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ID:sdrenwu),采访、撰文:灯灯,头图来自:《钢的琴》


“如果一个人在职工医院出生,上子弟学校,从小只说普通话,不会讲方言,长大后很难向外人解释自己的老家在哪,对地理上的故乡也缺少归属感,那么,他多半是个厂子弟。”豆瓣“厂矿子弟”小组的组长,长篇小说《子弟》的作者潘一掷总结。


两年前,潘一掷在豆瓣创建了“厂矿子弟”小组,至今已有2600多名组员。


组员们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矿、油田、军工厂、电厂、钢厂和炼油厂,年龄从70后到90后不等,大多是“厂二代”和“厂三代”。



许多人在组里激动地发帖,感慨“终于找到了组织”。虽然厂矿散布在天南海北,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但厂子弟们却意外地发现,他们的成长轨迹高度重合:


大烟囱,红砖楼,自给自足的厂区生活,关系紧密的熟人社会,还有成年后无处安放的乡愁,都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我们和几位厂子弟聊了聊,试图从尘封的往事中,还原当年红火的厂矿生活图景,也为这个曾经庞大,如今却四散在天涯的群体,找寻同类。


厂矿往事


今年46岁的潘一掷是东北人,一家三代在辽宁省朝阳市的向东化工厂生活了50年。“向东化工厂是‘三线建设’的产物”,潘一掷回忆,“三线厂的定位贯穿了我们厂60年的命运”。


“三线建设”,这个连年轻一代的厂子弟都鲜少了解的历史名词,的确是众多厂矿命运的起点。


上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动荡,中国周边局势紧张。彼时,中国的工业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为了防备敌人从海路入侵,毛泽东提出,必须调整工业布局,加快“三线建设”。


400万工人、军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从五湖四海奔赴中西部三线地区援建,一座座大规模的重工业工厂在我国腹地拔地而起。


纪录片《大三线》<br>
纪录片《大三线》


潘一掷属于“厂二代”,父亲在向东化工厂的生产处做调度工作。工厂生产军用无烟火药,前身位于黑龙江,原本要响应号召,南迁至陕西一带,后来因为一些变故,搬进了辽宁西部的努鲁尔虎山的深处。


由于“三线建设”的部署原则是靠山、隐蔽和分散,大多数工厂都彼此独立地建在了人烟稀少的荒郊野岭。


虽然坐火车去最近的县城也要两小时,但潘一掷从小并没有过多地感受到物质上的贫乏。


厂里什么都有,生产区依山,生活区傍水,生活区的中心建有邮局、银行、文化宫和职工医院,不远处的四个家属区内,各自设有幼儿园、子弟小学、服务社和锅炉房。


向东化工厂<br>
向东化工厂


“自给自足”、“与世隔绝”,几乎是所有厂子弟提起厂矿生活时,最深刻的印象。


90后的常琳也有同感。她出生于湖南岳阳的一座国营炼油厂,祖辈和父母都是厂里的职工。工厂当年属于“三线建设”的首批工程,口号喊的响亮,“建好毛主席家乡的炼油厂”。


回想起自己度过了整个童年的厂区,常琳觉得,那无异于一个独立的王国。


90年代,厂里有六片住宅区,三个公园,两家超市,一座医院;舞厅、游泳池、影剧院、旱冰场等娱乐设施也一应俱全,足不出厂就能解决所有生活需求。


常琳在职工医院出生,喝着厂里自制的“津津乐”牌牛奶长大,3岁上厂幼儿园,6岁读厂子弟小学。学校就在家门口马路的对面,厂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就开始自己回家,因为放学时父母还没下班。


常琳小时候在厂里的水上乐园玩<br>
常琳小时候在厂里的水上乐园玩


“一个人可以在厂里过完一辈子”,常琳感叹,“读完小学读中学,没考上大学就念技校,毕业后分配进厂工作,与同事或邻居结婚,最后在职工医院太平间逝去,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对比几位厂子弟的描述便会发现,即使这些厂矿相隔万里,但不同的厂区,相差二十年仍有高度相似的生活景观。


在豆瓣“厂矿子弟”小组,组员们晒出自己生活过的厂区旧貌,总会引来一片惊叹:“这不是我们厂吗?”整齐划一的“赫鲁晓夫楼”,街心广场的领导人石像,甚至是公园门口大象鼻子形状的巨型滑滑梯,几乎深深烙在每个厂子弟的记忆里。


厂里的时光仿佛凝固了。“很多厂子的家属区,都是同一套图纸建出来的”,潘一掷解释。



由于国营厂矿采取半军事化的管理制度,潘一掷笑称,《歌唱祖国》是他这辈子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他记得,厂里有20多个大喇叭,每天上下班时间都准时播放革命歌曲,早中晚各一次,“我们当时上学放学都不用戴手表,听广播就可以了,广播唱到哪一段,你就知道还有几分钟要上课了,就知道是要快点骑车还是慢点骑车”。


电影《24城记》<br>
电影《24城记》


常琳小时候甚至以为,全国人民都是听着广播上下班的。每天早晨7点半,街心的大喇叭就会开始播放郭兰英唱的《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在歌声中,穿着灰色工作服的人们走出家门,骑上自行车,涌向同一个方向,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孤岛记忆


著有纪实文学《重走》的80后作家杨潇也是厂子弟。他曾用“孤岛”形容年幼时生活过的军工厂:


“厂矿单位散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就像一个个岛屿——它既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岛,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孤岛。”


不会说方言,恐怕是厂子弟最明显的特征——第一批建设者来自五湖四海,当初为了沟通方便,统一用普通话交流,于是后代从出生起,就没有学过厂矿所在地的地方话。


常琳虽然在湖南生活了18年,但一句湖南话都不会说。小时候,她曾隐隐觉得爷爷奶奶说话的“调调”有点奇怪,多年后才得知,两位老人的祖籍在浙江,“三线建设”时期几经辗转来到了湖南。


现在想来,奶奶挂在嘴边的“烧饭”“好伐啦”“晓得哇”,以及餐桌上常见的盐水鸭和糖醋小排,都是他们在江浙一带长大的印记。


而潘一掷所在的化工厂,厂职工大多来自黑龙江,因此厂里通行一种接近黑龙江话的普通话,与辽西本地口音大相径庭。


潘一掷后来上大学时,参加老乡会,在一群操持乡音的同学中,他的口音显得格格不入,第二次同乡聚会,再也没有人喊他。


厂里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差异与隔阂,由来已久。


“首先是因为许多厂有保密的需求,很少与地方上的人交流”,潘一掷回忆,“我们厂生产无烟火药,直到八十年代初,对外还坚称是生产农药化肥,父母连孩子也不能说实话”。


有一次,他看见工厂开进来很多运棉花的卡车,问父亲是这是做什么的,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要生产棉大衣”。长大后潘一掷才知道,无烟火药的基础成分是硝化棉。



当然,也有更复杂且隐秘的原因。王小帅执导的电影《我11》中,乔任梁饰演的工厂青年叛逆不羁,热衷于拉帮结伙和当地人打群架。


“驻地和工厂一开始会有矛盾,这很常见,组里很多厂子弟都说和当地人打过架”,潘一掷说,“我们厂那时候是不归当地管的,直接向五机部汇报,所以也没个协调的机制。只能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在山沟里共处50年。”


电影《我11》<br>
电影《我11》


基于保密的需求,自给自足的生产能力,以及文化习俗的种种差异,长此以往,各厂矿逐渐形成了半封闭式的熟人社会,楼前楼后全是工友,楼上楼下都是同事。


厂里没有秘密。“我妈能准确地说出我幼儿园班主任的前两任男友,对我小学同桌的家庭背景了如指掌”,常琳说。


她小时候学钢琴,每次耍赖不想练了的时候,总会被妈妈吓唬“到时候全厂人都知道你半途而废”。常琳相信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谁家发生点什么事,一上午就能从厂东头传到厂西头”。


厂内职工通婚几十年,很多人家都成了亲戚。潘一掷小时候去同学家里玩,遇到同学的爸爸,若论辈分,他应该叫对方哥哥,但为了不让同学难堪,他啥也没叫,只是点了点头。


一辈子生活在一个人情紧密的小社会,对人们来说是安全感,也可能是负担。


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中,陈冲饰演的女工顾敏华长得漂亮,年轻时是厂花,却因为被追求者造谣,厂里流言满天飞。男友不堪舆论的压力,和她提出分手,而她最终一生未嫁,独自生活了五十年。


电影《24城记》<br>
电影《24城记》


兴衰时代


在知乎上搜“厂矿子弟”,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厂矿子弟总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千禧年以前,对于大多数国营厂矿来说,在厂里上班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好工作。


95后的乔安是山东沾化人,一家三口在沾化电厂生活了25年。沾化电厂始建于1975年,最初为加快胜利油田的开发,解决鲁宁石油管线急需用电的问题而建。


乔安的妈妈曾是厂子弟中学的英语老师。乔安回忆,妈妈是免费的师范生,按规定,毕业后应该进地方上的公立学校教书,但姥姥姥爷觉得厂里福利好,愣是在90年代初凑出了5000元违约金,让妈妈进了厂里的中学。


乔安妈妈年轻时在沾化子弟中学当老师<br>
乔安妈妈年轻时在沾化子弟中学当老师


电厂里的生活便利且舒适。每个周末,电厂都会派班车送职工去附近的滨州、淄博或者济南购物。冬天暖气总是开得很足,人们在家穿短袖,吃冰棒,热到时不时要开窗伸头出去透透气。


厂里24小时不间断向职工家庭供应热水,一打开水龙头就是源源不断的热水。住在县城里的亲戚,冬天会特意去乔安家洗澡。乔安直到上了高中,在外租房后,才知道原来普通人家是需要装热水器的。



乔安和表哥在厂里玩


常琳记得,小时候,父母工作的单位总会定期发放米、面、油、水果等生活物资。外婆的五个子女都是厂职工,每人都会带一部分回去孝敬老人,外婆家的小阳台常年堆满了食物,总也吃不完。


每年暑假,厂里还会组织公费旅游,常琳跟着妈妈坐飞机去了许多地方,那是她少有的接触外面世界的机会。


脱口秀演员李诞也是厂矿子弟,幼时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一片烧碱矿区生活,“那时候福利好到什么程度?在草原深处,我们天天都能吃到新鲜的海鲜”,李诞曾在采访里说。


然而,如此安逸、小康的厂矿生活,终究是随着国企改革的到来划下了终止符。


90年代中期,为了推动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大力开展减员增效,下岗潮波及全国。在近些年火爆的东北文学中,双雪涛,班宇,郑执等青年作家都以此为主题,创作了小说。


电影《钢的琴》<br>
电影《钢的琴》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依附于工厂生存的各生活服务部门。


1997年,在沈阳读完大学的潘一掷想回厂职工医院工作,却发现工厂已经很不景气,医院许多大夫也早已辞职。


生活区一眼望去空荡荡,街上走的都是老弱妇孺,连路灯也只开一半。从前的职工纷纷南下谋生计,潘一掷只好去了深圳的一家医疗公司上班。


也是在同一时期,乔安的妈妈离开了教书近10年的子弟中学,进入电厂做行政工作。“1999年以前,厂里的学校可辉煌了,我妈的教学水平也全县闻名”,乔安感到惋惜,“但是后来学校没落了,我妈也不当老师了”。


厂区渐渐衰落,越来越多的厂子弟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地方。


常琳小学毕业以后,就去了市里读初中。一家三口搬去市区居住,父母每天坐通勤车去厂里上班,常琳只有过年才会回去看望外公外婆。又过了几年,外公外婆也搬去了市区,常琳便再也没有回厂的理由。


常琳2015年拍摄的厂区现状<br>
常琳2015年拍摄的厂区现状


2006年,潘一掷一家三代人生活了50年的向东化工厂正式宣告破产。五千户职工家庭,有的被合并去其他军工厂,有的被安置去沿海城镇落户,还有一部分投亲靠友。


潘一掷的父母选择回到母亲的老家,沈阳。他在文章里记录了搬迁那夜的景象:“山迢迢,水长长,月亮在天上,家乡在身后,军工厂小镇断水断电,千家灯火就此熄灭。国营475厂完成了它的使命,沉入茫茫夜色和浩渺历史中。”


何处是故乡


作家杨潇曾在微博上描述厂矿子弟的乡愁:


“外公那一辈人被国家从五湖四海调来,父母一辈人或下岗,或提前退休去五湖四海打工、做生意,我们这一代重新散落于五湖四海。都是‘生活在别处’。


尤其是我们这些涌向北上广深的第三代厂子弟,早已没有‘故乡’可言——没有乡音,没有乡俗,只有一些渐渐消逝的关于五湖四海的故事和它留下的印迹。”


对于绝大多数厂子弟来说,“你是哪里人”都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为了省事,我一般会说我是湖南岳阳人,但我内心其实对这个地方没有太多归属感,毕竟只生活了六年,中学毕业就出省念书了”,常琳说。


但她也困惑于那个生活了12年的小小厂区,能不能算是故乡,“从我记事起,父母就不断地告诉我一定要考出去,厂区仿佛也只是一个暂住地”。


要出去读书,去看更大的世界,是许多“厂二代”、“厂三代”从小听到大的教诲。


乔安上高中时,总会想起《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里的歌词: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回电厂工作,不能过那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


后来,乔安如愿去了青岛读大学,又到英国留学,如今在北京做律师,从事着和电厂完全无关的工作。


但是两年前,当乔安一家搬离厂区,住上新房时,她却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背井离乡的不安——即使新家离旧居仅有10分钟不到的车程。


“就觉得跟邻居也不熟,跟物业也不熟,之前停了水能敲楼上的门问问,缺盐了,就找对门要一点。搬走后真的很没有安全感。”乔安说。


潘一掷认为,随着厂矿的兴衰,大部分厂子弟都会经历“喜爱厂区、嫌弃厂区、怀念厂区”这一系列复杂的感情变化。


2012年,潘一掷和父母重返故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火车驶入厂区时,他们仍被窗外破败空城,残垣断壁的景象吓了一跳。站在从前的家门口,三个人都有些发懵,许久,父亲长叹了一句,“真像梦一场啊”。


向东化工厂如今的样子<br>
向东化工厂如今的样子


“厂子弟都有一种特殊的乡愁,当初离开有多匆忙,后来思念就有多惆怅”,潘一掷说。


前些年他在外工作,某天在一个饭局上,大家偶然聊到了厂矿生活的话题,惊喜地发现在座的几位竟然都是厂子弟。


“感觉就是,你以为你那些经历不足为外人道也,实际上,平行世界里,还有几百万人过着和你一模一样的生活。”那次饭局后,潘一掷深受触动,他用了四年积累素材,于今年三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怀旧题材小说《子弟》。


潘一掷在老厂<br>
潘一掷在老厂


2019年,全国范围内各类国营企业都彻底完成了“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任务,各地的子弟校、职工医院和家属区统统移交给地方管理。


这意味着,厂矿的集体生活时代彻底完结,厂区小社会画上了句号,“厂矿子弟”也即将成为历史名词。


常琳前段时间听父母说,有少数一起长大的同龄人回厂工作了。或许是近几年就业形势不好,年轻人逐渐有了回流的趋势。


她希望厂矿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让她的乡愁有一个寄托的地方,“小时候觉得闭塞的、与世隔绝的厂区生活,如今想想,何尝不是世外桃源呢?”


应受访者要求,常琳、乔安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ID:sdrenwu),作者:灯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