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ID：xihuamentalk），作者：王明远，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北方降水异常多，《华北重返水乡，历史兴亡又到关键期》《西北暖湿化，荒漠变绿洲》《气候逆转，中国重回汉唐》一系列自媒体文章流传非常广。不过，这些观点在业界并不被认可，接连遭到中国气象局、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干旱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机构的辟谣。
笔者家里曾经在内蒙古投资农业，每天都要可怜巴巴地看天气预报，对近些年对华北半湿润及西北半干旱地带的气候变化有最深刻的体会。过去读研究生时学的是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农业史以及经济区域地理演变，这些也都必须对历史气候变化有深刻了解。因此，本文从亲身经历以及平时对气候史知识的积累，说说这两个观点的欺骗性。
一、今年降水偏多只是近年全球暖化导致的极端天气频繁出现的一个表现
由于全球暖化加剧，近十多年来极端天气逐渐增多，这是全球气象科学界的共识，也是普通常识。以北京为例，2012年北京发生7.21暴雨，最大降水量超过460毫米，导致79人死亡，是建国以来北京损失最严重的洪涝灾害。2016年冬至2019年春，北京又发生连续三个冬季严重干旱，几乎没有任何降雪，只是到3月冬末春初才出现一场雨夹雪。其中2017年—2018年冬季创下了连续145天无降水的记录，从秋天的10月23日到次年3月16，将近5个月没有任何有效降水，这两年年降水也都不足500毫米，
笔者家庭农场所在的内蒙古赤峰市也是如此，2009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都发生严重旱灾，其中2009年赤峰市绝收35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近20%，2014年旱灾，受灾人口占全市农民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当时农牧民抗灾情景历历在目。而在2020年和2021年又发生严重洪水，尤其是今年的大水冲坏了很多桥梁，过来视察灾情的自治区领导也只能涉水而过。
全球的暖化还导致蒙古高原沙尘暴情况加剧，比如2015年4月15日特大沙尘暴造成几乎几乎所有早播的农田绝收，笔者当时正在内蒙古，亲眼目睹赤地千里的情况。今年3月15日的沙尘暴，也是让蒙古高原损失惨重，即便是风暴中心两千多里外的北京也黄沙漫天、遮天蔽日。这些年气象异常给农业投资者们的感受是，农业越来越不好做了，旱涝风雹雪越来越多，经营风险越来越大。
另外，极暖、极寒现象越来越突出，比如今年1月7日，北京南郊观象台测得-19.6度的低温，是1951年建站以来最低纪录。在内蒙古也是，2015年夏季克什克腾旗出现降雪，而2018年春季又普遍高温，4月就开始体验到30多度高温，这在蒙古高原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今年雨水多，不代表北方要成江南了，放在这十年来看，是气候变得越来越反常，极旱极涝都增加的一个表现。气候变化是个至少百年为周期的过程，不能见风就是雨，拿几年的气象资料说事。如果仅凭今年的降水多就去推断华北将成为水乡，那也是否可以依据前几年北京老是不下雪，来推断北方在变得日趋干旱呢？
二、华北最近降水变化并未突破历史常态范畴
自媒体欢呼“华北重回水乡”，言外之意就是华北要重现江南的那种亚热带气候，其中透露了两层意思：华北以前是亚热带气候，华北变成水乡轻而易举、指日可待；华北变成亚热带是好事。
我们先看第一层面，华北地区的确在周初以前曾经是亚热带气候，考古资料表明，白洋淀周边出土过5000多年前的水青冈、山核桃、枫香等亚热带植物的痕迹。但是自从3000年前的气候变冷后，华北再也没有回复到亚热带气候。整个区域从暖温带，变成亚热带，是一个漫长的、巨大的气候演变过程，是目前在世的所有读者们都不会看到的，所以第一个层面不成立。
再看第二层面，如果华北地区变成亚热带，那就意味着京津一带的年平均气温需要从目前的11-12度，上升到15度以上。地球平均温度升高3—4度，海平面要上升多少？干旱和洪涝也增加多少？恐怕对于人多、地少、水少的华北来说，更多意味着是一场灾难，而不是什么好事。
从历史降水看，今年的降水即便多，在历史上也并不是算是特别年份。中国北方最准确的历史降水记录是清宫钦天监在观象台所做的《晴明风雨录》，它们今天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为我们保留了从雍正二年(1724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降水详细资料。气象学家将之与1841年以来在京西方传教士的实测比较，吻合度非常高，因此可以作为判断近300年来北京气候变化的可靠资料。
根据《晴明风雨录》以及此后的近代科学测量，我们可以发现北京在1790年代、1820年代、1840年代、1870年代、1890年代、1930年代、1950年代都出现过丰雨期，丰雨期年平均降水可以达到800毫米左右，峰值年份可以达到1400毫米左右。
而今年作为近十年降水最多的年份，目前累计降雨还不足800毫米，而近十年平均降雨量也不过600来毫米，两个指标都跟历史上丰雨期差距都很远，根本无法得出华北降水明显增多，重新变成水乡的结论。
三、西北地区干旱化趋势仍未逆转
这些年西北的降雨的确增加了不少，新疆年降水量增加速率为每十年增加9.6毫米，青海、甘肃中西部年降水量增加速率为每十年增加5.4毫米。1980年代西北地区47个气象观测站平均降水为110毫米，为历史最低水平，如今达到140毫米左右。虽然有明显增长，但是仅仅恢复到1960年代水平，与20世纪初的降水量仍相差甚远。而本地蒸发量在800—2000毫米之间，即便是降雨有所增长，对于改善气候也是杯水车薪。
随着温度升高，蒸发量的增加更明显。如中科院大气物理所魏科的研究表明，近二十年来气候暖化导致的降水每增多10毫米，蒸发量就会增加20毫米，言外之意，蒸发量增加速度是降水量的二倍。就像张三月收入300元，即使他增加到400元也还是贫困，考虑到可能他的收入增加是通货膨胀带来的，那么可能他的生活水平不提反降。
所以，尽管自媒体世界中的西北环境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在科学系统监测中的西北地区气候，仍然是干旱进一步加剧，比如：帕米尔高原地区干旱指数，二十年来增加了65%；新疆建国初湖泊面积9700平方公里，而如今仅有4700平方公里。正像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所指出的，“西北降水量增加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干旱半干旱气候特征，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年降水量还在减少，所以水资源短缺仍是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
并且西北的暖湿化带来的局部生态改善背后，是极端自然灾害的增加，比如山洪增加、冰川退化、冻土消失等问题。从近年国家应急管理部和新疆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文件来看，更是把这种变化当成是风险，而不是利好。
四、生态恢复不等于气候改善，更是人为干涉的结果
自媒体文章为了证明离谱的结论，会找出一些例子，比如西北干涸多年的塔里木河、疏勒河下游开始过水。的的确确，这些地方生态开始改善，但是这并不是气候改善带来的，而是国家一系列生态恢复工程的结果。这种生态改善是建立在巨额投资之上的，并不是可持续的。因此，无法以某些地方生态改善，甚至重现古代记载的景观，来倒推北方气候出现根本改善，重现历史暖湿期。
2001年之后，国家开始整治塔里木河断流问题，仅仅工程第一期9年，投资就多达107亿，20年下来耗资可能不止200亿。截至2020年，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已向塔里木河下游实施生态输水21次，累计输水量达84.45亿立方米，这将近占塔里木河年径流量的40%。
敦煌附近的疏勒河、哈拉奇湖也是，累计耗资达数十亿，单靠敦煌本地40余毫米的降水，根本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地表径流，形成河道径流和湖泊。
永定河今年实现全线通水，这背后是国家投资42亿元，以及对整个水系的整体调度的成果。为了实现全线通流，特意通过南水北调、引黄工程等补水7000多万立方米，又命令官厅水库、洋河水库、三家店、卢沟桥枢纽等开闸放水，才实现了下游廊坊、天津段有水的景象，而非降雨增多所致。
另外，在北方很多地方这些年植被在恢复，这也得益于“三北防护林”等工程的实施。不过不能说，华北的山区有树了，气候就变得暖湿了，因为即使在明清干冷季，这里的植被也很好。在半湿润或半干旱环境下的植被，跟人类活动破坏程度更相关。
五、气候变化与国运并无关系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凡是暖期，中原王朝就强盛，凡是寒冷期，中原王朝就衰落。所以，自媒体的落脚点，都会落到气候变暖预示着国运昌盛上来。但从哪个方面这些说法都有问题。
第一，现在看即使是历史时期，暖期也未必意味着中原就会昌盛。最新的气象史研究表明，13世纪是北方极暖期，但是仍然发生了新崛起的游牧民族蒙古吞并整个汉人文明区的事情，明代总体为寒冷期，但是明朝确实一个强盛的帝国。
第二，告别农业社会后，气候对社会影响不是太大了，一个地方兴衰与冷暖没有必然关系，而是更取决于产业资源禀赋、制度等，这是经济学常识。比如，欧洲最发达的地方是寒冷、阳光少的北欧，而不是热量充足的南欧；总体来讲，美国还是最寒冷的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最发达，而不是温暖的南部亚热带地区。中国未来的国运，更取决于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教育和人口素质的提升，而不是温度的上升。
第三，历史温暖期，也是危机孕育期。因为暖期是全球同步的，老天不会只眷顾中华大地，让你变暖，而不让其他地方变暖。但凡是华北暖期，蒙古高原或东北平原也会进入暖湿期，这时候草原游牧民族、山林渔猎民族的人口也会暴增，如果气候一旦转寒，这些膨胀的人口会在生存压力下南下，冲击中原地区。每次历史暖期之后，都会有一次中原文明的大溃败，很难说气候变暖对中原是好事、还是坏事，“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所以，将近年的气候反常，说成是北方变水乡，西北变江南，而忽视环境整体变差的事实，并且跟国运挂钩，纯粹是“丧事喜办”。何谓国运？国运在于人心，在于勤勉、智慧，地球的大气环流不会赐给人们国运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ID：xihuamentalk），作者：王明远