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秦朔，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深圳是中国和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张亮丽名片。其面积不到北京的1/8，不到上海的1/3，略高于广州的1/4，却用了仅仅40多年，就成为中国经济第三城、亚洲经济第五城。
深圳的上市公司，即在A股、港股、美股上市且注册在深圳的上市公司，以及注册在其他地区但总部在深圳的上市公司，已达500家（A股382家），这一数量在内地仅次于北京、上海，超过杭州和广州之和。截至今年10月底，深圳上市公司总市值约15万亿元，在内地仅次于北京，超过上海和广州之和。
深圳是知名企业和企业家的摇篮，目前有8家世界500强，预计未来5年，比亚迪、顺丰、平安银行、华侨城、招商蛇口、阳光保险、中国广核、中兴通讯和中集集团等也有望进入。
但今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出来后，人们发现，深圳前三季经济增速为7.1%，在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中垫底（北京10.7%，上海9.8%，广州9.9%），在内地GDP十强城市中垫底，在前三季度实现了万亿GDP的14座内地城市中垫底，在内地23座2020年“万亿俱乐部”城市中仅略高于郑州（7%）和西安（5.7%）。
为剔除疫情因素导致的非正常起落，我国还使用了两年平均增长这一指标。前三季度全国的两年平均增长为5.2%，深圳为4.8%，低于全国平均。
作为先行示范区的深圳，增速低于全国平均，在主要城市中垫底，意味着什么？应该怎么看？利用在深圳录制第一财经《科创源动力》节目的机会，我做了一些调研。
在我看来，深圳的走向，对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走向，具有先行指标的意义。
一、深圳增速为何下滑？
从调研看，深圳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1. 高基数的影响。去年深圳经济增速为3.1%（北京1.2%，上海1.7%，广州2.7%），去年率先复苏带来的高基数对今年同比增速有拖累；
2. 制造业的影响。深圳制造业对基础原材料需求大，外向型经济对国际运输依赖强，高科技产业对国际供应链依存度高，被“牵着走”的问题更加突出。今年能源和原材料涨价，运费涨价，芯片既缺又涨价，加上美国对华为的抑制，对深圳都是不利影响。
深圳制造业中起支柱性作用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明显放缓。华为去年前三季度收入为6713亿元，今年为4558亿元，下跌了32%。
3. 房地产的影响。前三季度深圳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2%，其中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同比下降17.8%，不断升级的房地产调控使楼市成交量严重下滑。
4. 企业外迁的影响。深圳制造业土地空间有限，综合成本上升，是全国新房价格最高的城市，加上各地都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少深圳企业纷纷外迁。据天眼查数据，深圳市企业注销/吊销数，2015年、2016年分别为14766家、22477家，2019年达228765家，是2015年的15.5倍。
一些外企制造业基于成本等考虑也在搬迁或关闭在深圳的生产基地，如去年底日本埼玉村田制作所关闭了子公司升龙科技，史丹利百得精密制造（深圳）公司宣布解散。之前还有三星、德昌电机、爱普生、艾默生、奥林巴斯等制造业企业撤出深圳。
5. 跨境电商的影响。今年4月以来，亚马逊大规模“封店”，深圳的跨境电商大卖家帕拓逊、傲基、通拓、泽宝旗下的多个产品品牌都遭到封号、下架链接的惩罚，损失惨重。
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显露出来，如深圳小学招生数、移动通信人数的同比下降。2020年深圳小学招生19.07万人，同比下降6.5%；2020年末深圳移动电话用户为2682.07万户，同比下降7.49%。这背后折射出深圳人口一直在强劲净流入的状况正在放缓。
二、是增速逆转，还是“爬锅底”转型？
对深圳经济增速下滑，我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一种认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只是正常的调整。
一种认为，“增速逆转”是及时的警示。深圳这些年所获荣誉很多，大礼包不断，有些自我膨胀。其实，同样是外向型经济，苏州和宁波就没有这样失速。再如对人的吸引力，深圳人口净流入10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但2019年被杭州超过。此外，高成本到底会倒逼产业升级，还是会让产业空心化，也值得观察。
还有一种认为，深圳已走上“不以GDP论英雄”的新阶段。非要以增速论英雄，深圳具有较大的债务扩张空间，很容易通过基建和民生投资拉升增速。深圳的政府债务规模占GDP之比在一线城市中为最低，且已宣布今年将实现政府隐性债务全部清零。
2020年末深圳全市政府债务率为7.4%，低于全国21.50%的平均水平，负担很轻，要想快一点，加点杠杆完全没问题。在短期，可以通过更大的财政支出进行逆周期调节；在中长期，为应对制造业外迁压力，深圳也有能力对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加大财政支持、税收减免力度，出台更多政策吸引高技术人才，积累人力资本。
有研究者举出两组数字，说明深圳并没有失去吸引力。一是全市常住人口中15～59岁人口接近1400万，占80%。二是2015年起中国排名前20的大学，每年有超过20%的毕业生到深圳。2019年北大和清华毕业生分别有32%和26%来了深圳。
这说明深圳的人口结构既年轻，质量又高。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高质量人才助力高质量发展，深圳未来依然可期。
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说：
“深圳是移民城市，流动人口和移民天生就有危机意识，关心城市的前景。深圳历史上有过多次关于危机的讨论，比如‘特区还能特多久’‘深圳，你被谁抛弃’，等等。2002年《深圳特区报》发表社论说，放眼国内外，且不说远处的京津唐和长江三角洲，就在周边，新一轮城市竞争已经打响。
要不了多久，‘东莞就有可能与深圳并驾齐驱’。这段警示是市委要表达的意思。可见深圳不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与危机。深圳是在一次次危机与挫折中，才成长为一座世界级创新城市。”
“深圳40多年的道路，跌跌撞撞，起起伏伏，没偷懒，没耍滑，没有捷径，经历了多个转型期，从最初‘全城做贸易’到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工业化，到模仿创新为代表的工业化，再到2010年代初至今的创新驱动，持续上台阶。
深圳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好比‘爬锅底’，一开始从初期低层次起步，进入全球分工体系，逐步向上攀援。只有离开炙热的锅底，才能走上自在、自为、自主的发展道路。现在是新一轮‘爬锅底’，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为培育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龙头进行深度布局。”
和唐杰交流后，我突然想到GDP可以有一个新解，即Goo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深圳追求的是这样的GDP，不唯速度而重质量，即好的、高质量的发展。
三、新GDP视角下的深圳
按照新GDP（Goo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来度量，则深圳的亮眼之处，固然在于其经济总量排全国城市第三，出口总额在内地城市中实现“二十八连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跃居全国城市第一，更在于这里是全国创业创新气息最浓厚的城市，高新技术转化能力最强的城市，也是一座环境和社会友好型城市。
截至2021年7月底，深圳共有商事主体368万户，其中企业232万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8650家（总数在全国仅次于北京）。按常住人口1756万和面积1997平方公里计算，相当于每7.57人拥有一家企业，每平方公里聚集9.34家高新技术企业，均为全国之冠。
2020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4.93%，市级科研资金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比重在30%以上，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7年居全国城市首位。到2020年底，深圳已有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技术中心等各类创新载体2693家，其中国家级创新载体129家。
2020年深圳PM2.5年均浓度降至19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7.0%。
2020年深圳高校数量已增至15所，4所入选省高水平大学行列。
深圳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国第一，最低工资标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水平均为全国城市前列。
今年7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关于推广借鉴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分为5方面47条，5方面是：建立“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建立健全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以规则机制衔接为重点的制度型开放新格局；创新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创新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没有一条是如何加大投资力度、促进GDP增长的。
显然，在国家层面，希望深圳发挥的先行示范作用，也不在GDP增长上。
四、企业有需求时，政府就像氧气一样有用
我关注深圳多年，但以企业调研为主。这次通过和唐杰、吴思康（市政协科教卫体委主任）、万军（微众银行监事长，在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工作多年）、李守宇（深创投副总裁，熟悉政府背景的科创投资）等交流，得以从政府视角了解深圳是如何不间断转型、迈上创新驱动之路的。
唐杰说，深圳之所以能从“代工模式”“工匠模式”走向今天的“爱迪生模式”，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的城市。长期以来，高度行政化的科研系统掌握了创新的话语权、资源的配置权、创新活动的评价权，但深圳有大批人能给技术定价，他们在全国、全球找技术，把知识变成产品，把产品变成股权，把股权变成资本，最后形成产业。
这中间离不开政府作用。企业日常运营，感觉不到政府存在，但企业有需求时，政府就像氧气一样有用。
比如，1987年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1994年深圳市科技局颁布的《深圳市技术入股暂行规定》和《深圳市技术分红暂行规定》，对技术人才产生了很强吸引力。
又如，2012年至2015年，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方面，深圳市科技局花了40亿元资助了约8000家中小企业，鼓励其投入研发。这8000家企业2012年的经济增加值占GDP之比为6%，2015年达到11.5%。为解决贷款难，深圳很早就推广了专利技术可抵押的制度。
再如，2010年深圳推出“孔雀计划”，帮助海外背景的人才及团队在深圳落户，优先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入选“孔雀计划”的个人可以获得160万元至3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入选的团队项目可以获得1000万元至1亿元的资助。
海外留学背景人士和国内人才，如在深圳创业，通过认定也可获得政府补助，包括创业前期费用补贴和各种等级的资助。从2017年开始，每年11月1日深圳都会隆重庆祝一个重要节日——“深圳人才日”。为了筹集建设人才住房，深圳2016年建立了人才安居集团，5年来筹建公共住房13.66万套，供应5万套。
五、围绕生产性制造业创新
吴思康曾任深圳市政研室主任，他认为深圳创新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围绕生产性制造业创新。
他举例说，中国香港的面积是1100平方公里，新加坡大概是700平方公里，1999年中国香港的GDP大约是新加坡的2倍，但10年后新加坡追上中国香港并开始领先，一个原因就是新加坡的制造业比重比中国香港高，中国香港的制造业比重只有1%，新加坡为20%。关键性的制造技术的创新才能推动社会的革命性进步，围绕制造业也会产生研发、金融、物流、会展、知识产权、产品检测认证、商务服务等等，没有制造业就没有这些服务业。
在推动制造业发展中，深圳的资源配置主要依靠市场化改革，产业体系构建主要依靠改革开放和国际化。现在很多人看不起“三来一补”，但正是“三来一补”奠定了深圳发展的工业基础，因为“三来一补”的生产、运营、管理、营销、售后服务都是国际化的，这使深圳的工业从一开始就是开放式发展。
吴思康提出，“深圳的创新路径是非逻辑的”。因为根据一般逻辑，创新往往产生于大学或科研机构集聚的地区，而深圳一开始是“三无地区”，无高校、无科研院所、无创新载体，其技术创新是非传统逻辑的结果，其特点是企业主导、市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90%研发人员在企业，90%研发投入源于企业，90%专利产生于企业，90%研发机构建在企业”。
唐杰说，和深圳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城市是北京，因为北京是全球单一城市中科技发明、发现最多的，一年发表20多万篇科技论文，深圳1/5的技术来源是北京。“政府鼓励企业，你去拿技术，有技术我就奖励你。各企业发挥移民优势，哪个大学来的就回哪个大学，找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深圳只用了三五年时间，就和全国前100名的高校，300多家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别的地方到北京，‘跑步前进’，深圳企业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中关村。”
“在科技创新方面，深圳有极强的紧迫感。深圳有个鹏程实验室，是中央批准成立的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化的网络通信领域新型科研机构，但一开始是深圳自己率先探索，相当于‘自费改革’，做了3年就从300人到了1万人，到特区成立40周年时，从自然生长进入到国家重点实验室行列。”
在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鹏城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教授高文院士牵头的“超高清视频多态基元编解码关键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六、让科创成为一种基因
深创投副总裁李守宇说，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浓度在全国最高，有三个原因。
一是深圳是从一张白纸起步的。没有负担，大家都是来这里寻梦，很多年轻人、海外归国人员、科研人员都怀着创业梦想，靠知识和科技圆梦；
二是深圳有创新投资的环境。目前深圳有将近2500家创投基金的管理人，管理大约1.5万亿元创投资金，为创业者提供了资金活水；
三是政府坚持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比如深创投1999年成立时，市政府就为其定位，“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虽然是国资控股的创投，但吸收了社会资本和上市公司资本，是混合所有制，其他资本在董事会上也有发言权。深创投从创立就遵循专业化投资程序，董事长是政府一方的国资代表，在投委会上也只有一票。当然他有否决票，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特殊性。
20年来，深创投累计在全国投资1300多家企业，上市的有200家。资金投向，深圳本地占25%，华南地区占30%多，华东地区占30%多。2018年，深创投又和深投控共同发起设立天使母基金，补齐创业投资短板，助力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发展，完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这一天使母基金的规模已有100亿元，是国内资金规模最大的政府引导性质的天使母基金，对子基金的出资比例高达40%，且政策承诺将政府出资部分的全部超额收益，让渡给符合条件的子基金的管理机构及出资人，等于是“赔钱我有份，赚多了我让出”。
微众银行监事长万军说，深圳在科技创新方面长期发力，营造了浓郁的科创氛围，很多企业都带有科创基因。以“微业贷”产品为例，截至今年6月底累计触达的小微企业有227万家，累计授信客户达到73万家，发放贷款超过7100亿元。
为解决科创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微众银行还推出了“科创贷”，推出一年多来，覆盖了深圳1.86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的35%。
我问万军，怎么做好风险控制？他说，无抵押不等于无风控。风控的关键是数据，如专利数据、税务数据、用电用水数据。此外还可以与政府合作“政银企担保模式”等。随着小微企业慢慢发展，数据积累也会更完善，这时对它们的支持会做的更好。
七、来自深圳的启示
和历史上“八九不离十”的增速相比，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下了一个台阶，也许不久就会进入“五四时代”。对这一趋势，担心者众，是很自然的。
我们需要理性客观地研判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制度障碍，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经济管控是需要的，但经济的活力，更是靠良好的环境激发出来的。让有梦想、愿干事的人看到希望，得到激励，这才是发展的根本。
唐杰、吴思康、万军和李守宇，四个外地人，都在外地读大学，来了深圳就没有再离开，因为深圳是想做事的人能做成事的地方。
虽然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经济增速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垫底，但深圳的创业创新气候并没有变。唐杰说：“很多地方增速一下降就着急，怕‘衰退’。如果‘衰退’有助于去掉泡沫，淘汰落后成分，并不可怕。没有‘衰退’、没有竞争，就不会有新的产业出现。”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会有阵痛。很多关键技术的突破也非一朝一夕。有些地方是无人区。深圳已经开始把创新进一步前移，推动大学创新，提升大学水平，加强与香港的合作，为吸引和培育大师级人物、领军人物打好基础。
我在深圳看到，传统的数量型GDP正被扬弃，新的质量效益型GDP正在崛起。
同时我也看到，很多从深圳迁走、移出的企业，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在创造GDP，只是计入到了别的省市的GDP。这就是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当年，天下人汇聚深圳，助深圳，今天，一部分深圳企业迁出，助天下。而深圳本身作为创新驱动的主引擎，出路只能是不断向上走，沿着难而正确的方向攀登。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中国的科技创新离不开深圳。
至于深圳应该如何常怀危机感，以空杯心态不断学习，超越自我，相信这座擅长“爬锅底”的城市定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