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ID：WSJmagazinechina），作者：谢祎旻，编辑：Lyra，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 中文播客听众与消费调研》显示，中国的播客用户有将近 7 成生活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但是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小镇青年也开始做播客了。
小镇青年里的这帮先行者，大多曾在大城市读书工作，有海外留学背景，回到小镇后感到与周遭格格不入，对自身处境有强烈的表达欲，但暂时难以突破，普遍处于对未来迷茫的人生阶段。
而播客的出现，让他们发现远方的微光，从听播客到做播客，从播客重度爱好者到独当一面的新手主播，播客成了他们安顿自身或开启人生的一个通道。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听了100个小时
Masa 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在离家 60 千米的招商局工作，每天有 5 个小时的时间在路上。
偶然的一次机会，他从一位豆瓣网友口中得知某款中文播客 App，从此“便陷入其中，无法自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听了 100 个小时。
日本留学回到青岛后，他苦于身边找不到能说话的朋友。“（大部分）在所谓的体制内工作，平时不怎么读书，晚上刷刷抖音、陪陪孩子，周末（和兄弟）喝酒吃肉吹牛逼。”这样的饭局 Masa 参加过一两次就不再去了。
Masa 没想到，在播客这个平台上，有这么多和自己有相同困惑的人，在认真讨论诸如“内卷时代如何突围？”“帮我摆脱焦虑的自洽逻辑”“如何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些在二线小城无处诉说的人生问题。
那段时间，Masa 最常听一档名叫《逆行人生》的访谈类播客，主持人林安是“只工作不上班”生活方式的推广人，常常在节目里对话“数字游民”“即兴戏剧创业者”“绳缚师”等过着“非主流”生活方式的嘉宾。
Masa 从这档播客里第一次知道，国内有一帮人在实践 FIRE（财务自由，提前退休）理念，听到 35 岁的山东济宁老乡翟峰辞职卖房，带着家人去航海的故事时，他备受鼓舞，“心进行自我解脱以后，物理空间都不是问题”。
没过多久，Masa 就有了自己做一档播客节目的念头。他在豆瓣仅有的 3 个播客兴趣小组上发布了召集令，“有趣的家伙，我也只能在网上去寻觅”。
召集令一经发出，前后有三四十人来联系，有学生，有社会人士，“大城市比小城市的人多一丢丢”，但基本上聊了几句就没下文了。
直到还在读大学的咕咕发来私信，约好第二天晚上语音沟通。咕咕从小在深圳长大，喜欢游戏和社会学，当晚两人热烈地交谈了两个小时，“一拍即合”，挂电话后 Masa 兴奋得心脏怦怦跳，一晚上没睡着。
后来在上海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云树也加入了，三个人敲定第一期播客聊 2020 年终总结。Masa 记得，第一次录播客，他和咕咕都比较拘着，刻意放慢了语速，生怕说得太快显得卡顿。“可能是在体制内工作的原因吧。”Masa 说，相比起来，做互联网运营的云树就自如得多。
青岛留得住我的肉体，留不住我的心
开头几期他们聊游戏、读书和南北方差异，播放量并不好，云树也因为工作原因退出了。Masa 偶尔也会感到失落，但比起自己，他更担心小他 7 岁的咕咕，“不要做着做着半途而废了”。因此，他一看到听众评论和平台推荐就转发给咕咕，稳定军心。
后来，Masa 尝试往更多音频平台分发节目，选题上也学着蹭“摸鱼”“吐槽大会”“高考”这样的热点。结果不到半年，就出了一个全网播放量四五十万的小爆款。
那是 6 月初，趁着高考的时间节点，他和咕咕聊了聊两代人的高三，“天才少年”咕咕高三忙着思考人生意义，最快乐的事是解数学题，而已为人父的 Masa，高考前夕紧张得要服安定剂才能睡着，在节目里懊悔当年做题只懂死记硬背。
看到播放数据的瞬间，早就做好打持久战准备的 Masa，感到一丝不真实。后台涌入了一堆陌生 ID 的私信，有高中生，问 Masa 高中生活如何过得更有意义，有播客新手请教要如何从零制作一档播客，还有闻讯而来的新晋奶爸，向他讨教带娃经验。
“做这事儿不仅自己开心，还能帮助到别人。”Masa 觉得年轻时那个热衷表达和连接他人的自己回来了。
读书时，他是留学生里积极的活动家，创办了首个专门面向留学生的社交平台，那会儿认识的朋友“大部分留在了日本，进微软、IBM、谷歌那种顶级公司，回国的也都在北上广（互联网行业）做特别好的工作”。
富有社会情怀的他还应聘过海洋保护的公益组织，薪水待遇都谈好了，却因为家人反对而不得不放弃，在传统的山东父母眼里：“做公益不就是献爱心吗？”退休了有大把时间做公益。
而通过播客，他不仅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和志同道合的拍档讨论，还能给予有相同困惑的人一点启发。
“青岛留得住我的肉体，留不住我的心。”Masa 说，自从做公益的想法在家人那儿碰壁之后，他就收敛起了那些在他们眼中不切实际的计划，每次录播客，他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说要开会，或者借口外出见朋友，家人至今都没有发现他在做播客。
7 月份，他和家人说去北京出差，其实是特地飞去北京参加播客节，两三天里他几乎和到场的播客 KOL 们聊了个遍，“算是半只脚踏进播客圈了。”嗓子都聊哑了，遇到了十来个自称是他节目的忠实粉丝，都在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工作，逮着空 Masa 还去 abC 艺术书展逛了一圈，结识了几个做独立出版的文创青年，正筹划着请他们来录几期播客。
Masa 现在觉得：“没有播客的人生怎么会是我的人生呢？”
意气风发的他正在尝试扩大自己的播客版图，不仅孵化出了第二档播客节目，还创立了自己的播客品牌“Hellopod”，有偿给新手主播提供从零到一的辅导。
原来有那么多年轻人在讨论自己关心的议题
阿鲸是 Masa 在北京播客节认识的播主，在青岛一家书店做新媒体。
在国内，播客以 UGC（用户生成内容）为主，大部分播主遵循 Masa 的路径，从听众转化而来。而阿鲸则是误打误撞去北京参加了一档播客的听友见面会，萌生出“我也行”的想法。
阿鲸今年 26 岁，山东淄博人，在青岛念的大学，就留了下来。她学的是播音主持，但涉猎广泛，喜欢文学、诗歌、艺术，读书时她就对填鸭式的学校教育不满，平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疫情发生后，她开始关心国际政治，热衷思考“疫情下各国的责任”“如何防范疫情在全球的扩散”这样的公共议题。
2020 年 12 月初，她应邀去北京探访一个生态环保组织。当晚，刚认识的朋友问她要不要一块去参加播客《不合时宜》的线下见面会，阿鲸没多想就答应了。
那是位于朝阳区团结湖附近的一家工业风咖啡馆，场地视野开阔，灯光温暖明亮，开场大家在轻柔的爵士乐声中，自愿结对跳 swing dance，一曲终了，三位主播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听友们三五成群，像朋友一样平等地交换各自对“美国大选”等政治议题的看法。
“我大为震动。”阿鲸说，“原来有那么多年轻人在讨论自己关心的议题。”而在她平时的交际圈中，很难找到愿意花几个小时去谈论公共议题的朋友。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其实已经）在青岛文艺圈里面，他们蛮嬉皮士的，有自己丰富的业余爱好，摄影、诗歌、古董收藏、潜水爬山，不太关心公共议题。”
当时阿鲸就觉得播客这个生态圈太棒了，从北京出差回来后，做一档播客的念头一直在她脑海里盘旋。
恰好十几天后的平安夜，她上崂山一家朋友开的有机餐厅，认识了一帮从一线城市回来的年轻人。
老板娘原来在上海做英语老师，前几年返乡后在村子里开了这家餐厅，成了青岛归巢青年们的聚集地。年轻人有的去学了陶瓷，有的在村子里开咖啡馆，厨师长着一张标准东北大汉的脸，私底下却酷爱思考哲学问题。
那天晚上，一桌五个人酌着小酒、大口吃饭，一边探讨各自对哲学、美学、宗教的看法。阿鲸置身其中，感受到久违的思绪飞扬。她忍不住偷偷拿手机，录下了这场饭桌上的闲聊，整整 5 个小时。征求朋友同意后，她按主题剪成 3 段，美学篇就成了阿鲸播客的第一期节目。
“开了头之后很自然而然就做起来了。”阿鲸说，播客名字《循环往复》也是她下了班在公交车上 1 分钟之内想到的，取自能量守恒定律，“比较符合我对世界的认知”。
“我最想过的生活就是隐居在小树林里”
录制前三期播客的过程中，阿鲸充分体会到了自我表达的快感。
第二期，她和一个同时开设个人播客的好友，天南海北地聊了 1 个半小时，她们同样关心国际政治和环保，说到病毒、极端天气和粮食安全对人类处境的威胁，阿鲸顺带提及前段时间探访北京和福州生态家园的见闻。
回听这期播客，阿鲸觉得找到了某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哇，表达得蛮有逻辑，观点挺新颖的”。播出之后，有一个做教育创新共识社区的朋友辗转联系到她，后来成了第三期节目的嘉宾。
到了第四期，阿鲸自觉转变成了提问者的角色。那期请来了两位前豪华游轮随行摄影师，他们都是阿鲸当时玩古董相机的男朋友介绍认识的，原本只是定期聚餐打麻将的酒肉朋友。那阵子刚好赶上疫情复发，出不去，阿鲸灵机一动，请这两位朋友聊聊“在豪华游轮上工作是什么体验”。
当阿鲸只是提问和倾听，“更多版面交给嘉宾”时，她才发现，原来一块吃喝玩闹的朋友，思想这么有趣，涉猎之广，视角之新，阿鲸觉得很幸运，“重新认识朋友，了解彼此的精神世界”。
这之后阿鲸的好奇心一发不可收拾，触角逐渐从文学艺术领域延伸到了科技与性别话题，聊的话题也五花八门，有高空跳伞和潜水爱好者、社会对女博士女程序员的刻板印象，最新一期请来了一名艺术与旅行爱好者，聊面临消失的中国唐代古建筑。
“本来我以为（做这个播客），和青岛当地圈子的文化人，聊聊文学诗歌，没想到后来几乎每一期的嘉宾都是我刚认识不久的朋友。”
生活里，阿鲸不是一个在人群中感到自在的人，朋友聚会她常常抽离于热闹的气氛之外，聊到一个话题时，她总是过分认真，有时还会说出“感觉不到这样喝酒有什么快乐”的话，把局面弄得尴尬。
但在她构建出的播客世界里，阿鲸可以完全地做自己。从选题到发布，阿鲸是整个过程的主宰者。选题阶段，她会反复拷问自己，是真的有话可说还是为了填充内容，谈到敏感的性别话题时，她还特地加入了男性视角。每次录专业性强的播客前，她都要看大量的论文和书籍，就像她最崇尚的达芬奇，“纯粹为了运用知识去学习知识”。
“如果可以，我最想过的生活就是隐居在小树林里，不问世事，专心去研究一些东西。”
“我这个研究生算是白念了”
与此同时，地处东北十八线小县城的丸子一心渴望去到一线城市工作。
她在北京读的硕士，毕业之际手里有一个新零售集团的管培生 offer，本来要留在北京，碰巧吉林老家的县城发布新的人才引进计划，她抱着试试的心态去考，没想到阴差阳错拿到了一个名额。家人都劝她回来，县城国企工作轻松又稳定，“人家想进都进不去的”，丸子也觉得机会难得，而且业余时间多，可以做副业，就从北京回到了老家。
“回来之后会觉得大城市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生活。”丸子在单位负责文书机要，用她的话说，平常工作有一部分就是“穿针引线”，用一根细线把厚厚一沓文书紧密地缝在一起。
正式工作没过多久，丸子觉得这活儿高中毕业也能做，“我这个研究生算是白念了”，她也曾试着建议领导采用效率更高的工作方法，但领导总是不置可否，“再看看吧”。
久而久之，丸子觉得生活陷入了一种机械和重复，“工作上很循规蹈矩，每天做的事情差不多，（小县城）文娱活动不够丰富，什么话剧、艺术展、脱口秀，这里几乎没有，去同好会遇到的也都是认识的人”。
“生活缺少一些新鲜感”，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去到一线城市工作，最好是在年轻人扎堆的互联网行业。
一次机会，她听到了两位在北京做互联网工作女生的播客《贤者时间》。丸子是资深播客听众，大学时就会从 Spotify 上下载一些对谈类播客练英语听力，去韩国交换时，也接触了几档音频类综艺。
但《贤者时间》让她耳目一新，“蛮治愈的播客”，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两位主播之间的友情，她们的一些对话、措辞特别吸引我，不由得会有笑声”。
听得多了，丸子和坐在对面工位的 Mody 提议，“其实我们也可以做”。Mody 比丸子小两岁，但早她三年进这家单位。两人同样是从北京读书回来，又在一个小房间里办公，朝夕相处了大半年，早已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Mody 一开始有点犯怵，市面上都是强观点输出的成熟播客，她担心自己积淀不够深厚，直到偶然间听到一档家庭播客，主播是教社会学的大学女教师，不定期邀请家庭内部成员来对谈，包括孩子的成长历程，甚至还有家庭内部的争吵，她一下子就有了信心：“这样都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每天4点30分下班，是什么样的体验？”
2021 年 2 月份丸子再和 Mody 提起时，两人一拍即合，开始思考播客的名字和定位。Mody 脑子转得快，脱口而出一个“鱼摸鱼”，随即又否定，摸鱼这件事不特别，在大城市年轻人的生活里也司空见惯。
那她们的特色是什么呢？Mody 想到了一个名称，“县里限外”，意思是讲述县城里尝试突破限制的年轻人们的生活。丸子觉得很准确，敲定了名字后，她们花了两个月才设计出最终的 logo。某个中午，丸子和 Mody 在饭桌上和毛毛谈论起这件事。
毛毛是在另一栋大楼办公的同事，温柔又仗义，三个人常常一块在单位食堂吃过午饭，驱车去附近商场的咖啡馆聊天、午休。得知丸子和 Mody 的想法后，她没多想就答应了。饭后三个人找了一家有包间的咖啡馆，用手机录了第一期：“今天的归巢青年是何模样？”
那期节目散发着一种县城独有的慵懒气息，三个土生土长的东北女孩在工作日的午后，用略带口音的普通话，聊了各自从大城市回到县城的原因，对县城生活的不满和共通的迷茫。
三位女生个性分明，丸子是热情洋溢的乐观主义者；Mody 古灵精怪，工作 5 年来总是陷入恋爱；毛毛心思细腻，又有执行力，是三个人里月收入最高的。
播客起步之后，丸子自觉承担了 leader 的角色，在三人小群里催促大家想选题，召集大家开会，每期节目三个人轮流当主持人、后期剪辑，剩下两个就负责文案和运营。开头几期播放量寥寥，丸子记得有一期她们聊着聊着就无所顾忌，“反正也没什么人听”。
没想到两个月后，她们简单聊了一期“每天 4 点 30 分下班是什么样的体验？”火速出圈，订阅量从 10 来个变成 1000 多人，整整翻了 100 倍。
走红后三个人既意外又纳闷，那期选题是 Mody 下班后在车上想的，节目里也只是各自说了下班后的生活。“聊得很平淡，背景音乐还太大，收听体验并不好。”Mody 说。三人分析了一通，得出结论：选题正好切中了大城市 996 年轻人的痛点和盲区，另外，要归功于丸子，节目发布后特地转发给了好几个主流音频平台的运营，这才上了首页推荐。
丸子对播客最上心，走红当天晚上激动得睡不着，每隔 1 分钟就在群里播报一次互动数据，直到凌晨 3 点，“第二天早上 7 点钟还要起床上班”。毛毛打趣丸子，“以后要是特别火了，不得把你熬死”。
“别人在飞，我在原地踏步”
随着流量增多，压力也越来越大，丸子是最焦虑的那个。她对标《贤者时间》，仿照互联网行业的惯例，给团队定下了一年内达到 1 万订阅量的 KPI。
最初，Mody 和毛毛有点望而却步，但抵挡不住丸子激情燃烧，把年度目标量化到了每期涨粉多少，一个月达到多少，还定期组织复盘。
“在丸子的带动下，我们也激情了起来，觉得可以实现了。”Mody 说，播客能有这么多听众，她和毛毛都挺知足的，“这个阶段主要是帮丸子实现她的梦想”。
Mody 和毛毛都在大城市碰过壁，一个在北京金融行业实习，曾加班到天昏地暗，一个在郑州的教培行业辗转到沈阳，又回到县城，“慢慢往家挪”。
在对未来的规划上，Mody 和毛毛都觉得自己“拼不动了”，两人约好一起去省会城市长春安家，找一份有编制的工作，她们很清楚自己寻求的是安稳之上尽可能有趣的生活。
只有丸子还执着于要去一线城市。前段时间她专程飞去深圳面试，2 天内集中面试了 10 家公司，面试过程中她发现自己不仅脑子跟不上，还丧失了对时代的感知。
一个 HR 问她想过 35 岁在职场上要做到什么位置吗，她第一反应是 35 岁怎么了？年龄是个问题吗？还有面试官直接告诉她，“你太严肃了，可能是在国企待太久的缘故”。最后没有一家公司有下文，丸子感到很挫败。回到县城后三人聚会，毛毛说，“欢迎回到现实世界”。
丸子一直想做个女强人，大学时她的榜样是一个走路带风、雷厉风行的学姐，当初丸子决定回老家时，学姐就劝她不要回来，肯定会后悔。
读书时的好朋友在大城市做咨询，偶尔两人聊天，丸子觉得“她谈吐清晰，讲话一针见血，很有气场”，是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那种“别人在飞，我在原地踏步”的感觉更加强烈了。
丸子想去互联网行业工作，但苦于没有经验，她希望播客可以成为一块敲门砖。
“做播客的过程就像在做一个产品，等到 1 万粉丝的时候再去投简历。”丸子说，“我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一块精神自留地
同样是县城青年，来自成都大邑县的小败画风清奇，他既不关心热点，也不讨论公共事件，播客对他来说，更像一块精神自留地。
他的播客名叫“加班Radio”，乍一看以为讲的是互联网大厂年轻人的 996 生活，但实际上，至今更新的 10 期，邀请的嘉宾都是小败朋友圈里的大邑县本地人，有刚认识的业余脱口秀演员、县城咖啡馆老板，还有他定期聚会的老朋友们。
每期播客从选题到录制都随性而为，第一期播客是农历新年的晚上，七八个县城里的朋友来小败家里做客，临时起意录的，每次录制结束后，小败几乎不做剪辑，因此，听众会在某期节目开头听到一个长长的嗝，在好几期节目里听到嘉宾拿起手机接电话的应答声。
小败从小在大邑县长大，目前是一名自由职业者，身上有一股成都人特有的乐天气质。从四川一所学院的设计系毕业后，他先去成都市区一家设计工作室做助理，工作上没有成就感，他就用业余爱好来填补。那段时间他每天下班都会去住处附近跑步，生活也过得去。
一年后，刚好老家一家自媒体公司在招活动策划，他就回到县城。和几个同公司的朋友挖掘本地有趣的人、事、物选题时，小败意外拜访了村子里一家夫妻合开的书店和建筑工作室。那家建筑工作室接了不少振兴乡村的公共建筑项目，小败和主理人聊得投缘，留了下来，一做就是 4 年。
正是在这期间，小败养成了边工作边听播客的习惯。“做设计画图要长时间对着电脑，我习惯听点东西，既不影响我画图，又能解闷。”
有段时间工作室接了一个项目，小败平均每天要开六七个小时的车，将近 3 个月的时间，他把一档节目全听完了，这还不是最疯狂的时候，2020 年疫情刚爆发那阵子，小败和工作室的四个伙伴，在成都市区租了一家宽敞的民宿办公，因为工作时间长，听播客的时间也变长了，“一天听 10 多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晚上偶尔去公园散步，甚至睡觉前，他也会戴着耳机听。
“主要听一个潮牌旗下和讲嘻哈音乐的播客。”小败对市面上扎堆的观点输出类播客无感，“我喜欢轻松的，太多讲大城市年轻人生活的播客，观点输出量比较大，听起来有点累。”
这样得劲地听了半年后，小败觉得播客这种形式可以“为我所用”。作为一个装备党，“装备不行会打击我的兴趣”，他先买了一个自带录音功能的调音台、监听耳机和 4 只麦克风。
除夕那天，吃过年夜饭后，小败喊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们来家里坐坐。他们一伙八九个人，因为某段时间恰好都没有工作而熟识，闲来无事就聚在一块喝酒、吃烧烤、打狼人杀，之后也定期聚会，小败见证了其中好几对情侣从初识到结婚的全过程。
“有好几个聊着聊着真的哭了”
老朋友们陆续到了小败家，小败提议，“我们今天录个东西玩一下”。
他没有提到播客，因为“县城 100 个人里 99 个人是没听过播客这个东西的”，只说是做个记录，对着话筒讲讲过去一年，自己生活里发生的重大事情，和对新一年的期待。
朋友们听了，都很捧场，有两个推辞说普通话不好，小败也不勉强。
这帮老朋友们的人生已经开始分野，有结婚了的，有准备生孩子的，还有相亲五六年仍孤身一人的，有公务员、老师、家庭主妇，还有自己做生意的小商贩。
小败觉得，相亲多年的那位高中女同学，是最能代表县城年轻人生活现状的一个。她学编导出身，毕业后在成都电视台工作了一两年，就回到县城，“接受家庭的安排”，在父母和姨妈所属的医院宣传科工作，每天走路 5 分钟就到单位。亲戚们从那时起就张罗着给她介绍男朋友，她也从不拒绝，生活里没有太多烦恼，“主要焦虑就是结婚”。
进到设备间后，小败问她过去一年有哪几件重要的事情，女同学第一反应就是相亲。性格大大咧咧的她，笑着分享自己最近被一个相亲对象强吻的故事，小败只能跟着乐呵。
“换作大城市的女孩，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性骚扰了，但在县城，人们没这个意识，说的人当笑话讲，听的人也当八卦听。”
小败没想到，此前从没进过录音间的老朋友们，面对麦克风，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他这才知道朋友们平时聚会时藏在心底的那些郁结：做语文老师的女性好友，骨子里就文艺，年底刚刚离婚；看起来恩爱的那对夫妻，过去一年共同经历了一次流产；还有一个哥们考公务员五六年都没考上，“有好几个聊着聊着真的哭了”。
但走出房间后，朋友们又都恢复了正常，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嬉笑怒骂。那期播客剪出来后，只有几个女性朋友听了，但反馈也都是“谁谁谁讲的挺好玩”，有意识地不去触及彼此生活里那些沉重而真实的部分。
“话筒是有魔力的。”小败说。当朋友来到录音间，面对主持人和话筒，成为那个狭窄空间里的主角，“很快就会变成放松的状态，能聊出很多日常聊不到的东西”。
在做播客的小镇青年里，小败无疑是个颠覆人们刻板印象的异类。他喜欢热闹，经常是攒局的那个人，即使他喜欢的前沿设计、嘻哈音乐和播客，在县城里找不到同好，他也不觉得忧虑。
自由职业了一段时间，他常常一个人去图书馆看书，偶尔和老友喝酒扯皮，没钱了就接点私活，“我现在连工作的想法都没有”。
大部分时间里，他享受作为一名小镇青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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