓底层式的人民文化，在其中找出一些资源和力量来，推动成为一个更公正的、更好的、更理想的社会。
然后有许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也都沿着这条路往前走，比如苏联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跟文学史家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他通过《巨人传》去研究欧洲发现，在中世纪后期有很多的嘉年华会，表面上看来，用今天的说法来说就是“三俗”，喧闹不堪，整个城市在几天之内搞得是天翻地覆。
在几天的嘉年华会上，这个城主能被人公然嘲笑，那些掌握城市政权跟话语权的贵族，在那几天好像也都放飞自我了，由着街上的百姓制造他们的大型人偶用来胡闹。平常应该遵循天主教教规、知书识礼的市民百姓们，那几天公然在街上做一些没有节制的表演和笑话，大醉大闹地开各种低级的玩笑。
巴赫金说，其实这时候就释放出了民间的多元声音和力量，这是一种对他们原来的生活秩序，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颠覆，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史学中的潮流也让我们重新看到，过去那些我们关注的中国思想可能都是王阳明、朱熹，但是会不会有很多民间百姓，也有一些我们看来很奇怪的想法，那些想法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中国很多地方的庙会文化，是不是不一定要比古琴乐曲低级？它们也有自己的价值。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就认为，每个阶层的文化品位喜好，在社会上都是被排序的，位于主宰地位的阶层，就主宰了所有阶层的品味金字塔。
比如在今天，喜欢高尔夫球、喜欢马术被认为是贵族的运动，喜欢足球就要再低级一些了。这种排序是怎么来的？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所以他鼓励我们应该要让这些“下层”的人，他们喜欢的内容也能够得到一个品位金字塔秩序的向上抬升。
但另一位法国哲学家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就在书里提到了布尔迪厄的这个说法，表面看起来好像很社会主义，其实也不是，因为这等于把每个阶层该喜欢什么东西给固定下来了。
比如有人喜欢足球，应该做的是让足球更受尊重、更受关注、更受欢迎，颠覆了原有的那种文化品位秩序，可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在认为一个阶层的人只该喜欢一类东西，比如说一个民工他就不应该喜欢海德格尔。
我刚才讲这一大串，是想说，对于这种阶层跟阶层之间的文化口味跟爱好的关联，都是非常复杂的，它不是我们能够那么容易下判断的，也是这一两百年来各个学科领域不断在争论的一个话题。
尾声：他们的声音应该被听到
那么我说一下自己的经历，20年前，我在香港办了一个所谓的民间书院，算是很不成功。书院坐落于可以说是香港平均收入最低的一段街区，附近住着的都是一些修车工人、外籍劳工或者清洁工。
我那时候就常常在想，能不能够让这些所谓的学院知识，庙堂里的文化解放出来，成为更多的无产阶层群众手中的一种道具，或者至少也能够被他们欣赏甚至喜爱。
我就请一些很著名的学者来演讲，这些学院庙堂里的内容到底跟我们面对的那些工人有什么关系？
同时我又反过来思考，难道这些无产阶级劳工或者工人阶级，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自己对世界的认知里面，就没有办法提炼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知识吗？
难道他们自己就没办法开创出一种非常有创意，非常有活力，非常有价值的文化吗？我那几年常常在想这些事情，常常想做一些实验，但基本都算是不值一提了。所以这件事情真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真不是那么容易就下结论。
但我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真正从这件事情开始，不要再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个这样的典型人物，然后让大家满足了一下自己的猎奇心态和欲望就算了，而是每一次出现都能够当成一个契机，让我们更多人沿着这些讨论的线索去思考这件事，以及实际做些什么事情。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皮村的那些文学工作者，与打工人群合作的种种文化活动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意义的一种实践探索。
*本文整理编辑自《八分》第331期，有删减与增添，完整内容可移步看理想App内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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