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泰因迈尔表示，根据德国宪法，默克尔的总理任期结束时间为2021年10月26日。由于新内阁尚未建立，默克尔将继续领导看守政府，行使相关职责。同一天，德国新一届联邦议院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也就意味着现任内阁政府正式成为看守政府，直至新一届内阁组阁完成。
文｜覃里雯（发自柏林）
今年，默克尔将正式结束她16年的总理任期，彻底告别政坛。回顾她后半段任期治下的德国，我首先想起的是2016年6月末的一个早晨。那天，我在柏林的阳光和鸟鸣声中醒来，靠着床头刷手机，看到了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玻璃般凝固的时间里爆出四面八方的裂痕。在27年政治观察的经历里，我不记得有过这样恍如地震的时刻，多年的认知坐标全都开始晃动。直觉告诉我：一切奠定我这代人世界秩序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裹挟一切，没有人能再稳住航向，即便是“妈咪”也不能了。
“我们能搞定它”
“妈咪 Mutti”是德国人对安格拉·默克尔的昵称，这个昵称里既有信任尊重，也带着亲切和打趣。在她16年任期的前半段，从信任度投票来看，大多数德国人非常认可她的工作。那些年里，德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的冲击下依然站稳了脚跟，经济逆势增长，从“欧洲病人”变成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达到“二战”后的最高财政盈余，成为全球最受喜爱的国家，还拿了足球世界杯的冠军（上次拿世界杯冠军是24年前）。对很多普通德国人而言，那是一个乐观的安心时代。
在个人公共形象上，默克尔也是个沉稳智慧的一国之母，她表现的女性领袖力量，独此一家，成了无数年轻女孩的偶像：面对风雨不惊，十指尖稳稳相对，遇到再大的灾难和困境，都会用量子化学博士的清晰逻辑给公众解释清楚，能让各方政治力量坐到一起，最后柔和坚定地说：“Wirschaffen das.”（我们能搞定它。）2015年，有人甚至把她说的“Wirschaffen das”镜头剪辑拼接起来，做了一曲说唱乐。
2016年8月29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柏林出席新闻发布会。
这些镜头取自2015年10月8日电视主持人安妮·威尔（Ann Will）就默克尔对难民的“开门政策”做的一场访谈，这年5月，在欧盟和国内党派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默克尔宣布德国将率先接纳北非和叙利亚难民，没有限定人数上限，震惊了世界，也造就了她政治生涯里最严重的一场危机。
一贯以低调、慎重和善于平衡著称的默克尔，本来一直在拖延对难民问题表态，但2015年的春夏两季，欧洲媒体铺天盖地的良心谴责，恳求她接纳难民的巴勒斯坦小姑娘的眼泪，击中了她这个来自前东德的基督徒的软肋，触及了她成长期的个人记忆。
每年，柏林都要纪念柏林墙的倒塌，纪念大批冷战时期在逃亡西德路上丧命的东德难民。她反对特朗普在美墨边界建立高墙，从理念逻辑和现实操作上来讲，强硬地维护边界也不可行。希腊边防军向难民船开枪，已经击穿了欧盟赖以自豪的人道主义核心基石。面对数百万无处可去的难民，难道能用枪支和铁丝网把整个欧盟包裹起来，抵挡在外？
当欧盟各国政客在不断增加的悲剧和压力面前相互扯皮、拒绝任何许诺的时候，她决定不再借助平衡外交，而做出一个危机中的领袖决断：让德国率先做出接纳难民的榜样。这是她在政治生涯中唯一一次冲动和冒险，没想到导致了她领导的基民盟的政治自杀，进一步撕裂了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场域。
2015年9月13日，一户来自大马士革的叙利亚难民家庭在抵达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后，被临时安置在一处文化中心内。接收中东难民是默克尔在她的第三个总理任期内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在左翼大本营柏林，城市各处出现了“欢迎难民”的标语，自由派中产阶级也谨慎地支持她的决定。“我们不能住在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却嚷嚷着‘我们没地方了’，听任小孩子们淹死在难民船里。”一个柏林的科技创业者在一次论坛茶歇时对我说。
然而，一边是赞美诗，另一边是尖锐刺耳的噪声，后者由欧元危机以来不断壮大的德国右翼群体和政党演奏。对默克尔的咒骂乃至死亡威胁蔓延右翼网站和社交媒体，默克尔被称为“该死的独裁者”，从美国到新西兰，整个西方世界的右翼都加入了这场谩骂。而亲右翼的特朗普公开评论她接纳难民的政策是“一场令人悲哀的羞耻”。在柏林，我也第一次看见了右翼大游行，除了光头的中青年新纳粹，也有满头白发的中产男人，胸前挂着纸牌，上面写着“人民的害虫——默克尔”。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便在这些仇恨的游行里，也没有人攻击她的性别，用她的性别来贬低她。在欧洲，对女性的仇恨，即便在右翼群体的公开说辞中，也是需要被遮掩的。我没有在德国的任何场合里，听到过“她到底是个女人，妇人之仁不能治国”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多年被迫忍受厌女言论的人，我在这场旋涡的中心地带，意外地感到侥幸和轻松。
2015年9月5日，途经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难民抵达德国慕尼黑火车站。图为一名难民怀抱默克尔的照片。
但真正的交锋，发生在保守主义阵营里，虽然他们言辞克制。大多数欧盟国家拒绝分担自己“应该分担”的难民安置份额，而德国国内保守派官员跟她吵得不可开交，据说当时的巴伐利亚州长、后来的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在好几次闭门会议里跟默克尔捶起了桌子。2018年冬天，一个在黑森州负责移民事务的高级警官私下里对我说：“非常讽刺的是，难民接待做得最高效有序的州，却是巴伐利亚州。”他带着一脸倦容叹了口气，说：“我们的工作太多太复杂了，没有人能应付得了，默克尔没有好好想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这就是2016年6月英国脱欧派险胜的背景，而默克尔的冒险对此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虽然她在德国接纳百万难民之后，停止了“开门政策”，转向与土耳其协商，支付数十亿欧元，让难民留在土耳其境内，但希望回返“自己自主”荣光时代的英国选民，本来已对欧盟心怀疑虑，看到大批难民涌入欧盟，更是心惊肉跳，赶紧选择了“英国第一”，关上了对欧盟的大门。这年11月的美国，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选民也选择了一个许诺“美国第一”的总统，等待他竖起美墨之间的边界墙。
“有尊严地工作，有尊严地离开”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日，我在里斯本参加一个互联网大会，同行的硅谷朋友一夜未眠，早上红肿着眼睛出门，一把抱住我埋头哭泣，无法接受现实。脸书和推特上一片痛苦的挽歌海洋。欧洲航天局的科学家马克·麦考林（Mark Mccaughrean）也向我讲述自己对英国脱欧的心碎痛楚——和不少绝望的英国人一样，马克后来退出英国国籍，加入了德国籍。
但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极端右翼恐怖分子威胁着所有支持默克尔的同事，一位名叫瓦尔特·吕贝克（Walter Lübcke）的基民盟卡塞尔主席最终在2019年被右翼极端分子枪杀。在特朗普和欧洲各国右翼的号召下，针对亚裔非裔的仇恨袭击都大幅增加了。我在德国和美国的朋友，都有很多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多年的友谊断绝，家人反目，所有人愤怒不安，但没人能说服对方。
2020年12月9日，德国联邦议院就下一年度财政预算展开辩论。默克尔为政府2021年高额的财政预算和债务进行了辩护，并强调全球经济力量正在发生改变。
2016到2019年末，是欧美“主流社会”的灵魂探索时期。从此前的主要政党领袖，到生活安稳的中产阶级，从自由派和左派知识分子到媒体意见领袖，从店铺老板到国际劳工，人们一面愤怒地争论，一面询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了今日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媒体、知识分子、学者开始挖掘过去30年里西方政治和社会、文化权力架构中被遮蔽的不公和暴力：华尔街巨鲨的肆意掠夺、社交媒体以算法驱动的极端化、政府对资本的纵容、黑人面临的系统性暴力、社会再分配机制的失效、欧美合作机制的失效等议题。我和朋友们在家庭饭桌和咖啡馆里的讨论，几乎每一次都以悲观的叹气终结。
而这些议题里，默克尔也有经不起检验的地方。她注重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但对资本和工业界却过度妥协。2015年大众汽车公司伪造废气排放数据的丑闻，2020年德国电子支付业务供应商Wirecard的假账丑闻，“都暴露出一个问题重重的商业文化，和拒绝负责的文化，这让德国经济在非法资本流动面前极为脆弱”，布鲁金斯学院的德国专家康斯坦策·施德尔岑米勒（Constanzel Stelzenmüller）说。
即便如此，2015年至今，在二战后西方未见的集体动荡惶然里，少有领袖展现出对未来的远见和集合人心的能力，成熟而坚定的默克尔，依然是这个乱局中的唯一榜样。她是唯一一个在对特朗普当选的“贺词”里“教育”他的同行：“德国和美国是由共同价值所联结——民主、自由，以及尊重法制、尊重每个人，无论他们的出身、肤色、信条、性别、性取向或政治观点。”2015的《时代》周刊称她为“自由世界的总理”；2016年的《纽约时报》称她为“自由西方的最后卫士”；还有媒体把她称为“民主世界的最后一个领袖”，但据说她非常痛恨这个称号，她身上德国清教徒的自律，让她本能地排斥一切夸大和作秀。
1991年1月，默克尔在科尔政府内阁宣誓就职，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
这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领导地位正在发生变化。2017年，以反欧洲一体化、反欧元、反移民起家的德国右翼党派另类选择党，第一次正式被选民抬进了联邦议会。而默克尔所在的德国基民盟，则遭遇了自2005年以来作为执政党的最重一击。2018年，她领导的基民盟在两个重要地区选举中接连失利，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本党派的负资产，决定退出党主席职位，不再担任任何公职。
“我并非生来就为了做总理或者党派领袖，我一直但求在自己的政府和政党工作中有尊严地工作，有朝一日能有尊严地离开。现在到了打开这个新篇章的时候，今天，此时，此刻，我内心只洋溢着一种情感：感谢。我万分欣悦，深感荣幸。”她优雅动人的告别演说结束后，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有不少德国民众站在阳台上鼓掌长达6分钟，向她致敬。他们感谢这个杰出的女性一生为德国公众奉献的一切，她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个人丑闻的德国民选领袖。
“共同命运”的含义
那时候，我和很多媒体朋友，都以为她已经可以谢幕了，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她准备安然退休的2020年，暴发了新冠疫情。
默克尔恰好具有应对这场危机的所有应具备的素质：坚定、清醒、高共情能力和科学素质。所有接触过她的人，都折服于她的知识之全面，掌握信息之迅速，共情能力之强，以及过人的清醒。我和其他中国人为德国政府应对疫情能力的担忧，渐渐证明是多余的。
当病毒最终确认为人传人之后，联邦政府很快停飞了往来中国的航班，但与欧盟其他国家共享航班，接回了所有想要返回的海外公民、永居居民和家属，由红十字会为他们提供免费隔离中心。我的一对中国朋友带着婴儿在隔离点，惊讶地看到房间里放置的全套新买的婴儿用品和微波炉，每天的盒饭上，红十字会的志愿者都画上笑脸、太阳，用德语和中文写上：“祝你好胃口！”“祝你好心情！”
图片2020年12月，德国医生协会负责人海因里希斯把新冠疫苗送到法兰克福的一家医院。
当疫情在意大利暴发，德国迅速腾空了大批病房，柏林市还借用会展中心建造了自己的“方舱医院”。在南欧各国控制住疫情以前，德国帮助南欧国家接纳了部分病人。迄今为止，德国医院的新冠病床一直没有出现过载情况，不少病床甚至一直闲置着。
财政部迅速做出应对疫情的方案，为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提供补助。在柏林的很多艺术家和自由职业者，也得到了政府的补贴，让那些被迫暂停营业的企业和个人能够渡过最初的难关。
就像上天送来的礼物，一对来自土耳其的移民夫妇，在2020年内就研究出了高度有效的新冠疫苗，这就是BioNTech新冠疫苗。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能更好地让人们看到默克尔移民政策的积极方面，以及“共同命运”的含义。9月份，皮尤研究所在美国所做的一个调研里，默克尔被评为全球13个重要国家里最受信任的领袖，远高于其他同行。
默克尔的科学头脑，使她能迅速把握这场流行病的关键信息，并且能够用非常清晰易懂的语言，不断向大众做出解释。但她最艰难的工作，是如何在一个假新闻和反智时代，在一个政府不能使用过度强制手段的国家里，说服德国民众和某些地方官员保持对病毒的警惕。2020年9月，她在联邦议会发表了一段痛心疾首的讲话：“今天的欧洲能站在它所站之处，要感谢启蒙运动，和对科学知识的信任，相信它是真实的，而且会让人变得更好。”
1月18日，德国柏林第三家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开放。图为民众在该中心接种疫苗。（视觉中国供图）
从一开始，“新冠不过是另一种流感”的说法，就传遍了社交媒体，不幸的是，有些水平不高的主流媒体为了追求流量，也假装以“客观讨论”的姿态加入其中，但请来的却是一知半解的专家，质疑政府所做的一切。右翼群体和政党开始传播“借口新冠封城，是企图逐步建立独裁政府”。令我震惊的是，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和知识分子，也加入这种轻浮荒谬的讨论之中。这当中包括我采访过的知名政治学家乌尔里克·古罗特（Ulrike Guérot），和我的一位家族成员。为了“捍卫自由”，新冠阴谋论者和反封城措施的人群，一开始还组织了不少游行。幸好随着疫情的发展，政府不再批准这些游行，因为每次游行都是一次病毒的狂欢机会，也将警察置于不必要的危险中。
因为这些民间惯性阻力，有些地方的平庸政客们也拒绝执行严格的封禁政策，使默克尔不得不一再做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到2020年冬季，疫情又再次蔓延起来。圣诞前夕，憋了一年的德国人开始忍不住聚集起来，他们以为站在户外就行了，不管距离多近。焦虑万分的默克尔出现在电视上，恳求大家保持距离，请大家在拜访老人之前先自我隔离。
16年里，她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里这样激动过。她双手挥舞晃动，身体前倾，眼里含着泪水，像一个沮丧的妈妈，但保持了热诚和耐心：“我知道，搭建这些热红酒摊子和松饼摊子，投入了多少爱，但这违背了我们都同意的规则，就是买食物回家吃。我很抱歉，从心底里感到抱歉，但是如果我们的代价是每天死590个人，那么我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我所有听了“妈妈”讲话的德国朋友，都非常感动，很多人决定不再返回父母家过节，或者都自觉隔离了。
2011年5月2日，默克尔乘坐直升机观看德国风力发电场波罗的海一号（Baltic 1）。
2020年，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了危机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一次深度了解到，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在保有高度自由和权利的情况下，会做出哪些自主的选择。这些选择可能并不都是明智的，群体的学习曲线是漫长的，甚至可能带来局部的灾难，但总体而言，他们似乎又具有某种长线的、模糊的理智；而且，如果为了效率而夺走人们所有的协商权利，那么这个社会损失的则可能更大。在西方社会，这场漫长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幸运的是，没有哪个领袖能比默克尔在这一课上做出更好的示范和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